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冯·洪堡称，柏林从未有过如此盛况。每当报纸发布最新的讲座信息，人们就蜂拥而至，奋力争抢一个座位。演讲当天会造成市内的大规模交通拥塞，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必须十分费力地维持秩序。在洪堡登上讲台的一个小时前，礼堂里已经座无虚席。范妮·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anny Mendelssohn Bartholdy，作曲家菲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姐姐）回忆道，“推挤的场面十分吓人”，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时，女性不能进入大学学习，甚至无法出席科学社团的聚会；现在，她们终于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可以“聆听充满智慧的言语”。范妮对一位朋友说：“那些绅士们可以尽管嘲笑，但听讲的经历实在太美好。”有些人并不欢迎新来的女性听众，甚至嘲笑她们对科学的热情。歌唱协会的主席写信给歌德，说一位女士十分倾心于洪堡描述的天狼星——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甚至将这种对天文学新近生发的热情投射到了她的衣橱中：她要求裁缝把裙子的袖子做成“天狼星宽度的两倍”那么宽！
洪堡用柔和的语调带领听众穿行在天空与海洋之中，跨越整个地球，登上最高的山峰，然后聚精会神地考察一块岩石上星星点点的苔藓。他谈论诗歌、天文学，也介绍地理学和风景画，还着重讲解气象学、地球的历史、火山和植被的分布。他从化石谈到北极光，从磁力谈到动植物世界以及人类的迁徙。这些讲座像万花筒一般，描绘了贯穿整个宇宙的关联性。卡洛琳娜·冯·洪堡描述道，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亚历山大“那幅伟大的自然之图”。
洪堡为演讲准备的笔记揭示了他的思考方式：从一个想法跳跃到另一个想法。开头总是符合常规，按照顺序在一张纸上写下若干个题目；往后推进，新想法不断涌现，只能挤在纸张的空白处：有的斜着，有的靠在页边，互相之间用曲线和框框分开。他越花时间思考，加入的内容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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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一页之后，他会加上无数张小纸条：密密麻麻地写满字，然后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笔记上。他毫不犹豫地从厚重的书中撕下个别页张，然后用红色和蓝色的黏胶（19 世纪的即时贴）粘在一起。一张纸条上往往又会贴上更多张纸条，有时下面的一层完全被新的覆盖，而有些则通过折叠重新翻到最上面。笔记中还满满地写有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另外还有小幅素描、统计数字、参考文献和简要的提醒。最后，原本的稿纸变成了多层结构的拼贴，包含了丰富的想法、数字、引文和笔记，除了洪堡之外，谁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次序。
洪堡关于植物地理学的演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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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新闻报纸评论道，洪堡演讲和思考的“新方法”将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和事实联系在一起，让听众感到新奇。一家社评称：“听众们像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拴在了那里。”这些讲座包含的内容，可以称得上是洪堡过去 30 年工作的集大成之作了。一位学者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从没有听过任何人能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表达出这么多的新想法。”无论是多么复杂的自然之网，洪堡都能解释得极其清晰。卡洛琳娜·冯·洪堡对此印象深刻，她说：唯有亚历山大才能把如此“精妙的深度”举重若轻地讲出来。舆论认为，洪堡的系列演讲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德文出版商约翰·格奥尔格·冯·科塔（Johann Georg von Cotta）听说演讲获得巨大成功时，马上开始招募人员去现场做笔记，打算将其出版。冯·科塔愿意出 5 000 塔勒，但遭到了洪堡的拒绝。他另有打算，不想被迫加快进度。
在洪堡的推动下，科学界正在发生极具革命性的变化。1828 年 9 月，他邀请数百名来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地的科学家到柏林参加一次会议。①不像以往那样让科学家们逐一朗读冗长的文章来陈述自己的工作，洪堡对会议议程进行了修改：与其让所有人坐着听讲，不如让他们互相讨论。会议期间安排了热闹的宴会和丰富的外出活动，例如举办音乐会和组织参观波茨坦孔雀岛上的皇家动物园。会议室所在的房间陈列着植物、动物和化石标本，另外还借用了大学和植物园的空间。洪堡鼓励学者们进行跨学科的小组讨论，确保来访的科学家能够对彼此建立起更亲近的了解，以友情来推动更紧密的联系。在他的设想中，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应该组成一个兄弟会，自由地交换和分享知识。“如果没有多样化的意见，就不可能发现真理，”他在开幕致辞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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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大约有 500 名学者。洪堡给还在巴黎的阿拉戈写信，称这是“游离各地的博物学家们聚集起来的大爆发”。客人们来自剑桥、苏黎世、佛罗伦萨，甚至更遥远的俄国。其中有被公认为现代化学之父之一的瑞典人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Jöns Jacob Berzelius），还有若干位英国科学家，包括洪堡的老朋友查尔斯·巴贝奇。来自哥廷根的天才数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在洪堡的公寓借住了三个星期，他觉得这次会议如同“纯净的氧气”。
虽然忙于生活中的各种事务，但是洪堡仍会腾出时间，恢复与歌德的联系。歌德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住在 200 英里以外的魏玛，其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柏林。洪堡特地去魏玛看望他。歌德羡慕那些在柏林可以定期见到洪堡的友人们，他一直在追踪洪堡的动向，频繁地向共同的朋友询问其近况。歌德说，他在精神上“一直陪伴着”这位老朋友，并且始终认为结识洪堡是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之一。20 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每次收到洪堡的来信，歌德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洪堡无论何时发表新的著作，歌德都会马上寻来阅读。当然，他更怀念那些热烈的当面讨论。
年迈的歌德觉得自己与最新的科学进展日益疏远。他抱怨道，在巴黎，所有法国学者都在同一座伟大的城市中融为一体，而德国的所有人都独居一隅：一位学者在柏林，另一位在柯尼斯堡，还有一位在波恩——距离窒息了思想的交流。见到洪堡之后，歌德感叹道，他们如果能住得近一些，人生将会多么不同；与洪堡度过一天，胜过自己踽踽独行数年。
见到旧日共同切磋学术的老朋友无疑令人十分欣喜，但他们二人却在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是地球的创生。在弗莱贝格担任矿井监察员时，洪堡服膺他的老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ieb Werner）的学说。维尔纳是“水成论”的主要推广者之一。他相信，山脉和地壳是原始海洋中的物质逐渐沉积形成的。然而根据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观察，洪堡现在更相信“火成论”，即地球是在诸如火山爆发与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