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记得小时候，乡里乡亲聚到一起说起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常用缘分两个字来概括。一个人出生在这个家庭，而不是那个家庭，与这几个人做兄弟姐妹，而不是另外几个，是天缘。虽然贫贱家庭百事哀，虽然兄弟姐妹之间免不了磕磕碰碰、争争抢抢，但亲情是割不断的，血脉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自己独特的感情生活，你喜欢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是情缘。虽然有的喜欢只是出自于自己独特的视角，虽然有的喜欢还隐藏着许多私欲，但这种有局限的情缘也常常让人难以割舍。
文清曾经憧憬过从友谊到爱情的家庭生活，可现实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小时候爱慕过的小伙伴远走天涯，由于家庭的变故，在校园生活里他几乎与女同学没有交往。后来参加了工作，一见钟情的红绳也因为自己的怯懦擦身而过，情感生活就像一个空洞。文清觉得自己的情感生活一直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就像那些喜欢做梦的人，就像读书读得迂腐的知识分子，仿佛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大脑运作出来的。就像小时候他知道曾祖母疼他、爱他，但他在曾祖母病重的时候，看到父母亲把老人抬进那个又小又暗、经常堆放杂物的破窑洞里，只是悄悄流过好几次泪，并没有勇敢地站出来阻止父母这样做，也没有为这个疼爱过他的老人做一些让她安慰的事。要说他对老人没有感情那是假的，但他最真切的情感流露就是流泪，而不是行动上做些什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些成语看起来很简单，但语言和行动、思想和行为要达到统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文清觉得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习惯做得多想得少，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习惯想得多做得少。虽然这两种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后者在情感上更虚幻。
文清觉得自己就是一直生活在虚幻情感里的人，结婚以前不懂什么是情感，更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只是想当然地对家庭生活有一种美好的向往。他不希望自己的婚姻像曾祖父母，没有感情地度过一生，更不愿意像父母遭受世人的耻笑。要结婚，就做一对恩爱夫妻，遇不到心中爱恋的人，就不要“秃闺女赶会”凑热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文清和高彩虹分手后，与这个花碰面，那个草约会，不是人家嫌他长得粗苯，就是他嫌人家长得太高或者太矮，太胖或者太瘦，五官、肤色也常常入不了他的法眼。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他与那些见过面的姑娘一定在前世回眸了千万次，然而今生还是不能相爱。前世像喝了摇头丸似的频频回眸，是不是很滑稽？难道人生在世既无法把握自己的言行，又无法掌控自己的感情？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角色定位后只能按剧本写好的那条戏路走下去？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真的把握在“红线老人”手里吗？
文清记得结婚以前，母亲非要带着他去“算命”，看看他什么时间“开婚”。乡下有一个迷信的传统，认为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有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就把握在“红线老人”的手里。据说“婚不开”的时候，你无论谈多少对象，就是遇不到与你命中有缘的那个人；而“婚开了”的时候，你躲都躲不过，千里姻缘也可以一线牵。文清虽然不相信什么测字、算命，可因为父母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他无法拂逆母亲的好意，就和母亲坐车来到了青竹县城。那年他二十六岁，妹妹文华已经有合适的对象，他像个顶门圪杈排在前面，让家里人感觉都不是滋味。
在青竹县东城桥头，穿着大裆裤、坐在桥头补鞋的一位普通老头，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位闻名方圆百里的算命先生。据说他测字、算命、看风水无所不能，就像电视里包医百病的药品广告，大家都称他李半仙。文清和母亲走到李老面前时，他正在穿针引线纳一只底和帮裂缝了的皮鞋。他身边除了补鞋用的工具，还摆放着一些拉链，还有几条自行车内胎。看来，李半仙算命的营生不足以维持生计，无“命”可算得时候，还要补补鞋、换换拉链、甚至修补自行车内胎。当文清和母亲向他说明来意时，他沉稳的神态就像一个政府官员在处理文件，等他缝好那只鞋子放好，才抬起头来看着他们母子俩。
从外表看，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乡下老头子，从他的气质看，又像一个满腹玄机的世外高人。他身边的箱子上有一个小学生生字本，里面夹着一支铅笔。他像一个法官一样询问了文清的生辰八字，写在了本子上，然后在本子上划着一些看不懂的杠杠，嘴里念念有词。文清疑心他会像《封神榜》中的姜子牙一样说一声“疾”，空中就会有奇迹出现。过了一会，老头又让他们在本子上随便写一个字，文清见母亲在上面写了一个“喜”字。老头又用铅笔在本子上划来划去，嘴里念念有词。沉吟了半天，老头突然眉开眼笑，说这是一个“吉”卦，近则三四个月，远到年底，你们家就有喜事进门。文清母亲高兴了，说儿子今年大喜一定再来谢你。老头说，你看喜字最上面是个“士”字，说明你们属于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字下面大口端着小口，说明要成两口子必须一方扶衬另一方，捧捧拢拢喜事方成。文清见母亲付了两倍的卦钱，高兴得不知怎样感谢老头才好。
事后多少年想起这件事，文清觉得老头子既会察言观色，又深谙世间情理，更重要的是变通能力极强。如果他母亲不说是婚事，而说的是家庭添丁的事，那喜字上半部是“吉”，再添一口又何妨？汉字的组合真是美妙绝伦，每一个部件都暗含玄机。不过那时也多亏老头子提醒，让他母亲想到了儿子曾经提起过的红绳姑娘。
文清记得算命后没几天，父母就问他对红绳姑娘印象怎样，他说，人家说不定早就结婚了。当母亲告诉他，红绳在靠山乡东洼村小学当代理教师，至今还没有结婚时，文清才知道父母为了自己的婚事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自从听说红绳生病住院之后，文清再也没有遇见过她，仿佛前生回眸次数太少，缘分就仅此而已了。听到母亲的话，他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峰回路转，仿佛上帝只是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这几年，红绳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他，而她却在与别的姑娘谈恋爱。上帝就像个卖蔬菜的，让他挑呀捡呀，可他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根菜。经过老头一指点，咦，这根菜原来早在错过的那个菜摊上等了他很久很久了。这就像《青花瓷》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就像西湖的《断桥》，有缘千里来相会……
文清记得与红绳第一次正式见面就是在东洼小学。那时正是北方四月的天气，不再像初春那样忽冷忽热。那天，文青觉得地面上的小花小草，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向他眨呀眨眼。校院里的那棵柳树穿上了鹅黄的绒衫，款款摆动苗条的腰身，频频向他挥手致意。从校园里可以望见山坡上的农舍里一片片的桃花、杏花，笑意盈盈。那天红绳穿着青色的衣服，青色的裤子，衬托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犹如人面桃花。这正是文清早已在心里勾勒出的柔和的线条，渲染出的娇而不媚的色彩，这是他的青花，这是他的梦。
他已经记不得在东洼小学和红绳见面时说过的话，但那种甜蜜的激动有时还会萦绕心头。那是不同于初见高彩虹自惭形秽的那种感觉，也不同于见到胖姑娘路芬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而是有一种见到久违的亲人那种略带愧疚的喜悦和激动，仿佛他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心意的机会。那时候他还担心红绳会问，我生病的日子你到哪里去了？正与高彩虹在热恋之中么？你曾经把我送到家是学雷锋办好事，还是爱上我了？你的爱就像天空飘忽的云彩吗？然而，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一切比他想象的还好。红绳文静得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说话的声音也像她脸上的笑容一样柔和。仿佛她一直在静静等待着他，等待做他的新娘。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使文清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春天真的来了。四月份他们见过几次面，端午节就到红绳家送礼。当地风俗，相恋的青年男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三个节气，男方都要到女方家去送礼，女方准许，表示婚恋关系已经确定。那年的端午节不是星期天，文清请了假，骑摩托到学校把红绳接到县城，他父亲又派司机开着吉普车把他们送到红绳家。红绳的父母、哥哥对他很客气，亲戚、邻居也来门口看热闹，这真比在县城的舞厅里让他高兴。端午节之后，他们见面已经开始谈婚论嫁，家具、家电的购置，甚至新房的布置都在他们的议题之中。
六月初，县城东关一条街的集会，文清把红绳接到了县城。那天，文清的父母给了红绳三百元的赶集钱，红绳没舍得自己买衣服，却买了布置新房床铺的花边，还有在墙上缠囍字的红毛线。中午吃饭后，天下起了雨，那天晚上红绳就留宿在将要布置好的新房里。躺在心爱的人身边，文清几次试图钻进她的被窝里，每次都被红绳友好地拒绝了。那天晚上他很久没有睡着，热火烧身的时候就想“犯错误”，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这才是自己想要的女人，如此反复，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着。
七月份，新房布置好了，他们的媒人—东洼小学的校长段福红就带着彩礼到红绳家“过礼”，他是红绳的远房亲戚。段福红说，做这样的媒人真是福气，双方的家庭都是客客气气，没有一件事有争执。经双方家长同意，典礼的日子就定在了八月二十六。文清记得七月里的一天，母亲带着礼品说是要到青竹县谢李半仙，估计结婚的日子也是那样定下来的。因为结婚那天，母亲罗列了一大堆规矩，像新郎几时出门，新人几时以前迎回家，新娘进门面朝哪个方向……还用红布包了一把木头剑藏在席梦思下面，仿佛怕什么妖魔鬼怪来搅扰他们的好事似的。想到这些文清不禁疑惑，难道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吗？果真如此，情感就只能是缘分的润滑剂了？
从四月份见面到八月份结婚，文清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着一些琐碎事，与红绳的情感沟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就是红绳留宿在他们家的那晚，他们可以说多少悄悄话啊！然而，他们更多的话题是家具购置、布置新房。文清鼓不起勇气向红绳表达自己的爱慕，他怕勾起与高彩虹的往事让红绳伤心，更不敢向红绳说三四年前就已经爱上她了，由于自己的懦弱不敢撕破俗世的那张分层的网，才耽搁了那么多美好的光阴。红绳呢，也闭口不谈他们曾经相遇的往事，表述自己的情感。各自经历了那么多，情感的事仿佛他们都已经看淡，仿佛那是毛头青年和老人的事，与中青年人无关，与婚姻无关。他们静静相对的时候，文清不会主动拉一拉红绳的手，或者在那张魂牵梦绕的脸蛋上轻轻吻一下，甚至不敢直视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这样就有好色、轻薄之嫌，仿佛他是比正人君子还正的君子，手不动，口也不动。就像那个天天喜欢画龙的叶公，心中的喜欢与行为是多么不符啊！
文清记得典礼的那天，离家门口还有一里路，来捧场的同学、朋友就让他背着红绳，后来干脆让红绳骑到他的肩上，一边走一边扒拉着他打转。虽然那天累的满头大汗，但与红绳最大程度的亲密接触，让他心花怒放。虽然这样的行为有些粗俗，可说实在的，他们在一起高兴的时候，文清也不会主动背背自己的爱人，更不会让她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让她感受爱的幸福。晚饭后，宾客散去，马壮、杨飞翔、朱自强、钱佳良等同学留下来闹洞房。他们先是让新郎新娘用舌头从一个酒瓶里拔筷子，因为筷子露头太少，新郎新娘的舌头必须配合好才行。他们被几个人摁到瓶子前，文清吐出舌头，红绳不吐，好容易被逼得都吐出来了，筷子还没有拔出一公分就掉下去了。试了好几次不行，马壮说我和我媳妇一次就能拔出来，你俩不配合，换戏。换了几样近距离接触的游戏，他们还是配合不好，杨飞翔说，你们这样哪能做夫妻，让他们“卷毛巾”。
“卷毛巾”是闹洞房最野蛮的一种玩法，就是把新郎新娘的衣裤扒掉，把一块毛巾平放在新娘的小腹上，新郎新娘不能用手，只用肌肤的接触把毛巾卷起来。当然，他们是盖着被子的，只是四只手都在被子外面，能让大家看得见。如果新郎新娘配合，他们可以在被子里自行褪去衣裤，如果不配合，大家就要强行执行。文清记得那天晚上红绳只脱到内衣就不脱了，马壮说，看来大家得帮帮你。其实有马壮和杨飞翔在场，对红绳这样的新娘子早就想动手了，他们不管红绳怎样生气、怎样闹，七手八脚把红绳扒的精光。文清生气了，可是也阻止不了，最后求自己把毛巾放好，不劳大家了。由于红绳不配合，文清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完成了任务，大家看到红绳哭了才作罢。大家临走的时候，杨飞翔说，这么高兴的一件事非要闹得哭哭啼啼的，要是我的媳妇……马壮推了他一把阻止说，走吧走吧，又扭头招呼新郎新娘，你们好好休息吧。大家一走，史文清就安慰红绳，红绳说，你怎么结交了这么一群狐朋狗友啊！文清又穿衣起来，弄热毛巾让红绳擦了脸，又拾掇了大半天屋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
第二天早上起来，新郎新娘要抓彩。抓彩就是新郎的父母在儿子结婚那天，在一个盛米面的木头升里放一些不同面值的钱，多少根据各家条件而定，然后用大红纸封好。第二天早上小姑子什么的端到新郎新娘面前，他们根据自己的手气抓彩头。据说，谁抓到的钱多，谁就在这个家里当家做主。典礼前文清就记得母亲嘱咐他，不要让，能抓多少是多少。当妹妹文华把彩头端到他们面前时，用眼睛示意哥哥，红绳的手马上破纸而入抓了一大把，文清一直笑着看。他知道昨天晚上红绳为他受了委屈，他要尽可能让她高兴，哪怕这个家今后都由她管。
事实上，他结婚以后一直这么做，不仅自己的工资交给了红绳，大大小小的家庭事务都听从红绳安排。他知道家庭中的当家人，就像单位的一把手，具有绝对的权利，他也听说过AA制夫妻，但他觉得既然走进了一个家，又是他心目中的爱人，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他愿意像一只赤裸的羔羊，祭献给他心目中的“上帝”。
回忆这些往事，文清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做青花瓷器的工匠，选造型优美、质地细腻的素坯，然后勾勒图案，勾勒梦想，然后涂上自己喜欢的釉彩，然后小心翼翼地烧制。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变形的秘密，私藏的韵味，都源于他这个独特的个体心中的爱。原来爱也可以使人变得懦弱，变的顺从，变得失去做人的自尊和自信。就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因为想利用权力就变得惧怕权力，甘心送掉自己的发言权、举报权、选举权，还乐呵呵地觉得这样做有利于自己……原来一个畸形的家庭是所有家庭成员打造出来的，就像社会这张大网是大家共同织出来的一样。
结婚后的前几年，文清感觉是幸福的。红绳虽然没有对他特别亲昵，但她在家中的表现也很不错。结婚没有多久，她就帮着母亲做家务，吃饭总是先盛给父母。开学的时候，文清记得母亲对红绳说，你不用到东洼学校了，过些日子你的招干手续就办好了。不久，文清调到麒麟镇当副镇长，红绳就成了白虎乡妇联的工作人员。那时候他们家真是如日中天，一个副县长，一个副镇长，一个长通市组织部的干事，一个在读大学生，一个乡镇妇女干部，有人称他们家为“干部之家”。
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小薇，她小时候像鸡蛋清一样透明脸蛋，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文清记得生女儿时，医生让文清坐在红绳身后，抱着她为她加油，那天他流的汗比红绳还多。听着爱人难受的叫声，如果能够，他恨不得自己去生这个孩子。此情此景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就对红绳充满爱怜。不爱你的人，会为你生孩子吗？
在红绳断断续续上班期间，文清总是骑着摩托车送过去接回来，就像接送一个幼儿园上学的孩子。搬到新居后，离开了父母，他几乎承揽了所有的家务。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警告过他，对一个女人不能太惯。他记得父亲曾对他说，不会在家里做人，怎么在社会上做人？可是他当时听不进去。他宁愿少些社会应酬，宁愿不升官，也要呆在爱人身边，呆在孩子身边。后来有了手机，他更像一只拴上了链子的狗，只要红绳一呼叫，他就紧张，恨不得马上回到她身边，并向“上级领导”巨细无遗地汇报工作。他记得《和妻子重享新婚》里查尔斯.汉迪[英]这样写：“所有的朋友我们俩人都认识；所有的经历，我们共同分享；所有的漫漫长夜，我们共同度过。在这样的关系里，没有任何秘密。我们找到一种新的亲密性，建立在相互信任，而不是共享激情的基础上。”这曾经是他夫妻生活的座右铭，他也曾经向这个目标不断努力过。
然而，红绳一直是他的一个倾听者，从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到一个不耐烦的倾听者，而很少向他表露自己的心思。难怪父亲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当干部，说红绳的各方面素质比他强。原来他只适合做一个工匠，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情感原来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只是一个蔚蓝色的梦，适当的时间印到适当的地方，才会有浪漫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