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著名新浪潮乐队“传声头像”的主唱大卫·拜恩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纽约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开始扼杀创意人才，我就会离开纽约。” [1] 他认为纽约高速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文化灾难，“多数曼哈顿社区和部分布鲁克林社区基本已是富人区，中产阶级已经很难负担得起纽约的生活成本，就更别提那些年轻艺术家、音乐人、演员、舞蹈演员、作家、记者和小生意人了，城市的活力源泉在慢慢消失”。
拜恩不是唯一提出警告的。著名朋克摇滚歌手、诗人、传记作家以及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帕蒂·史密斯在被问及年轻人还能否在纽约做出一番事业时回答：“纽约已经不属于年轻人和想白手起家的奋斗者了，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比如底特律和波基普西。总之，我的建议是换个地方。” [2]
2014年，电子音乐人莫比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花140美元就能在14街与几个形形色色的音乐人和艺术家一起合租公寓。那时纽约艾滋病蔓延、经济萧条、谋杀率居高不下，大家都避之不及。但即便如此，曼哈顿仍是世界文化之都，其混乱而危险的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文化繁荣。当然，后来一切都变了，纽约成了金钱之都，人们认为房租占薪水的30%很正常，对一些人来说，曼哈顿现在的房租甚至是他们薪水的300%。” [3]
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和艺术家都亲身体会到了城市转型带来的影响。 [4] 事实上不只他们，很多学者和政客也开始担忧超级城市可能会抑制创新。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高级顾问、促成伦敦科技繁荣的关键人物罗恩·席尔瓦曾说：“很多人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矶，我们应警惕这种人口流失现象在伦敦上演。失去艺术家的后果很严重，城市会失去领先地位。” [5]
富有创造力的城市生态系统需要立足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如果没有城市融合带来的骚动，城市会了无生趣。在如今的苏荷区，奢侈品商店似乎比演出场所和艺术工作室还多，富人纷纷迁入城市核心地带。但即便是房价飙升导致年轻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越来越难在苏荷等社区立足，一些主要的创意社区都在转型，城市也没有失去创新活力，变得死气沉沉，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城市的创新能力有所下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通过把创新和科技行业融入自己的经济中来巩固自己的创新优势。毕竟，城市规模很大，创造力可以在社区之间转移。不排除城市变革在将来危及超级城市创新能力的可能性，但目前还言之过早。
拜恩、莫比和史密斯的担忧其实反映了城市空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艺术家、音乐人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愿意把废弃的城市空间改造成工作室，但现在他们却遭到了金融人士、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的排挤。以纽约的西切尔西区为例，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肮脏的工业区，后来廉价的阁楼和公寓吸引来一批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也包括很多同性恋，于是这里开始出现酒吧、画廊和餐馆。慢慢地，社区越来越安全而富有魅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开始迁入，带来了高端的商场、餐馆和酒店，艺术家的阁楼和工作室也逐渐被创业公司和科技企业取代。高线公园的建成是社区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拐点，这里开始变成高端公寓聚集地，以迎合更富裕人群的需求。
创意工作者认为他们在城市土地战争中的对手是更富裕的阶层。然而尽管绝大部分创意工作者算不上真正的富人（拜恩、史密斯和莫比除外），但以普通美国人的标准看，他们也属于相对优势人群。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在纽约，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52750美元，低于科技人员（659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8700美元），但已是服务业从业者（17860美元）的约3倍；在洛杉矶，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和纽约差不多，为53760美元，低于科技人员（6435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7587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5350美元）的3.5倍有余；在旧金山，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扣除住房支出后平均剩余年薪为47200美元，仍然低于科技专家（70000美元）和商业与金融从业者（84900美元），却是服务业从业者（16800美元）的近3倍。 [6]
这并不代表超级城市中所有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经济状况都不错，很多人状况并不容乐观，甚至不得不离开原来生活的社区。但经验表明他们的整体经济状况更接近优越的城市精英群体，而不是相对劣势的服务业阶层。
随着超级富豪涌入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新一轮城市空间竞争开始了。在这一章，我将先对竞争的根源和本质进行讨论，然后探讨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和科技从业者从传统郊区涌入城市中心的现象，最后通过数据分析拜恩、史密斯和莫比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房价上涨和富豪涌入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相关数据导向一个明确结论：迄今为止，所谓的城市创造力消亡只不过是谣言。新城市危机的症结不是新城市精英内部的派系冲突，而是弱势群体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最近几年，我每次去伦敦都能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在途经海德公园往返机场的路上，司机一定会指着文华东方酒店旁的现代玻璃大楼说：“看见那栋楼了吗？那儿有5000多万美元的公寓，但根本没人住，晚上永远黑漆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2014年，伦敦的高端社区里至少有740套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公寓无人居住。
纽约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曼哈顿，闲置公寓数量从2000年的19000套增加到2001年的34000套，增长率接近70%；在上东区，一片占地三个街区的区域里有57%的公寓每年的闲置时间长达10个月。 [7]
越来越多的评论员认为全球超级富豪正逐步占领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城市。2013年和2014年，外国购房者（包括伦敦市居民和非居民）买下了伦敦市中心地段近一半售价高于100万英镑的住宅。伦敦高端社区里上演的激烈空间竞争意味着过去的“绅士化”开始转变为“富豪化”或“寡头政治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被富有的外国购房者挤出高端社区的不仅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还包括一些传统精英阶层与富贵世家。虽然在如今城市贫富差距之大史无前例、工人阶级住不起房子、穷人只能蜗居在破烂社区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那些把房产以天价卖给购房者并大赚一笔的外国富人，但这也足以反映，超级城市部分昂贵地段已经成了镀金的全球富豪聚集区，而且还被大量闲置。 [8] 除了富豪之外，大型公司、房地产投资信托、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在超级城市大手笔购房置业。全球城市专家萨斯基雅·萨森估计，到2015年，企业对城市房地产的投资总和已超过10000亿美元。《纽约时报》通过对高端建筑群时代华纳中心的详尽调查，披露了超级富豪普遍用空壳公司隐藏身份的现象。新建的卡耐基57号大楼的售价在纽约市名列前茅，超过3/4的业主都用匿名公司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9]
富豪在超级城市置业并不是传统的住宅购置行为，这些房屋没有人居住，只是一种安全的财富保值手段。托斯丹·范伯伦认为，在20世纪初，购买高端房产就是用来衡量和展示财富实力的炫耀性消费。而现在高端房产变得实用多了，属于用来对财富保值增值的新经济资产类别。 [10]
大量证据表明，纽约和伦敦确实聚集了大量富人，其中伦敦千万富豪数量最多，而纽约的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5370亿美元（见图3.1）；在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上紧随纽约之后的是旧金山湾区（包括硅谷），它拥有的71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3650亿美元；莫斯科排名第三，68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为29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的亿万富豪多为寡头集团掌控者，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下跌和卢布贬值导致他们的资产大幅缩水，我们也能从本书第二章看到，莫斯科在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中排名靠后）；香港排名第四，有64位亿万富豪；洛杉矶排名第五，有51位亿万富豪；伦敦排名第六，有50位亿万富豪。伦敦比纽约更依赖海外资产：伦敦的50位亿万富豪中有26位是外国人，占比超过50%；而纽约的116位亿万富豪中只有10位是外国人，占比低于10%。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排行榜前十的其他城市依次为北京（46位）、孟买（33位）、迈阿密（31位）和伊斯坦布尔（30位）。排行榜再往下看，七个城市拥有20~30位亿万富豪（首尔、巴黎、圣保罗、深圳、台北、达拉斯和新加坡），三十个城市拥有10~20位亿万富豪（华盛顿、波士顿、亚特兰大、菲尼克斯、西雅图、多伦多和墨西哥城等）。总的来说，城市人口越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越强，金融和科技产业规模越大，亿万富豪数量越多，并且富豪的总资产净值越高。 [11]
图3.1 亿万富豪都住在哪里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福布斯》，2015年。
图3.2展示了更广义的富人群体——即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所谓“超高净值人群”的全球分布情况。占全球人口0.002%的173000位千万富豪共拥有约20万亿美元的财富。 [12] 在千万富豪城市排行榜中，伦敦以拥有4364位千万富豪占据榜首，东京、新加坡、纽约和香港位列其后。
但这是个问题吗？超级富豪真的会对伟大城市造成负面影响吗？尽管少有人住的奢华住宅确实令某些社区缺乏活力，但超级富豪的数量远不足以抑制整座城市或整个核心城区的发展。纽约市有800多万居民和约300万套住宅，而116位亿万富豪加上约3000位千万富豪甚至填不满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一半的座位。另外，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全球购房热潮从2016年就开始降温了。因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石油国家）自身经济状况堪忧，还面临货币贬值的问题，同时美国开始管制海外投资者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包括一些实为洗钱的交易。总之，伟大城市的入侵者与其说是超级富豪，不如说是人口庞大的优势阶层，比如卖掉郊区住宅而到超级城市购房的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和高薪的科技人员。
图3.2 超高净值人群的居住地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莱坊地产咨询公司，财富报告（2015），knightfrank/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注：超高净值人群，指购买的房屋价值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群。
10年前我并没有预料到如今科技创业公司和人才会向城市迁徙。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英特尔、苹果和谷歌等顶级科技公司把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微软把总部设在华盛顿雷德蒙德郊区，其他科技公司则聚集在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的郊区、奥斯汀郊区或者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带的办公园区。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和马丁·肯尼刚开始研究风险投资和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时，大部分获得风投资金的创业公司也设立在这些郊区。 [13]
后来，它们的地理分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流向城市中心。2012年，坐拥近65亿美元风投资金的旧金山都会区雄踞世界风投资金榜首，超过了拥有42亿美元风投资金的圣何塞地区（包括硅谷）和拥有超过20亿美元的纽约都会区，其中纽约地区的大部分风投资金集中在曼哈顿下城区。到2013年，旧金山都会区的风投资金量高达85亿美元，其中62亿流入旧金山市，圣何塞都会区为48亿美元，纽约都会区为30亿美元。 [14]
2013年，全美有54%的风投资金和57%的创业公司集中在城市地区。在旧金山湾区，60%的风投资金流向了适合步行的人口密集城区。在纽约，这一数字更是超过80%。在能够吸引全国各地风险投资的地区，通勤方式为步行、单车或公共交通的人数比例（16.6%）是全国平均水平（8.4%）的近两倍。另外，50%以上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共吸引了全美1/4以上的风投资金，超过30%的工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的地区则吸引了全美1/3以上的风投资金。2013年旧金山市区有两个区域都有超过60%的人采取上述通勤方式，这两个区域各自吸引了超过10亿美元风投资金。
城市内的整体人口密度对科技创业公司扩大影响力和吸引风投资金至关重要，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高等教育的人口密度和创意阶层的人口密度，仅略逊于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这一吸引风险投资的最初因素。 [15]
虽然有一部分风投资金流入小城市或郊区，但它们也选择了最具城市特征的地带。硅谷的风险投资中心是帕洛阿托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汇集了超过15亿美元的风投资金。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风投资金规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远超过波士顿128号公路的沿线郊区。人口密集、适宜步行的圣莫尼卡吸引的风投资金规模也两倍于面积更大的洛杉矶。
科技初创企业向城市汇集的趋势也蔓延到了其他国家。金融中心伦敦以前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产业，如今却有数千个科技公司，创造了数万个科技就业岗位，创业公司每年获得超过8亿美元风投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西雅图和奥斯汀。 [16] 出现在全球风投资金和初创企业城市排行榜的前20名的非美国城市还有北京、上海、孟买、班加罗尔、多伦多、巴黎和莫斯科。另外，欧洲的柏林、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慕尼黑以及中东的特拉维夫和安曼的市中心也都出现了创业园区（见表3.1）。
表3.1 全球风险投资城市排行榜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2012年汤森路透数据。
很多领先的创业城市本身也是世界主要超级城市。全球超级城市排行榜顶端的纽约、伦敦和洛杉矶的风投资金规模在全球城市中分别位列第四、第七和第五。其他世界顶尖超级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北京和上海）也都在风投资金规模方面遥遥领先，科技风投资金规模榜单的前25名中有11个是全球超级城市。 [17] 创业公司在给城市带来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从超级城市中获得了发展动力。
创业公司和城市是天生一对。城市的多元开放、创新活力、文化丰富性和朝气蓬勃的街头生活，能为初创企业急需的新思想提供肥沃的孕育土壤。虽然微软、苹果和脸书等成熟大型科技公司的庞大总部还在郊区，但创业公司能对城市废弃工厂和仓库的建筑空间进行灵活改造并加以利用。
以前成功的创业公司往往专注于开发生产软件或硬件，廉价的郊区更能满足它们对大型设备和厂房的需求。而如今热门初创公司则涵盖数字媒体、游戏、手机应用等行业，城市才能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设计师、作曲人、编剧、音乐人和广告撰稿人。例如，汤博乐（Tumblr）和Buzzfeed（新闻聚合网站）为了贴近主流媒体和广告公司而设立在纽约。 [18] 有的创业公司则是为了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分别致力于改善城市交通和提高城市短期房屋租赁市场的效率。对这类创业公司来说，城市不仅是它们的诞生地，还是一个创新平台，它们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解决城市的问题。
大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对创业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纽约风险投资人弗雷德·威尔逊告诉我，一次他与电商平台Etsy的创始人罗布·卡伦会面时，发现卡伦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弹吉他。弗雷德称赞他是一名有天赋的音乐家，卡伦回答：“弗雷德，我确实是艺术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音乐家，如果我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我可能会是个画家。而出生在这个年代，我的艺术就是做网站。”威尔逊补充说：“做网站需要科学技能，更需要艺术才华，而大部分的艺术家都集中在城市。” [19]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讨论过波西米亚主义价值观、丰富的文艺活动与科技创业公司发源地之间的联系。作为20世纪60年代迷幻乐的发源地，旧金山诞生了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杰弗森飞机（Jefferson Airplane）、大哥控股公司乐团（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爸爸妈妈乐队（The Mamas and The Papas）等音乐团体；西雅图出生的音乐人吉米·亨德里克斯对微软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影响极深，以至于后者在西雅图市中心专门建造了音乐体验计划博物馆，另外西雅图还是以涅槃乐队为代表的“垃圾摇滚”流派的发源地；奥斯汀也有其另类音乐流派，与科技产业一起成长发展；纽约和伦敦更是世界艺术文化的风向标。这些不是巧合，大城市创造和革新动力覆盖了各行各业。我的实证研究表明，文艺创新活动与科技产业、商业金融产业一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技向城市迁徙并非对历史偏差的急转弯式修正，早在2006年，著名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就提前察觉到未来风向的改变。他认为，虽然硅谷的优势不容小觑，但它也存在极大弊端，这个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行业发展天堂已经成了一个“巨型停车场”。他还写道：“旧金山和伯克利是好地方，但是它们在40英里 [01] 外，太远了。硅谷完全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绝佳的气候使它在所有没有灵魂的庞大郊区中鹤立鸡群，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会设法避免像硅谷一样在郊区大面积扩张。” [20] 他是对的，这一预言如今已得到应验。
然而也有不少人指责科技返回城市造成城市住房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2014年春天，奥克兰爆发游行，抗议矛头直指硅谷公司每天在奥克兰市区接送员工的班车。散发给班车乘客的传单上写着，“你们不是无辜受害者”“你们只图自己享乐，完全看不到你们周围那些贫穷、无家可归和与死亡苦苦斗争的人，因为金钱和成功已经迷住了你们的双眼”。几位抗议者甚至爬上一辆雅虎班车，其中一个人在巴士的挡风玻璃上吐口水。在旧金山米申区，抗议者打扮成小丑，带着健身球，排成金字塔阵形，在谷歌班车前跳大腿舞。
旧金山社会活动家和作家丽贝卡·索尔尼认为，这些班车就像“前来统治地球的外星霸主乘坐的宇宙飞船”。她写道：“一位享誉文坛40年、近期被提名为桂冠诗人奖候选人的杰出拉丁裔诗人，却在妻子接受化疗时被逐出住所，这可是他自成年后生活了整整35年的公寓啊！没人知道他会换个廉价公寓还是只能搬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没人知道这个已经容不下诗人的城市将走向何方。”在她眼中，湾区有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环保人士”，另一方是刚富裕起来的科技精英。然而艺术家有时也会被归入后者阵营，2016年，洛杉矶就爆发了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艺术家也是市中心的殖民者。 [21]
这类冲突在旧金山由来已久。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到过2000年旧金山针对L提案的“市场街角区战争”，这项提案主张限制旧金山市场街角区、教会区等市中心社区的科技行业发展和其他形式的绅士化发展，最后提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了。对旧金山绅士化发展的抗议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85年有评论家指出，“旧金山可能是全美国最绅士化的城市，10年前蓝领阶层的生活社区现在成了年轻专业人士的聚集地，这种变化催生了消费经济，著名连锁品牌大规模推销牛角面包，一些新词汇也随之产生：雅皮士化、牛角面包潮、曼哈顿化”。 [22] 在这场争夺城市空间的漫长战争中，科技初创企业和其从业人员只不过是最新出现的竞争者。
科技初创企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确实导致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提出此问题的不只是左派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中称创业城市和科技行业聚集地区为“不平等的制造者”，但他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发展的代价，“只要有人创业，就会有人变富；只要有人变富，就会出现财富不均等”。他继续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贫困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而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大部分时候只浮于表面症状而忽略了病因。 [23]
但是在房价上涨、不平等和绅士化问题上，城市的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应当负有多大责任呢？经验证据指向了不同的结论。科技公司的迁入毫无疑问推动了城市房价上涨，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城市尤为明显。房价与衡量创新能力、科技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指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度。
然而，经济不平等和城市科技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明确。一方面，科技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的聚集与工资差距的扩大息息相关，这很合情合理，因为收入差距反映了城市就业市场的分化，知识型雇员的收入远高于服务业人员和蓝领工人。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也反映城市科技行业发展和更广义的收入差距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两者没有明显的关联。在第五章中我将继续讨论两种形式的不平等——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两者的区别及其产生原因。就目前来看，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源头并非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而在于知识驱动型大城市具备的其他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最初吸引了科技公司及科技人员迁入城市。 [24]
其他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2015年，有研究者详尽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美国50个州的创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尽管创新与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上涨有密切联系，但与更广义范围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毫无关联。 [25] 事实上，创新水平越高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流动性也越高，人们更有可能进入比自己父母更高的收入层级。尽管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房价高昂，工资差距极大，但穷人和工人阶级也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旧金山市民和其他很多人其实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2014年4月对旧金山市民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人认为，科技行业从业者把其他人“挤出了城市”，降低了城市多元化，增加了城市排他性；但是近3/4（73%）的受访人相信，科技公司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超过一半（56%）的受访人认为，旧金山应该继续发展科技行业、提高对科技公司的吸引力。 [26]
随着科技行业的迁入，城市肯定会面临房价上涨压力，旧金山尤其如此。但科技行业也能带来革新、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科技行业不会让城市丧失活力，相反，它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对于遇到了真正问题的地方来说，把创业公司和科技人员当作替罪羊很方便，但阻挠科技向城市迁移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富人、科技和金融业的迁入引发了城市内部的剧烈冲突，给城市带来了挑战，但它们是否如一些批评家所言，削弱了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呢？结论是，并没有。事实上超级城市的创新优势反而加强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的经济复苏依靠的不仅是它在金融、银行和房地产行业的传统优势，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张。2003—2013年，纽约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13%的惊人增长。纽约市840万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6%，但它提供了美国8.6%的文化创意就业岗位（2003年这一数字是7.1%）。纽约汇集了全美28%的时尚设计师、14%的制作人和导演、12%的媒体编辑和12%的艺术指导 [27] ，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
大西洋对岸的伦敦在创意产业方面的主导优势甚至比纽约还耀眼。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2.5%，却拥有英国文化创意产业40%的就业岗位，其中约58%在电视、电影和广播行业，约43%在音乐和表演艺术行业。而且伦敦的文化优势还在扩大，2007—2014年间，伦敦为英国贡献了最大份额的创意产业就业增长。 [28]
超级城市规模庞大这一因素远不足以解释创意产业的集中程度之高。我们分析了美国创意经济的地理分布，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表演和舞蹈等，我们发现纽约和洛杉矶拥有的相关就业岗位数量远超其他城市，并且远超其城市的人口比例。 [29]
纽约和洛杉矶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先其他城市多少呢？很多。洛杉矶在艺术和创意领域的就业岗位占比是美国均值的近三倍，纽约的占比是均值的两倍多。其中，单看美术行业（包括画家和雕塑师）的就业占比，洛杉矶和纽约分别是美国均值的四倍和一倍半；在音乐人和歌手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是美国均值的逾两倍和三倍；在演员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十倍和两倍半；在制片人和导演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七倍和四倍半；在作家方面，两个城市均为美国均值的逾三倍；在时装设计师方面，洛杉矶和纽约的就业占比分别为美国均值的八倍和十倍。 [30]
这两个超级城市之间当然也免不了一争高低。莫比曾在2014年说，他从纽约搬到洛杉矶是“因为创作需要能容忍失败的自由”，洛杉矶相对低廉的房租让失败没有那么可怕。他个人的经验之谈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离开纽约、前往洛杉矶的文艺创作者并不在少数。 [31] 然而，相较其他美国城市，洛杉矶和纽约还是傲视群雄。
图3.3展示了2010年美国部分城市在22个主要文艺产业的聚集度和就业数量，涵盖了视觉艺术、音乐、影视和设计领域。可以看出洛杉矶和纽约都十分突出，尤其是图中右上角的洛杉矶 [32] 。即便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它们的文艺产业聚集度和相关就业机会也远远领先其他美国城市。
图3.3 赢者通吃的文化创新
资料来源：卡尔·格罗达赫、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妮科尔·福斯特以及詹姆斯·默多克，艺术人群的位置图：城市与小区级分析，城市研究51，No.13（2014）:2822-2843。
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还能从流行音乐的视角观测这两大城市在创意产业的主导地位。过去几十年中，纽约和洛杉矶一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中心。实际上“赢者通吃”规则在流行音乐产业中体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金融、传媒和科技行业。通过对2007年十大流行音乐流派进行的地理分布研究，我们发现洛杉矶在其中六个流派中占领先地位，包括流行、摇滚、电子、拉丁、民谣和实验音乐；在三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包括都市、乡村和爵士乐。而纽约占领了爵士乐的榜首，并在摇滚、流行、电子、民谣和拉丁乐这五个流派中排名第二。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只有两个——纳什维尔在乡村和基督教音乐中排名第一，亚特兰大在都市音乐这个流派排名第一。 [33]
20世纪的后50年是世界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法兰克·辛纳屈、猫王、披头士乐队，以及后来的碧昂丝、Jay-Z（说唱歌手）和泰勒·斯威夫特，纽约、洛杉矶和伦敦在这一时期三足鼎立。 [34] 1950年至今，约2/3（63.2%）的流行歌手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其中纽约占21%，洛杉矶占22%，伦敦占20%。当然，成名地不一定等同于出生地，据统计，分别只有14%、7%和2%的流行歌手出生在纽约都会区、伦敦市和洛杉矶市。披头士乐队在伦敦一举成名之前一直在英国利物浦和德国汉堡发展；著名美国本土音乐蓝调诞生于密西西比三角洲，在芝加哥发展成熟，后来才在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被大规模商业化；麦当娜搬到纽约之前住在底特律；麦莉·赛勒斯搬到洛杉矶之前住在纳什维尔郊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泰勒·斯威夫特先搬到纳什维尔，后搬到纽约；制作的热门单曲数量超过迈克尔·杰克逊的瑞典籍音乐制作人马克斯·马丁一直在洛杉矶有自己的工作室。现在这些城市可能不如从前那样适合事业刚起步的年轻音乐人和其他艺术家了，但它们仍是音乐人一夜成名、登上事业巅峰的风水宝地。
这三个城市为何如此杰出？原因之一是它们庞大的地理规模带来的巨型经济规模。它们不仅具备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还能将各行各业的人才技能汇集到一处——除了表演者和其他艺术家之外，还包括制作人、经纪人、作家、作曲人、舞蹈编导、设计师和工程师，这些都是文艺创作产业需要的。谁也不知道哪首歌能登上流行榜单，成功的永远是少数，通常要押注多次才能收获一次成功。而大型超级城市有最优秀的制作人、最完善的音乐发行支持系统和最快的新陈代谢体系，能在短时间内高效生产大量单曲，通过增加押注数量提高成功次数。另外，这些城市也是主流媒体的中心，而主流媒体在流行文化和造星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拥有发展完善的创意经济的城市很少见，这要求它们具备艺术、文化、技术和管理行业的综合实力。只有5%的美国城市（364个城市中的19个）拥有在各领域表现优异、功能完备的创意经济，其中包括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市和一些知识技术中心，如旧金山、圣何塞、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和奥斯汀。它们强劲多元的经济实力不仅限于创意、科技和管理行业，还体现在其他各个领域。 [35]
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过高的房价会抑制超级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但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没出现。2014—2015年，圣何塞都市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9%，超过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率2.5%的三倍，成为美国经济增速第二的城市。附近的旧金山在同期也创造了4.1%的经济增速。 [36] 由此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不但没有被削弱创造活力，还以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把其他地区远远甩在身后。
毋庸置疑，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已成了最昂贵的地方，不再那么适合年轻贫穷的艺术家和音乐人生存，一些引领艺术发展的社区因此失去了创造活力。超级城市和技术中心的空间供不应求，它们有限的土地资源引来了激烈的竞争。
尽管资深音乐家和艺术家不断发出可怕的警告，但这几座城市的艺术创造力并没有被削弱，科技创造力还与日俱增。现在某些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还会怀念过去的好日子，感叹那个房租低廉、酒水便宜的创新天堂一去不复返，在我看来这颇具讽刺意味。虽然当看到昔日的朋克摇滚和新浪潮音乐先锋酒吧CBGB变成一家高档服装店时，我也感到很愤怒，但总体来说，现在这几座城市的创意经济比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多了。真有人希望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和洛杉矶的经济状况吗？我认为答案显而易见。新加入的科技行业让这些在文艺创新领域有传统优势的城市获得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坦率地说，关于城市变迁的某些激烈争论只是来自新城市精英群体内部的派系竞争，但是更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相对占优势的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穷人和工人阶层在城市蓬勃发展过程中被排挤、失去立足之地，但帮助他们的途径并不在于阻断财富创造的源头，而应是让经济发展更全面和富有包容性。
人们常把现在穷人和工人阶级面临的挑战框定为城市发展绅士化，绅士化可能已经成了现在有关城市话题中最大的焦点。虽然比起控诉超级城市的文化枯竭，或者把发达知识中心面临的问题全怪在科技行业头上，关于城市绅士化的讨论显得有理有据多了，但也有一些错误观念需要澄清。在下一章中我将对城市绅士化的问题展开讨论。
[1] David Byrne, “If the 1% Stifles New York’s Creative Talent, I’m Out of Here,” The Guardian, October 7, 2013, theguardian/commentisfree/2013/oct/07/new-york-1percent-stifles-creative-talent.
[2] 来自2010年史密斯和作家乔纳森·勒瑟姆在库伯联盟学院的对话，参见See Jeremiah Moss, “Find a New City,” Jeremiah’s Vanishing New York, May 3,2010, http://vanishingnewyork.blogspot.ca/2010/05/find-new-city.html。
[3]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Because Creativity Requires the Freedom to Fail,” The Guardian, February 3, 2014, theguardian/commentisfree/2014/feb/03/leave-new-york-for-los-angeles.
[4] 参见Scott Timberg, Culture Crash: The Killing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arah Kendzior, “Expensive Cities Are Killing Creativity,” Al Jazeera, December 17, 2013, aljazeera/indepth/opinion/2013/12/expensive-cities-are-killingcreativity-2013121065856922461.html.
[5] Marcus Fairs, “London Could Follow New York and Lose Its Creative Class Warns Rohan Silva,” Dezeen, July 10, 2015, dezeen/2015/07/10/creative-people-designers-new-york-move-los-angeles-cautionary-talelondon-warns-rohan-silva; Alex Proud, “‘Cool’ London Is Dead, and the Rich Kids Are to Blame,” The Telegraph, April 7, 2014, 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10744997/Cool-London-is-dead-and-the-rich-kidsare-to-blame.html.
[6] 从统计学上来说，对于这三个群体——商业金融人士、科技人员和其他创意工作者——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而对于服务业人员来说这两者则呈负相关的关系。住房成本和扣除住房成本后剩余工资的关系如下：商业金融人士（0.6）；科技人员(0.44)；画家、音乐家及其他文化创意工作者(0.42)。美国劳工局统计的文艺创意工作者的数据只适用于把创意工作登记为自己主要职业的人，不包含主业为其它职业的贫困或年轻艺术家。虽然我们容易对这种还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有抱负的艺术家另眼相待，但其实很多其它行业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得到自己的理想工作之前，也可能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
[7] 关于伦敦，参见Jonathan Prynn, Mira Bar-Hillel, and Lindsay Watling,“London’s £3bn Ghost Mansions: ‘Foreign Investors Are Using Capital’s Finest Homes as Real-Life Monopoly Pieces,’” Evening Standard, February 14, 2014, standard.co.uk/news/london/londons-3bn-ghost-mansionsforeign-investors-are-using-capitals-finest-homes-as-reallife-monopolypieces-9128782.html. 关于纽约，参见Sam Roberts, “Homes Dark and Lifeless, Kept by Out-of-Towner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1, nytimes/2011/07/07/nyregion/more-apartments-are-empty-yet-rentedor-owned-census-finds.html; Julie Satow, “Pieds-A-Terre Owners Dominate Some New York Building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4, nytimes/2014/10/26/realestate/pieds-terre-owners-dominate-some-newyork-buildings.html。
[8] 关于伦敦的外国购房者，参见Patrick Worrall, “FactCheck: Are the SuperRich Killing ‘Cool London’?,” BBC Channel 4 Fact Check Blog, April 14, 2014, http://blogs.channel4/factcheck/factcheck-superrich-drivingproperty-prices/18073. 关于On the displacement of established London elites by the global super-rich, see Luna Glucksburg, “Is This Displacemen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Super-Gentrification in London’s Alpha Territ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IBG)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London, August 31, 2016. “寡头统治化（oligarchification）”一词来自Feargus O’Sullivan, “No One Feels Sorry for the Latest Victims of London’s ‘Gentrification,’” CityLab, September 2, 2016, citylab/housing/2016/09/the-latest-victims-of-london-gentrification-are-therich/498536。
[9] Louise Story and Stephanie Saul, “Stream of Foreign Wealth Flows to Elite New York Real Esta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nytimes/2015/02/08/nyregion/stream-of-foreign-wealth-flows-to-timewarner-condos.html; “Story and Saul: The Hidden Money Buying Condos at the Time Warner Cent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nytimes/2015/02/08/nyregion/the-hidden-money-buying-up-newyork-real-estate.html; Octavio Nuiry, “Are Foreigners Stashing Billions in U.S. Real Estate?” Housing News Report, September 2015, https://issuu/ftmagazine/docs/housingnewsreport_sept; Saskia Sassen, “Who Owns Our Cities—and Why This Urban Takeover Should Concern Us All,” The Guardian, November 24, 2015, theguardian/cities/2015/nov/24/who-owns-our-cities-and-why-this-urban-takeover-should-concern-us-all.
[10]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1899)］.
[11]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Isabel Ritchie, The Geography of the Global Super-Rich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The-Geography-of-the-Global-Super-Rich.pdf. 我们的图是基于福布斯对全球1826名亿万富豪的统计数据，这些亿万富豪只占全球人口的0.00003%，但坐拥七万亿美元的资产，大概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的10%。亿万富豪的人数和净身家和人口数量正相关（0.41，0.33），与经济产出正相关（0.68, 0.61），与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正相关（0.47, 0.49），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也正相关（0.49, 0.52）。虽然亿万富豪多住在超级城市，也有亿万富豪仍住在他们发家的较小城市，例如，沃尔玛家族住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沃伦·巴菲特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12] Knight Frank, The Wealth Report—2015, knightfrank/research/the-wealth-report-2015-2716.aspx.
[13] 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 High Technolo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22, no. 1 (1988): 33–48;Richard Florida and Martin Kenney, “Venture Capital–Financed Innovation in the U.S.,” Research Policy 17 (1988): 119–137; Richard Florida and Donald Smith, “Venture Capital Formation,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no. 3 (September 1993): 434–451.
[14] Richard Florida, “The Joys of Urban Tech,”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2012,wsj/articles/SB10000872396390444914904577619441778073340;Richard Florida, “The Urban Tech Revolution,” Urban Land, October 7, 2013,http://urbanland.uli.org/economy-markets-trends/the-urban-tech-revolution;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Rise of the Startup City: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City-CMR-FINAL-formatted.pdf.
[1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venture-capital-goes-urban;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 (Toronto: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 风险投资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是0.55，与大学毕业生的相关系数是0.50，与创意阶层的相关系数也为0.5。比人口密度相关系数更高的只有科技行业聚集度，这是风投需求最早诞生的地方。附录的表1提供了详细数据。
[16] Max Nathan, Emma Vandore, and Rob Whitehead, A Tale of Tech City: The Future of Inner East London’s Digital Economy (London: Centre for London, 2012).
[17]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
[18] Alessandro Piol and Maria Teresa Cometto, Tech and the City: The Making of New York’s Startup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Mirandola Press, 2013).
[19] “Stern’s Urbanization Project Hosts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Florida and Fred Wilson,” 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October 9, 2013, stern.nyu.edu/experience-stern/news-events/conversation-florida-wilson.
[01] 1英里约为1609米。——编者注
[20] Paul Graham, “How to Be Silicon Valley,” PaulGraham, May 2006,paulgraham/siliconvalley.html.
[21] Rory Carroll, “Oakland: The City That Told Google to Get Lost,” The Guardian, February 11, 2014, theguardian/technology/2014/feb/10/city-google-go-away-oakland-california; Ellen Huet, “Protesters Block, Vomit on Yahoo Bus in Oakland,” SFGate, April 2, 2014, http://blog.sfgate/techchron/2014/04/02/protesters-block-vomit-on-yahoo-bus-inoakland; Rebecca Solnit, “Diary: Google Invad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7, 2013, 34–35, lrb.co.uk/v35/n03/rebecca-solnit/diary. 关于洛杉矶市中心爆发的当地人对艺术家和画廊的抗议活动，参见Jennifer Medina, “Gentrification Protesters in Los Angeles Target Art Galler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6, nytimes/2016/11/05/us/losangeles-gentrification-art-galleries.html。
[22] Dan Morain, “Gentrification’s Price: S.F. Moves: Yuppies In, the Poor Ou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 1985, http://articles.latimes/1985-04-03/news/mn-28445_1_san-francisco-s-skyline.
[23] Paul Graham, “Economic Inequality,” PaulGraham, January 2016,http://paulgraham/ineq.html.
[24] 夏洛塔·梅兰德和我调查了城市科技行业的关键指标（初创公司的数量，风险投资规模，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等）与住房负担和不公平的关系。月住房支出中位数与创新能力（0.49）、高科技行业聚集度（0.58）、风投初创公司（0.60）和投资规模（0.56）密切相关。薪资不公平与创新能力（0.44）、风投初创公司（0.60）和风险投资规模（0.55）也有正相关的关系。参见附录表1。
[25]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tonin Bergeaud, Richard Blundell, and Davi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2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2015, nber.org/papers/w21247.
[26] Aki Ito, “San Franciscans View Tech Boom as Benefit at Cost of Diversity,”Bloomberg, April 4, 2014, bloomberg/news/2014-04-04/sanfranciscans-view-tech-boom-as-benefit-at-cost-of-diversity.html.
[27]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Rosemary Scanlon, and Steven Pedigo,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July 2015,pageturnpro/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Richard Florida, “Resetting and Reimagining New York City’s Economy,” CityLab, July 29, 2015, citylab/politics/2015/07/resetting-and-reimagining-new-york-citys-economy/399815; Adam Forman,Creative New York,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June 2015, https://nycfuture.org/research/publications/creative-new-york-2015.
[28] Juan Mateos-Garcia and Hasan Bakhshi, The Geography of Creativity in the UK, Nesta, July 2016, nesta.org.uk/sites/default/files/the_geography_of_creativity_in_the_uk.pdf. Greater London here is defined as its “Travel to Work Area,” or TTWA.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evin Stolarick, “Geographies of Sc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ertainment, 1970–2000,”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 no. 1 (2012): 183–204.
[30] 这些数据是基于一个叫“区位商”的指标，该指标用某项经济活动在一个城市地区的产值比重除以它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实际区位商数值如下：对于创业行业整体来说，洛杉矶为2.7，纽约为2.2；对于艺术家来说，洛杉矶为3.8，纽约为1.5；对于音乐人和歌手来说，纽约为2.7，洛杉矶为2.2；对于制作人和导演来说，洛杉矶为6.7，纽约为4.6；对于作家来说，纽约和洛杉矶都为3.3；对于时尚设计师来说，纽约为9.9，洛杉矶为7.7。以上均为2014年的数据。
[31] Moby “I Left New York for LA”; Charlynn Burd, “Metropolitan Migration Flows of the Creative Class by Occupation Using 3-Year 2006–2008 and 2009–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ata,” Journey to Work and Migration Statistics Branch, Social, Economic, and Housing Statistics Division (SEHSD), US Census Bureau, Working Paper no. 2013-11,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Los Angeles, April 9–13, 2013.
[32] Carl Grodach, Elizabeth Currid-Halkett, Nicole Foster, and James Murdoch,“The Location Patterns of Artistic Clusters: A Metro- and NeighborhoodLevel Analysis,” Urban Studies 51, no. 13 (2014): 2822–2843.
[33] 基于MySpace网站的数据，原始数据由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希尔弗和芝加哥大学的文化政治中心所整理，我是在2007年初这个网站最火的时候下载的（当时它的访客数量超过了谷歌），数据覆盖了300多万名音乐人。因为当时MySpace的线上覆盖面极广，它能很好地记录数字环境下地点对于流行音乐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我在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清理，并根据音乐流派和地点分类，最后得到的可用数据覆盖200多万名音乐人，横跨十个音乐流派：摇滚乐、城市音乐、流行乐、电子乐、民谣、乡村音乐、基督教音乐、拉丁与加勒比黑人音乐、实验音乐和爵士乐。为了找到对流行乐影响力最大的地点，我们结合粉丝数、观看数和累计播放量创造了一个综合指标：音乐流行度指数。参见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America’s Pop Music Entertainment Complex,” CityLab, May 28, 2013, citylab/design/2013/05/geography-americas-pop-musicentertainment-complex/5219。
[34]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Pop Music Superstars,” CityLab,August 27, 2015, citylab/tech/2015/08/the-geography-of-popmusic-superstars/402445.
[35] Shade Shutters, 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这项研究指出，其他城市要进入这个精英城市俱乐部非常困难，首先必须要在所有方面表现出色，产业构成和人才库必须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创新性来推动经济发展。另外，它还要克服阻碍创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如高房价和高居住成本，持续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城市地区能满足这些要求。
[36] Jessica Floum, “Bay Area Economy Outpaces the US, Chin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6, 2016, sfchronicle/business/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