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 年春，也就是柏林发生暴动的一年后，一切革命成果被全盘推翻。在洪堡看来，这个国家前途堪忧。历经反复谈判，法兰克福国民国会终于决定将皇冠授予腓特烈·威廉四世，希望他能领导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一德国。但该设想却遭到了国王的断然拒绝。一年前还身披三色旗、对民众暴动心有余悸的国王，现在有足够的信心拒绝这一提议。腓特烈·威廉四世宣称，这些议会成员手里根本没有一顶真正的王冠，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谁当国王。他对一位议员说，你们的王冠是由“泥土捏成的”，根本不是“象征神圣王权的珠冠”。国王愤恨地认为，民众想用一道“狗项圈”把他和革命拴在一起。德国统一的时机还远未成熟。1849 年 5 月，国会议员们各自打道回府，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洪堡对革命与革命者都感到深深的失望。在他的一生中，美国人虽然获得了独立，但仍在继续传播“奴隶制的瘟疫”。在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夕，洪堡关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进展，深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震惊，不禁想起“昔日的西班牙征服者”。年轻时，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也目睹了拿破仑加冕成为皇帝。后来，他眼看着西蒙·玻利瓦尔把南美洲殖民地从西班牙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然而这位“解放者”却很快成了自命不凡的独裁者。现在，他自己的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惨痛失败。1849 年 11 月，他写道，80 岁的自己，只心存一点“微小的希望”，即民众对改革的希望没有被完全抹杀。虽然现在看似风平浪静，但他仍期待，推动改变的意愿“如同阳光下闪耀的电磁风暴，能永恒存在”。也许，这一愿望能在下一代人的手中实现。
和以往一样，洪堡再一次全心投入工作，以逃避“无止境的左右摇摆”。一位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向他提出疑问：如何能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继续工作？他简短地回答道，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已经见过太多场革命，所以新鲜劲和兴奋感很快就会褪去。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专注地完成《宇宙》。
1847 年，《宇宙》第二卷出版后，洪堡原本打算写到这里为止，却很快发现自己意犹未尽。不同于前面两卷，第三卷将关注更为特别的“宇宙现象”：从恒星、行星到光的传播速度和彗星。洪堡努力跟上科学前进的步伐，掌握所有材料，也从不吝于承认自己没有很好理解某个最新理论。他决意将所有最前沿的发现收入书中，一再请求别人为他解释，并要求他们快速回复——因为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半死之人跑得最快。”《宇宙》就像“蹲在他肩头的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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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前两卷取得的巨大成功之外，洪堡扩充并再版了自己最心爱的著作——《自然之观点》。德文版首先面世，继之而来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英文译本。此外，还有一版全新的、未经授权的《旅行故事》英文译本出现在市面上。为了多挣一些钱，洪堡试图劝说德文出版商考虑推出一套“微宇宙”，即篇幅短、价格亲民的缩简本。出版商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1850 年 12 月，洪堡将《宇宙》第三卷上半部分完稿付印，又于一年后完成了下半部分。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是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是为补充此前已出版部分的缺憾而作。”然而不久以后，他便开始了第四卷的创作，这次的主题是地球，包括地磁现象、火山和地震。看来洪堡永远不打算停下来了。
年岁并没有降低他的工作效率。除了写作和宫廷职务之外，洪堡还接待了无穷尽的来访者。其中一位是丹尼尔·奥莱里（Daniel O’Leary）将军，曾经担任过玻利瓦尔的侍从官。1853 年 4 月，奥莱里去洪堡位于柏林的住所谒见他，二人畅谈一下午，回忆种种革命往事，以及 1830 年死于肺结核的玻利瓦尔。洪堡盛名远扬，很多美洲来客都把与他见面当作一种成年礼式的荣誉。一位美国旅行文学家说，他到柏林不是为了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而是“为了面见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并与他交谈”。②
洪堡也继续帮助年轻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经常不顾自己负债而慷慨接济他们，例如后来远渡美国的瑞士人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多次受惠于洪堡的“慷慨资助”。还有一次，洪堡资助了一位年轻数学家 100 塔勒；另外还在柏林大学为皇家咖啡生产商的儿子组织免费午餐。他将艺术家引荐给国王，并鼓励柏林新美术馆的馆长购入油画与素描。洪堡告诉一位朋友，虽然自己没有组建家庭，但这些年轻人就像是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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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弗雷德里希·高斯曾说过，洪堡帮助和鼓励别人的热情是“他皇冠上最明亮的珍珠”。这也意味着，洪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世界科学家的前程，因此，成为洪堡的门生无疑可以带来一份好工作。甚至有传言说，洪堡控制着巴黎科学院的选举结果，候选人需要先去洪堡位于柏林的公寓接受一轮考察，然后才能去科学院面试。洪堡的推荐信可以决定这些人的未来，而与他意见不合的学者则十分恐惧他的尖刻批评。一位年轻学者评价道，洪堡研究过南美洲的毒蛇，并且“从它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虽然偶尔喜欢嘲讽人，但洪堡大部分时候都很慷慨，受益最多的莫过于那些探险家。他鼓励达尔文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前往喜马拉雅山，并动用自己在伦敦的关系劝说英国政府资助这次考察，并给胡克很多关于测量、观察和收集工作的建议。此后，洪堡又于 1854 年帮助德国三兄弟——被他称为“三叶草”的赫尔曼、鲁道尔夫和阿道夫·施拉京特魏特（Hermann, Rudolph and Adolf Schlagintweit）——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研究地球磁场。这些探险家成了洪堡派往世界各地的研究特遣员，为他完成《宇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他十分清楚，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亲眼见到喜马拉雅山，虽然心中仍然很难放下这一遗憾。他说：“此生再没有比这更让我后悔的事。”
他还鼓励艺术家们去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帮助他们争取资金支持，并亲自提议路线。有时，如果建议没有被采纳，他还会嘟囔抱怨。洪堡的指示既精准又详尽。一位德国艺术家收到一份植物清单，洪堡请他代为绘图，并要求他“如实地描绘风景”，而非像过去的艺术家那样绘制理想化的山水。他甚至告诉画家应该在一座山峰的什么地方落脚，以便捕捉到最好的视野。
洪堡写过的推荐信多达几百封。当一封信到达收件人的手中，“破译密码”的工作就开始了。洪堡承认，自己字迹不佳，写得就像“需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象形文字”；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字迹就更加难以识别。洪堡的信往往需要在若干位友人中传阅，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分别看懂些许字词或句子。即便使用放大镜，破解洪堡的纤微字迹也往往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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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收到的信，那就更多了。19 世纪 50 年代，每年大约有 2 500 到 3 000 封信寄抵洪堡的住处。他抱怨道，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公寓已经成了交易通信地址的场所。他并不介意讨论科学问题的信件，但对那些“荒唐的通信”不胜其烦——有希望得到皇家奖章的中学老师和助产师的，又有读者请求签名。有一次，一群女士反复来信，试图劝他皈依她们所在的宗教组织；还有人询问热气球的原理、请他帮忙移民，或自告奋勇要来照护他。
但也有一些特别的信件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特别是来自昔日探险同伴艾梅·邦普兰的问候。自从 1816 年重返南美，邦普兰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他被关押在巴拉圭的监狱中近十年，于 1831 年突然获释。然而他决定留在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位同样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毗邻巴拉圭的阿根廷境内耕种自己的农场，过着简朴的生活：栽种果树，偶尔到野外采集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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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友在通信中谈论植物、政治与共同的友人。洪堡寄去自己新近的著作，并通报欧洲最近的政治时局。他向邦普兰保证，普鲁士的宫廷生活并未改变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自由和平等的信念仍然活跃于心中。二人都年事已高，信中的口吻也越来越柔和，时常相互提及他们长年的友谊以及共同经历的历险。洪堡写道，他没有一个星期不想念邦普兰。逝去的岁月一个接一个地带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两位老人也愈发珍惜对方。他们学术上的三位同事——包括洪堡的密友阿拉戈——在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洪堡写信给邦普兰，感叹道：“我们还侥幸地活着，然而巨大的海洋分隔了我们！”邦普兰也十分想念洪堡，他回信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位极其亲密的朋友，从而可以分享“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1854 年，81 岁的邦普兰还打算回欧洲和洪堡相聚。然而，1858 年 4 月，邦普兰在巴拉圭去世；在家乡法国，他的名字几乎已被众人遗忘。
艾梅·邦普兰
与此同时，洪堡已经成为当世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不仅传遍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人知。他的肖像被陈列在伦敦的展览会上，还被悬挂在曼谷暹罗国王的宫殿里。在中国香港，人们把他的生日作为节日加以庆祝。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去问任何一个小学生‘洪堡是谁’，他准能马上给出答案。”
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John B. Floyd）给洪堡寄来 9 张北美洲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以洪堡名字命名的城镇、县郡、山峰与河流。弗洛伊德写道，洪堡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过去，曾经有人提议将洛基山脉重新命名为“洪堡安第斯山脉”；直到今天，美国境内若干个县和城镇、一条河流、数个海湾、湖泊和山峰的名字中还带有“洪堡”二字。旧金山有洪堡旅店，加州的尤里加有《洪堡时报》。洪堡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些尴尬。听说又有一条河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他自嘲道：自己长达 350 英里，只有几条支流，但“里面有好多鱼”。以洪堡命名的船只更是数不胜数，他称它们为自己的“海军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