赫舍尔认为，宇宙在不断地演化——不是按照固定的数学定律，而是像一个生命体——周而复始，既有变化，又有新生。洪堡对这一想法十分感兴趣。在赫舍尔的著作中，他用花园比喻宇宙，用“萌芽、开花、长叶、成熟、衰落、枯萎和腐败”来解释恒星和行星的形成。若干年后，洪堡将再次使用这一意象去描写“伟大的宇宙花园”，在他的笔下，星星的不同生命阶段就像“一棵大树的荣枯”。
阿拉戈和洪堡还去皇家学会参加各类会议。皇家学会始建于 1660 年，致力于“通过实验来增进对自然的认识”，并迅速成为英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每逢星期四，学会成员会集会讨论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他们进行激奋人心的实验，学习最新款望远镜的使用方法，以及交流关于彗星、植物学和化石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会上互相辩论，交换结果，朗读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外国学者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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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这里更适合进行科学交流活动的地方了。洪堡在一次会议后说：“所有学者都是兄弟。”两年前，皇家学会的会员们将洪堡选为外国成员，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当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当众称赞他新近发表的植物学著作为“迄今为止最精美、最宏大”的一部作品时，洪堡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班克斯还邀请洪堡参加更私密的皇家学会晚餐俱乐部。洪堡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化学家汉弗莱·戴维等人。吃惯了巴黎的美食，洪堡对这里的食物印象一般，他抱怨道：“我在皇家学会吃饭的时候，有人在那儿食物中毒了。”虽然饭菜并不可口，但只要洪堡在场，出席晚餐的学者人数就会显著上升。
在洪堡周旋于各种会面时，阿拉戈常伴其侧。但到了晚上，阿拉戈就放弃社交活动回去睡觉，留下不知疲倦的洪堡继续奔赴下一轮访问。48 岁的洪堡并没有丢失年轻时的冲劲，他最不喜欢伦敦的一点就是僵化的社交礼仪。“这实在太可恨了，”他对一位朋友抱怨道，“九点钟的时候要把领带系成这样，而十点钟又要换成那样，十一点钟再换一个样。”虽然规矩烦冗，但想见他的人太多了，因此也算值得。无论去到哪里，洪堡都会受到最隆重的欢迎。洪堡发现，“所有位尊权重的人士”都赞许他的研究和考察印度的计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改变主意。
皇家学会会议厅
在伦敦停留一个月后，洪堡头昏脑涨地回到巴黎，仍未获得去往印度的许可。今天，洪堡递交的申请文书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得知东印度公司用了何种理由来拒绝他。但若干年后，《爱丁堡时评》（Edinburgh Review）刊登了一篇文章，称这一拒绝背后的原因是某种“登不上台面的嫉妒”。很可能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不希望冒这个风险，让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普鲁士人到印度去捣乱、调查殖民地的不公正行为。眼下，洪堡无法去到任何一个靠近印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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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洪堡的著作正畅销英国。《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的英文版于 1811 年发行，而更为成功的一部是《旅行故事》（Personal Narrative）（全套 7 卷，第一卷于 1814 年被翻译成英文）。《旅行故事》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游记，但附加了详细的科学笔记；全书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洪堡和邦普兰于 1799 年从西班牙启程的旅行。①正是这本书，未来将鼓舞查尔斯·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的旅程。达尔文曾经说过：“我几乎可以一字一句地把这本书背出来。”
《旅行故事》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部科学探索日志。洪堡解释道，大多数人只知道忙着测量、采集植物或收集交易中心的经济数据，但没有人将精准的观察与“画家描绘风景的手法”结合起来。洪堡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加拉加斯拥挤的街道，穿过亚诺斯尘土飞扬的平原，深入奥里诺科河畔的热带雨林。他所描述的大陆是英国读者完全不熟悉的，但也因此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爱丁堡时评》称，洪堡的文字太生动，读者们“好像在与他一起经历危险、恐惧、成功与失望”。
几则针对《旅行故事》的负面评论大都出现在对洪堡的自由派政治观点抱有敌意的报刊上。保守的《书评季刊》认为洪堡对自然广收博览的态度不可取，因为他并没有遵从某一种特定的理论；评论称，他“想享受一切事物……迎着所有的风起帆，在所有的河流中游泳”。但几年后，即便是《书评季刊》也不得不称赞洪堡将科学研究与“温暖的感受力与强大的想象力”结合起来的独特才能。评论者称，洪堡像一位诗人那样写作。
此后几年，洪堡对拉丁美洲的描述及其对自然的新见解开始对英国文学和诗歌产生影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科学怪人》发表于 1818 年，也就是《旅行故事》第一卷出版 4 年后。书中，“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人造怪物表达了想要逃亡到“南美洲的广袤荒野中”的愿望。不久，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提到了洪堡的名字，并对他发明的“测蓝计”进行了嘲讽：
韩伯特②，引最近的报导来说，
那“空前的旅行家”，但非绝后，
他发明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或那伟大的发明在什么时候；
总之是一种测空器③，对着蓝天
可以推算天时的变化和气候，
它妙在能把“蓝色的深度测量”，
我但愿能测一测你，达芬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