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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教育改革定律




为什么中国的学校不能都变成先锋学校呢?

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不能复制的。先锋学校并非做得尽善尽美,也  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桔子告诉我,在十个来试读的孩子中,只  会有六七个留下来。让他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公立学  校的“学霸”,这个女生在先锋学校待了两周,实在受不了了,她  说:“我白白浪费了两周时间。”另一个孩子在家上学,非常有个  性。他说:“我很欣赏先锋的尝试,但还不确定你们是不是最适合  我的学校,我要再看看。”

我们在先锋学校还见了一位学生,叫虫虫,他是在先锋学校  半工半读的。虫虫原来上的也是公立学校,后来上了创新学校,  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大理的一所创新学校。在他看来,大理的  学校比先锋学校更注重学生自治。大理有好几家创新学校,学生  更少,一所学校可能只有七八个学生,能开设的课程反而更多。  大理有各种各样的奇人异士。想找个心理学老师,有专业的心理  医生。想找个人类学老师呢?也有。木工老师呢?当然也有。于  是,这七八个孩子想上什么课,学校就会给他们找什么老师。学  生们想做什么项目,也可以自己提出来:岀去旅游、开咖啡厅、  组建乐队,都没问题。虫虫告诉我们,他在大理上的学校,对电  子产品的管理要比先锋学校严格得多。这就对了:创新学校和创  新学校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任何创新都是有争议的。

但是,这些创新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让孩子们不再讨  厌上学。他们把上学当作一件很开心的事,他们把学习当成自己  的事,他们不仅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也要学习怎么和同龄人打  交道。

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上的学校就不一样呢?为什么现在的教  育会让孩子们不快乐,让家长紧张,让全社会焦虑?

有人会说,这都是体制的问题。跟教育有关的每一项改革  都会牵动社会的关心,而跟教育有关的几乎每一项政策都会引起  争议。

取消奥数班,家长不满。2019  年  2  月  25  日,第  1  届罗马尼  亚数学大师赛闭幕,中国队无一人获得金牌,取得最好成绩的是  拿到银牌的第  15  名,总成绩排第  6  名。这让很多人幸灾乐祸:看  吧,这就是取消奥数班的下场。

改革高考制度,家长不满。从2014  年开始,新一轮高考改  革启动,最早在上海和浙江试行,采取了  “  3  +  3  ”的模式,也就  是三门必考科目加上三门选考科目。结果,在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地理、政治这六门选考科目中,选择物理的浙江考生比例  最低,偏科现象严重。

学区房制度改革,家长不满。近几年来被社会热议的学区房  其实历史很短。学区房元年应为2014年,这一年,19个城市推  出了中小学就近入学政策。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促进教育资源分配  均等化,结果却导致学区房的房价越炒越高。2019年,北京海淀  区实行学区房新政,不再是一个楼盘对应一所学校,而是多校划  片。这一政策被海淀家长戏称为“海淀9・11”,透出一股无奈和  苦涩。深圳、广州等地的学区房新政,也让很多家长乱了手脚。

就连2019年的高考题都会成为社会热点新闻。为什么呢?  因为全国卷一数学考了断臂维纳斯,全国卷二数学考了物理题,  惊现拉格朗日点,全国卷三数学考了一朵云。仔细看,这些考题  都没有超纲,但换了一种出题的方法,就足以让原先那种只会  “刷题”的考生措手不及。

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政策之所以引起关注,都是因  为它们跟升学有关。家长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考分和学校。对我们  的教育制度中真正隐藏的问题,公众的关注反而少。比如,学生  在学校锻炼的时间少,近视眼的人数增加,阅读量少。这些现象  虽然普遍,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当某些问题逐渐积压,  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家长们才会猛然醒悟、群情激  愤。比如,学校伙食问题、校园霸凌问题。

虽然教育体制有它的问题,但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教育  体制,是一种过于肤浅的解释。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批评教育体制,是因为人们把体制当作  一个总开关。如果你按一下这个开关,啪的一声,灯就亮了,光  明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如果这个开关有问题,那整个房间就是漆  黑一团。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体制决定论。

体制当然很重要,但慢慢地,你会发现,对我们大多数人的  日常生活来说,体制很多时候不是总开关,反而更像背景音乐。  有人会觉得背景音乐过于嘈杂,让人心烦意乱;有人会觉得听着  熟悉的背景音乐才更安心。当背景音乐换了,会有很多人不适  应——但是,背景音乐只是背景音乐。

你可能会觉得不服气。那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看,为什么  教育体制不是影响教育的终极因素。

一方面,教育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复杂红利也会影响到体  制。对同样一种教育体制,各地的具体实践就不一样。教育学家  杨东平告诉我,课业负担过重、择校压力很大,这是中国大多数  地方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但有的地方风平浪静。比如陕西的晋中  市下面有1  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有一到两所优质高中,而且能做  到优质高中指标到校  100%  。  o  这意味着,无论你在哪里读初中,  只要成绩好,都有均等的机会考入优质高中。在晋中,学校不分  重点班,也没有乱收费现象,不择校、不择班成了教育新常态。  杨东平教授告诉我,一个地区的教育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决策思路。也就是说,虽然属于同一体制,  但各地的教育政策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演化算法导致的必然结果。同一物种会根据不同的环境  演化出不同的形态,这是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悟出来的道理。  他在当地发现了很多看似差异很大的鸟,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不  同的鸟——芬雀、鹤鹤和鹤,后来才知道自己看错了。原来,这  些鸟都是芬雀,它们只是由于生长的环境不同,才变得体态各异。

另一方面,坦率地说,现有的教育体制其实是有腾挪空间的,  如果不喜欢、不认同,你可以选择退出。

如果对课堂教学不满,你可以选择校外培训。近几年,校外  培训班遍地开花。当然,补习功课的居多,有奥数,也有英语,  有作文,也有编程、绘画。各种你能够想到的才艺班都有:篮球、  游泳、击剑、马术、围棋、滑雪、壁球、高尔夫球……除了这些,  也有一些培养孩子情商、财商的,教孩子说话的,纠正孩子坏习  惯的,专门针对男孩子培养男子汉气概的。

如果对公立学校不满,你可以选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发展  速度很快,如果以办学经费来计,按照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2007  年民办学校办学经费为  80.93  亿元,预计  2020  年将突破  400  亿元。在民办学校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学校,在北京、上海  和深圳居多。你可能会说:这都是贵族学校,工薪阶层哪里高攀  得起?但是,也有很多民办学校是平民学校。比如,民办学校里  有  50%  左右是学前教育学校。送孩子上民办幼儿园的家庭,收入  水平并不算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办学校中普通本科、专科也  很多。比较遗憾的是,民办的高中不多,民办的职业学校更少。

如果你不想在国内读书,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根据教  育部的数据,2018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66.21  万,相比  前一年增长  8.83%o  出国留学的孩子,出去得越来越早,在国外读  书的时间越來越长。除了传统的出国读本科、硕士、博士,如今,  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去国外接受教育的也越来越多。与  此同时,更多学生计划出国一直读到硕士阶段,这一比例从  2016  年的  57%  增长到  2019  年的  70%  。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从  原来的富裕家庭,扩散到工薪家庭。传统的留学国家主要是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近几年,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留学的人数持续攀升。

但是,结果怎样呢?

把孩子们的课外时间占得满满的各种补习班,大部分都是跟  升学有关的。一种情况是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抢跑”,小学该  学的东西在幼儿园就学,中学该学的东西小学就学,最后,形成  了一种“剧场效应”:所有台下观众都想站起来看得更清楚,但所  有人都看不清楚。另一种情况是增加升学时的加分项。对升学有  帮助的竞赛项目备受追捧,对升学没有帮助的竞赛项目门可罗雀。  不让考试,那就拼简历。所有课外活动,甚至假期的旅游,都是  为了把简历装点得更漂亮。每一个孩子的简历都光彩照人,遗憾  的是,你很难分清楚他们谁是谁:所有简历都好像是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

大多数民办学校的教学风格和公立学校相差无几。民办学校  为了赢利,要求招生好、出成绩、有名声。在资本驱动下,民办  学校甚至会比公立学校更注重升学率。比如石家庄精英中学,几  年之内从管理混乱的学校变成了高考状元的母校。但进去的学生  抱怨,这里就是完全封闭和高强度管理的模式。在上海,按高考  考入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名校的升学率,排名最靠前  的重点高中是“四大名校”(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  和交大附中)和“八大金刚”(南洋模范中学、格致中学、大同中  学、控江中学等)。这些学校基本都是公办高中,但考入这些顶尖  高中的主力生源来自民办初中。一位家长说,上海的民办小学面  试学生,一上来就问出国的经历。在上海,去过日本不叫出国,  去过欧美才是标配。学校还会问父母的背景,最喜欢的是高学历  的全职妈妈。

即使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大部分家庭仍然保留着国内升学  竞赛的思路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名校当然是首选,那如  果考不进这些名校呢?中国家长会按照所谓的大学排行榜从上往  下选。排名第20和排名第30的学校到底差别多大呢?那不管,  排名越高越好,这是很多家长择校时的唯一准绳。2019年,美国  名校斯坦福大学爆出招生丑闻。一名中国亿万富翁为了让自己的  女儿顺利进入斯坦福,不惜行贿650万美元,买通斯坦福大学帆  船队教练,为其女儿伪造帆船运动员身份,从而特招进校。不料  东窗事发,学校发现其涉嫌申请材料造假,最终开除该生。我在  调研中还听到家长们议论所谓的“顺义帮”。这是一群毕业于北京  顺义区贵族国际学校的中国学生。他们到了欧美国家,融不进当  地社会,又不屑跟中国学生交流,只好自己人跟自己人玩儿。

真相总是扎心的。所谓的教育体制缺陷,其实是全社会合力  挖的一个大坑。教育被社会裹挟着前行。这一代的家长之中,“直  升机父母”越来越多:他们天天在孩子头上盘旋,对孩子的每一  步选择都要亲自过问。这一代家长还在进一步升级,他们已经从  “直升机父母”变成了  “推土机父母”:不仅要关心和过问,还要  亲自上阵,扫平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切障碍。

于是,教育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教育陷入了一个怪圈。

明清之交的著名学者黄宗羲曾经在《明夷待访录》中谈到中  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他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  害。”  1黄宗羲观察指出,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稅负就重  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有一位中国学者在他的论文《并税式  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将这一观点称为“黄宗羲定律”。18

套用“黄宗羲定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黄宗羲教改定  律”。“黄宗羲教改定律”告诉我们:这么多年来,每一次教育改  革,本意是希望减少教育负担,但改革的结果,莫不是教育负担  更重,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那么,症结何在呢?

症结在于,这一代家长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孩子考  上大学,让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

中国的高考录取率几乎逐年都在攀升。1977  年恢复高考,录  取率只有  5%  。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是  1989  年,录取率为  23%  。  1999  年,这个数字突破了  50%o  2019  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  1  03  万人,  录取人数为  820  万,录取率为  79.53%  。

看起来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高考的赛道上奔跑,看起来好像不  论成绩好坏,大部分选手都能跑到终点。你可能不了解的一个事  实是,这只是中国社会的一半,还有我们不熟悉的另一半——对  那里的孩子而言,高考是一件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中国有大  约一半的学生,从来就没有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我们姑且不算  那些在读完初中之前就辍学的孩子,只说要参加中考,从初中升  到高中的学生吧。2017  年,中国有  1397  万名初中毕业生,高中  招生人数为  800  万,高屮升学率为  57%  。

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中国太大,落后地区拖了后腿,那让我  们只看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吧。2017  年,北京的高  中升学率为  65%,  上海是  59%  。  2019  年,深圳有  8.5  万名学生参  加中考,但全市公办普通高中仅能提供  3.5  万个学位。也就是说,  深圳的高中升学率还不到  50%  。有至少一半深圳学生连高中都上  不了,更谈不上考大学。

我们生活在这边,他们生活在那边。在我们这一边,高考犹  如悬在头顶、从不落山的烈日,照得每一个人睁不开眼。在他们  那一边,太阳从来就没有升起。

那个世界是永远黯淡无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