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巴黎，洪堡就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连人际往来和晚间的消遣都安排得十分紧凑。每天早晨，他会喝一杯黑咖啡——洪堡称其为“浓缩的阳光”——然后工作一整天；晚上则穿梭在各个沙龙之间，直到凌晨两点。他到处拜访科学家，探询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巴黎纵然令人振奋，但他一想到要回柏林就十分沮丧——那个“墓地中的跳舞嘉年华”。每次来到巴黎，洪堡就会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与国际上的联络。他总是带着装满最新材料的行囊回到柏林，然后将它们逐步整合到《宇宙》中。然而，每一项新发现、每一个新测量结果或每一笔新数据，都不免再次推迟《宇宙》的完成和出版。
在柏林，洪堡必须在不耽误宫廷义务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为此他十分痛苦。他入不敷出，因此需要这份内务大臣的薪水来维持生存。他必须跟随国王从一座城堡去往另一处行宫。国王最喜欢的莫过于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距离洪堡在柏林的公寓约 20 英里。这意味着洪堡必须带着自己的二三十箱资料——写作《宇宙》时要用到的“移动资源库”——来回奔波。有时，他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比在其他地方花费的都多得多，“昨天在孔雀岛，然后到夏洛滕堡用茶，再到无忧宫观看喜剧和用晚餐；今天在柏林，明天再到波茨坦”，这都不是什么超乎寻常的日程安排。洪堡觉得自己像一颗不停沿轨道运转的行星，不能停下来歇息片刻。
宫廷事务占据了太多时间。他必须陪同国王用餐，然后为国王朗读，而晚间又会被国王的私人信件占据。1840 年 6 月，腓特烈·威廉三世去世，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新国王向他的内务大臣索取更多的时间，亲切地称他为“我最好的亚历山德罗（Alexandros）”。据一位访客观察，洪堡在宫廷相当于一部“活字典”，因为他可以随时回答从山峰高度、埃及历史到非洲地理的任何问题。他为国王提供的信息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尺寸、重要朝代的起止年份以及土耳其士兵的薪水。他还为皇家图书馆和收藏提供采购建议，并推荐王室赞助一些探险考察——通常都是利用国王的好胜心，提醒他普鲁士不能落在别国后面。
洪堡也试图间接地对国王施加一些影响——“尽力而为，但更类似于营造一种潜移默化影响国王的氛围”，尽管国王对社会改革和欧洲政治都没有兴趣。普鲁士正在走回头路，洪堡感叹道，就像英国探险家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所说的：以为自己正在朝北极行进，而事实上，自己所在的浮冰正朝着远离极点的方向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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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洪堡回到自己在奥拉宁堡大街的住处时已经是午夜了，这里距离国王在城里的宫殿不到一英里。但即使在这里，他仍然不得安宁，因为不断有访客拉响门铃。洪堡抱怨道，自己的公寓好像被当成了“酒馆”。为了至少能够完成一些写作，他通常都工作到深夜。出版商已经开始怀疑《宇宙》是否有完成的一天，而洪堡保证：不工作到凌晨两点半决不睡觉。然而他一再推迟发表的计划，因为自己总是在发现新材料，并想整合到书稿中。
1841 年 3 月，也就是他宣布开始写作《宇宙》的 6 年多后，洪堡允诺交付第一卷书稿，然而再一次没能如期完成。他与出版商开玩笑道：和“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打交道很危险。然而，无论对方怎么催稿，洪堡依旧按照自己的步调继续写作。他坚持认为，《宇宙》太重要了，这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作品。
每过一段时间，当洪堡感到太过沮丧时，他便将手稿和书籍留在桌上，不去翻开它们；然后驱车两英里，前往自己协助建立的柏林天文台。在那里，他通过高大的望远镜凝望夜空，看到壮阔的宇宙展现在眼前。他注意到月球上暗淡的陨星坑，美丽的双星则似乎在向他眨眼，遥远的星云散布在天穹上。新型望远镜让他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土星，那圈神秘的环带好像是人工所绘。洪堡告诉出版商，正是因为捕捉到这些凝聚着深切之美的瞬间，他才有了继续工作的动力。
在写作《宇宙》第一卷的几年间，洪堡数次搬到巴黎小住。1842 年，他陪同腓特烈·威廉四世访问英国，参加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温莎城堡的洗礼仪式。行程总共不到两周，颇为匆忙。洪堡抱怨自己没有时间留给科学上的事务，甚至没能抽空去一次格林尼治的天文台或皇家植物园。不过，他还是想办法安排了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见面。
洪堡请他的老朋友、地质学家罗德里克·麦奇生（Roderick Murchison）组织一次聚会，麦奇生欣然从命（虽然正逢行猎季节，他将因此“错过本年度的最好一击”）。最终，聚会定在了 1 月 29 日。马上要被引见给洪堡的达尔文十分紧张。他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赶往麦奇生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住所，那里距白金汉宫仅数百码之遥。达尔文心里装满了想要和洪堡讨论的问题。他正在发展一套自己的演化理论，并且还在仔细地考虑植物分布和物种的迁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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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洪堡曾用植物的分布来探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他也注意到沙漠和山脉等阻碍了植物的迁移。他曾描述过，“在北方冰封的土地下”发现过热带的竹子，继而指出：地球本身也在运动，并带动了植物分布的变化。
32 岁的达尔文到达麦奇生家时，见到的是一位老者：顶着一头蓬松的银灰色头发，穿着深色燕尾服配白领巾，就像在俄国考察时的装束一样。洪堡称其为“万能着装”，无论面见国王还是与大学生交谈，都很适用。72 岁的洪堡走路更加小心、缓慢，但仍然十分忙碌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当他出席一处聚会时，通常会先在房间里走一圈，微微颔首，频频朝左右点头打招呼，同时大步向前。在这一出场式中，他一直不停地讲话。他一进房间，其他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如果此时有人发表一句评论，那只会激发起洪堡另一番冗长的哲学演讲。
达尔文震惊了。他几次试图发言，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洪堡心情不错，给予达尔文“极其慷慨的赞扬”，但这位老人太能滔滔不绝了。在连续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洪堡一直说个不停。达尔文认为这种喋喋不休已经“超出常理”,与他设想的第一次见面大相径庭。作为洪堡多年来的崇拜者及其著作的忠实拥趸，达尔文有些泄气。后来他承认，自己“可能预期过高了”。
洪堡漫长的独白使得达尔文无法和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他一边听着洪堡的演讲，一边任由自己的思绪游移。忽然，他听洪堡讲到西伯利亚的一条河流，虽然土壤和气候条件完全相同，但河岸两边的植被“迥然不同”。达尔文只听到了其中的只言片语，大感好奇：如洪堡所说，河岸这边的植被多为亚洲的物种，而另一边的则是类似欧洲的物种。他没有听清楚大部分细节，但又不敢打断洪堡如暴风骤雨般的语速。回到家后，达尔文马上将听到的所有内容记在本子上，虽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洪堡的意思。他写道：“难道两个不同的植物世界各自独立演变，然后在此处相遇了？多么奇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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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思考自己的“物种理论”，不断为其积攒材料。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规律得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每天的工作、用餐与家庭时间都十分固定。1839 年，也就是从“小猎犬”号返回英国两年多后，他与自己的表姐爱玛·威治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现在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住在伦敦。②与此同时，他心中却在酝酿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想法。他体弱多病，经常头痛、胃痛、容易疲劳，脸上常过敏，但仍然坚持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并一直认真地思索演化问题。
此时，之后将在《物种起源》中呈现的大部分论断已经基本成形，但谨慎的达尔文不想急于发表任何没有足够证据支撑或未经确实的理论。在向爱玛求婚前，他曾在一张纸上列出结婚的诸多好处和坏处，对待演化论也一样：在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世之前，他需要仔细评估一切证据。
如果洪堡和达尔文能在见面的那天好好聊一聊，也许洪堡会分享自己关于世界的新想法——主宰世界的不是平衡和稳定，而是动态的变化。这些想法将被写进《宇宙》的第一卷。洪堡会写道，任何一个物种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连接过去与未来，充满变化的可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还会在《宇宙》中讨论化石记录缺失的演化环节，以及“中间步骤”。他将讨论“循环的变化”、过渡阶段和不断的更新——总而言之，洪堡的自然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所有这些思想都是达尔文演化论的前身，正如后世的科学家对洪堡的称呼：一位“前达尔文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