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luence：Spreading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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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柏林
亚历山大·冯·洪堡于 1827 年 5 月 12 日抵达柏林。他已经 57 岁，可还是像 20 年前一样讨厌这座城市。他知道往后的人生将全然不同，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被“无聊而一刻不停”的宫廷生活占据。腓特烈·威廉三世有 250 名廷臣，其中大部分人只是顶着一个荣誉称号罢了。洪堡必须陪侍内廷，却不能影响政治决策。他的任务是为国王提供知识上的消遣，以及在晚餐后朗读书籍。洪堡戴上微笑而健谈的面具，试图保全自己的个人尊严。30 年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宫廷生活剥夺了最杰出智者的天才与自由。现在的他却也不得不遵从王室的日常起居。洪堡所谓的“钟摆式”生活开始了：他追随国王，从一座城堡搬到另一座夏宫，然后再回到柏林，带着大批手稿与装满书籍和笔记的行李奔波在路上。一天中唯一能够留给自己的工作时间是午夜到凌晨三点。
洪堡发现，普鲁士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言论审查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众集会——哪怕是科学上的探讨——都会招惹嫌疑，学生团体则被强制解散。普鲁士没有宪法、没有国会，只有一些地方上的议会可以向政府提供建议，但它们却不能立法或制订税则。每一项决议都在严密的王室监督下进行。整座柏林城透着军事化的气息，每栋公共建筑前面都有哨兵巡逻。旅客们还注意到，城中出现频繁的击鼓声和士兵演习，军人好像比普通市民还多。一位旅客回忆道，这里时刻进行着阅兵，“各式各样的制服出现在各个公众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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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参与内廷政治决策的权力，但洪堡下定决心，至少要努力地将开展智性探索的好奇心注入柏林的生活。这里亟须这样的空气。洪堡年轻时曾以矿井监察员的身份为矿工们建立一所学校，并私人出资维持它的运营。20 年前，他的兄长威廉几乎以一己之力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亚历山大也同样相信，教育是自由和幸福社会的根基。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例如在伦敦，有人发放小册子警告民众，穷人们会因为拥有知识而“妄自尊大，背离他们卑微而劳苦的工作”。
柏林城市宫（普鲁士王宫）
洪堡相信学习的力量，并为大众撰写如《自然之观点》这样的书籍，而不是一味地面向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一到柏林，他就尝试在大学中建立化学与数学学部；他和同事们积极通信，讨论实验室的可能安排，以及一所综合性理工学院的优势。他还努力说服国王在柏林建造一个装备最新仪器的天文台。虽然有些人视洪堡为“阿谀奉承的廷臣”，但正是他在宫廷中所处的地位给了他支持科学家、探险家和艺术家的机会。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必须看准国王“空闲的时候”博取他的注意，坚持反复劝说。没过几星期，他就忙着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一位同事认为，洪堡具有“令人嫉妒的才能”，到哪都能成为知识与科学探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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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洪堡一直批评政府的作为，公开发表自己的异见。但回到柏林时，他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年轻时，他曾被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所鼓舞；但近年来，他在法国目睹极端保王党人对旧政权的复辟，历史的时钟倒转，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气氛也日趋保守和动荡。放眼望去，改变的希望似乎处处碰壁。
最近这次访问英国，他与旧日相识乔治·坎宁见面，后者刚刚出任英国首相。他发现坎宁所在的托利党正就社会和经济改革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导致新的政府班子很难组建起来。1827 年 5 月底，也就是洪堡到达柏林 10 天后，坎宁不得不向站在对立面的辉格党人请求支持。洪堡从柏林的报纸中读到，英国的局面日益恶化。所谓的谷物法（Corn Laws）是改革争辩的焦点，该法律允许政府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不久前，英国上议院做出决定：搁置一项针对这部充满争议的法律的修正案，不予表决。这意味着从美国等地进口的廉价粮食会因为重税而变得极为昂贵，这样便为富裕的英国地主阶级消除了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并让他们获得垄断权，可以任意控制粮食价格。其结果将是面包价格居高不下，最终受苦的仍是穷苦大众。富人更加富裕，穷人仍然贫穷。坎宁预言：“我们正在面临一场产权持有者与大部分人口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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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局势也同样动荡。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召开，德国诸邦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改革措施也被搁置。在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组织下，维也纳会议决定建立德意志邦联，将 40 个邦国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以取代业已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建立的莱茵邦联。梅特涅希望德意志邦联的成立能够重新平衡欧洲的格局，并遏制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膨胀。这个邦联没有个人首脑，位于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行使统治权的国会，不如说是各成员国使节的集会，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恢复了部分经济，又扩张了领土，吞并了拿破仑建立的短命诸侯国威斯特法伦、莱茵河两岸以及萨克森的部分领地。此时的普鲁士西至荷兰，东达俄国。
德国诸邦对改革持怀疑态度，认为那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梅特涅曾说，民主是“一座火山，必须浇熄”。洪堡曾经在巴黎和维也纳与梅特涅见过数次，并对近期的态势感到失望。虽然二人曾就科学进展有过通信，但他们相互足够了解，因此对政治避而不谈。奥地利首相在私下里说洪堡的“头脑在政治上走了歪路”，而洪堡则因梅特涅的政策陈旧而称其为“木乃伊的石棺”。
洪堡的故国正处在反自由主义的漩涡当中。由于缺乏政治权力，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受到钳制，普鲁士的中产阶级选择转而向内，将精力集中在私人领域上。音乐、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主要方式，而任何曾经回荡在人们心中的革命情怀都已消失殆尽。洪堡所了解的 1789 年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处在更乐观的境况之中。西蒙·玻利瓦尔意识到，建立国家比打仗更难。洪堡搬回柏林的时候，已经有若干个殖民地成功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墨西哥宣告成立共和国，中美洲联邦共和国、阿根廷、智利、玻利瓦尔领导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新格拉纳达）、玻利维亚和秘鲁也陆续成立。但旧日盟友纷纷转而与玻利瓦尔为敌，他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自由联盟的梦想已近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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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年夏天，玻利瓦尔主持召开的泛美洲国会只有四个拉丁美洲共和国出席。可是他设想的北起巴拿马、南至玻利维亚的安第斯联邦不仅没有就此诞生，反而彻底终结。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对联合彼此毫无兴趣。更糟糕的是，1827 年春，玻利瓦尔得知自己在秘鲁的军队叛变。此时，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不仅没有支持“解放者”玻利瓦尔，反而赞许了这次兵变，要求将玻利瓦尔赶下总统之位。一位玻利瓦尔的亲信后来称，这次事件标志着他们进入了“一错再错的年代”。洪堡也认为，玻利瓦尔太过独揽大权。他向一位哥伦比亚科学家兼外交官表示，南美洲当然要感谢玻利瓦尔立下的功劳，但他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违宪的、拿破仑式的”。
就连北美洲的局势也让洪堡感到担忧。杰斐逊和亚当斯恰巧同时在美国建国 50 周年之际——也就是 1826 年 7 月 4 日——去世，美国建国元勋的世代就此凋零。洪堡一直敬仰杰斐逊，并对他建立的国家抱有深厚的感情，但也始终为迟迟不能废除奴隶制而感到焦虑。1820 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密苏里妥协”（Missouri Compromise），为奴隶主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当时，美国正在加速西进，不断有新的州成立并加入联邦，关于奴隶制在新成立的州是否合法便成了热门议题。“密苏里妥协”承诺，凡是北纬 36°30′以南新成立的州（大约与田纳西和肯塔基州界平齐）都可以引入奴隶制度。洪堡大失所望。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向美国访客、记者和报界表达自己的惊讶：奴隶制竟然在这个国家愈演愈烈。
对政治和革命均感失望的洪堡，转而将全部精力投放在科学上。某天，他收到墨西哥政府代表的来信，请他在墨西哥和欧洲的贸易谈判中给予协助。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已经淡出政治。”他写道，因此不能再插手这类事务。从现在开始，他将专注于自然、科学和教育。他想帮助人们释放智性的潜能。“知识带动思考。”他说，而思考给人以力量。
1827 年 11 月 3 日，洪堡回到柏林已过去将近半年的时间，他在大学中举办了多达 61 次的系列讲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从 12 月 6 日起，他又在柏林的音乐厅（歌唱协会所在地）另加了 16 场演讲。在此后的六个月内，他每周会举办若干次讲座，每次都有数百位听众前来聆听。洪堡不是照本宣科地演讲，而是生动地讲述令人振奋的全新内容。他试图将科学大众化，不收取分文入场费：挤在台下听讲的有王室成员、马车夫、大学生、仆人、学者和建筑工人，听众中有一半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