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们试图施以援手。当时正在利马的玻利瓦尔正要将西班牙人赶出秘鲁。他给弗朗西亚写信，要求释放邦普兰，并威胁要带兵进入巴拉圭解救他。玻利瓦尔说，弗朗西亚可以把他当作可靠的盟友，但前提是“那个我所热爱的无辜之人不会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洪堡也试图通过欧洲的关系施加影响：他收集附有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信寄往巴拉圭，并请求伦敦的老相识乔治·坎宁（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领事馆提供帮助。但弗朗西亚仍然拒绝释放邦普兰。
与此同时，洪堡自己的旅行计划也再次陷入停滞。虽然摄政王和坎宁都支持他的申请，但东印度公司继续拒绝洪堡进入印度的申请。在过去这几年中，他似乎一直在几个地方来回打转。在拉丁美洲和刚返回欧洲时，洪堡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现在，他处处受阻，几近窒息。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充满英雄气概的年轻冒险家，而是一位年过五旬、备受尊敬的知名学者。其他人到了这个年纪恐怕已满足于后辈的崇敬与追捧，但洪堡却不愿意安定下来。还有太多事情想做！他如此焦灼，一位友人把这种状态称为他与生俱来的、“偏离中心的病症”。
洪堡感到挫败、恼怒与失望，认为人们都在欺骗他、不重视他。于是他宣布永远离开欧洲，打算搬到墨西哥去，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所科学研究机构。1822 年，他告诉哥哥威廉，自己要在墨西哥聚集一大群学者，享受“思考的自由”。在那里，他至少有把握受到“极大的尊重”。他几乎确信自己的余生将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度过。几年后，他还告诉玻利瓦尔，自己打算迁往拉丁美洲。没有人知道洪堡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想去哪里。威廉总结道：“亚历山大总是把事情想象得很重大，然而真正发生的大概连一半都不到。”
176
东印度公司也许固执不化，但在英国，似乎其他所有人都对洪堡极为热情。很多在伦敦结识的英国科学家到巴黎去拜访他。著名的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再次来访，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的儿子约翰·赫舍尔（John Herschel）也登门问候。被后世尊为计算机之父的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说：无论来访者是大名鼎鼎还是默默无闻，洪堡都“非常乐于提供帮助”。牛津大学的地质学家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也为能在巴黎见到洪堡而感到十分兴奋。他在信中写道，自己从未听过一个人说话说得这么快，同时又如此绝顶聪明。洪堡一如既往地慷慨相助，他打开橱柜和笔记本，与巴克兰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收藏。
最意义深远的一次是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到访，他的研究将帮助查尔斯·达尔文构建演化理论。莱尔迷恋研究大地的形成，曾于 1820 年间游历欧洲各地，考察山峰、火山和其他的地质构造，并以此为基础写就了一部极具革命性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23 年夏天，也就是邦普兰被捕的消息传到玻利瓦尔耳中的同时，时年 25 岁且激情洋溢的莱尔到达巴黎，行囊里塞满了介绍他与洪堡见面的信函。
自从离开拉丁美洲，洪堡的研究项目之一就是收集全球岩层的数据，并进行比较。将近 20 年后，他终于将结果发表在题为《岩石层积的地质认知》（Geognostical Essay on the Superposition of Rocks）的著作中，在莱尔来访的几个月前刚刚出版。这正是莱尔希望得到的信息。他后来写道，《岩石层积的地质认知》对他而言是“最具影响力的一课”。他认为，不算其他成就，单凭这一部著作，洪堡就可以跻身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行列。在此后的两个月中，二人经常在下午见面，他们谈论地质学、洪堡对维苏威火山的观测以及共同认识的英国朋友。莱尔发现，洪堡的英语极为流利；他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写道，“胡姆波”先生——根据洪堡的法国仆人的发音——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有用的数据。
他们还讨论了洪堡发明的等温线概念，即我们在今天的气象图中看到的线条，它们是全球同一水平面上大气温度相同的不同地理位置之间的连线。①洪堡在一篇题为《论等温线和地球表面热量的分布》（1817）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一设计，想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全球气候分布的规律体现出来。这篇论文将帮助莱尔形成自己的理论，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理解气候的方式已经诞生，它将成为后续所有关于热量分布研究的基石。
177
在洪堡发明等温线以前，人们都通过长长的温度表格来整理气象信息。冗长的清单列举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及其天气状况，虽然表格中记录的温度数据十分精确，却很难进行比较。洪堡用直观的图形来统览同样的数据，既新颖又简洁。不需要阅读烦琐的表格，只需看一眼等温线地图，就能发现不少规律模式：波浪状的条带环抱地球。洪堡相信，这是“比较气候学”的开端。他的预见极具前瞻性。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在用等温线来理解和描述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等现象。等温线让洪堡与后继的学者们能够以全球眼光来寻找规律，莱尔则应用这一概念去研究气候变化与地质变迁的关系。
标有等温线的地图
莱尔《地质学原理》的中心论点是，地球是由一系列微小的变化逐渐积累形成的，而非其他科学家猜想的那样起源于剧烈的、突发的灾难事件，如地震或洪水。莱尔相信，这些缓慢的力量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从当下的状况入手去理解过去。为了证明渐变论，并把讨论从启示录式的地球起源理论上引开，莱尔必须解释：行星表面是如何慢慢冷却下来的。莱尔后来向友人回忆道，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他“饱读了”洪堡的著作。
178
洪堡细致的分析指向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不同于以往的假设，实际上，处于同一纬度的地表，其温度并不相同。海拔高度、陆地面积、离海洋的远近程度以及风力都会影响热量的分布。陆地的气温比海洋的更高，而且会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莱尔认为，这意味着地质力量抬升地表时，温度也相应下降。长期以来，这一抬升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冷却效果——地球在发生地质变迁的同时，气候也跟着变化。多年后，一位评论家追问莱尔《地质学原理》中理论形成的“起始时刻”，莱尔答道，是在读到洪堡关于等温线的论述时。莱尔称，“应该归功于洪堡的优美文章”，他还说，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将洪堡的气候理论“应用到了地质学中”。
洪堡尽其所能地帮助年轻的科学家，不管是分享想法还是解囊相助。他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卡洛琳娜曾经担心那些所谓的朋友是在利用他的好意：“他自己吃干面包，却让那些人吃肉。”但洪堡似乎并不介意。他处在滚动的巨轮中心，一直向前，总是乐于建立联系。
他曾经向玻利瓦尔推荐了一名计划前往南美洲考察的法国年轻学者，并将自己的仪器送给这位学者作为装备。另一次，他将一位想要移民去美国的葡萄牙植物学者介绍给托马斯·杰斐逊。德国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是发现氮元素为植物必需营养成分的化学家，他曾回忆道，与洪堡在巴黎的见面“奠定了我未来工作的基础”。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华盛顿与洪堡初次见面，二人之后又在伦敦和巴黎重逢；受到洪堡的启发，他致力于对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研究，今天被公认为美国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加勒廷后来写道，自己的兴趣源于“一位尊贵友人的请求，那就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
179
洪堡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人推进事业和旅行，而自己前往印度的希望却已经基本破灭。他在欧洲四处游历，以排遣自己远行的渴望：瑞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但毕竟不可相提并论。他并不快乐，向普鲁士国王解释自己继续留在巴黎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从他 20 年前返回欧洲开始，腓特烈·威廉三世就反复要求他回柏林，并且在此期间无条件地发放每年的俸禄。洪堡一直坚称自己需要沉浸在巴黎的科学氛围中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但法国的政治格局也在不断转变。
1815 年，在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加冕成为国王。②虽然专制统治并没有恢复，但曾经高举自由和平等火炬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全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权参与下议院的选举。虽然路易十八尊重某些自由主义的政见，但与他一同回归法国的是一群尊奉王权的流亡精英，这些人希望复辟革命前的旧政权时代。洪堡眼见着这些人重掌大权，心中燃起恨意和愤怒的火焰。查尔斯·莱尔从巴黎给父亲写信称：“他们已经无可挽救地选择了专制王权。”
1820 年，国王的侄子贝里公爵（排位第三的王位继承人）被一名波拿巴党人刺杀。从那之后，保王党人更加肆无忌惮，对舆论的审查变得极为严厉，不经审判便可实行逮捕，而富人们则获得了双重投票权。1823 年，极端保王党人在下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洪堡非常失望，对一位美国访客说，只要看看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创立的《论辩报》（Journal des Débâts），就知道现在的出版自由已限制到何种程度。他还忧虑地注意到，宗教重新掌控法国社会，这进一步限制了科学的自由思辨。在保王党人上台后，天主教会也时来运转。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巴黎的天际线上又增添了不少新建教堂的尖顶。
180
洪堡致信一位日内瓦友人，称巴黎“比任何时候都更不适合”作为科学研究的中心。运营实验室、开展研究和教学的经费被大幅削减；科学家们被迫争相取悦新国王，实验探究精神也遭扼杀。1823 年，洪堡对莱尔说，学者们成了政客和贵族手中“听话的工具”，就连伟大的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都牺牲了自己的研究天分，去追逐“缎带、十字架、头衔和恩宠”。在巴黎，政治角力风波迭起，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洪堡觉得自己周围不是部长，就是前任部长。他对莱尔说：“他们像秋天的落叶堆叠在一起，还没等下面的腐烂，新的一批又堆了上来。”
法国科学家们担心，巴黎将失去其在创新与科学思想领域的中心地位。科学院里的学者们无所事事，仅有的一点讨论也经常演变成争吵。更糟的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成立，他们要将图书馆的收藏“清扫干净”：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如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都将被移除出去。1824 年 9 月，没有子嗣的路易十八去世的弟弟查理十世——极端保王党人的领袖——继任为国王。所有之前还相信自由和革命精神的人们都明白，这意味着巴黎的思想环境将变得更加压抑。
洪堡自身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年过五旬，他原本栗色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右臂饱受风湿之苦，几乎完全麻痹难以转动。他对友人们解释道，这是当年在奥里诺科河沿岸、在雨林中潮湿的地面上露宿落下的病根。他仍保留着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过时风格：合身的条纹马裤，黄色马甲、蓝色外套、白色领巾、长靴和一顶破旧的黑帽子。巴黎已经没有人这样打扮了。洪堡这么做既是为了节俭，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早已花光继承到的遗产，租住在塞纳河边一间简朴的小公寓里。卧室中没有几件家具，另外只有一间书房。洪堡既没有钱，也毫无兴趣去购买昂贵的时尚服装和奢华家具。
1826 年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耐心已经耗尽。20 年过去了，他致信洪堡：“你应该已经发表完所有著作了吧，那些你认为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好的东西。”他不愿意让洪堡继续留在法国，怒斥道：“每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都应该憎恨那个国家。”国王期待洪堡“速速归来”。毫无疑问，这是一道命令。
洪堡确实需要国王付给他的俸禄，因为多年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让他“穷得像只教堂里的老鼠”。他必须量入为出，但又实在不擅长理财。其著作的英文版译者曾经这样评论道：“天地之间，洪堡先生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做生意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