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我回到高台，因为，我是被父母1996年的正月里领回家的），正是中国收回香港的那天，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在我家的黑白电视上，滔滔不绝的演讲了很久，他俩站在电视上的华丽讲台上，双手拿着几张白纸，对着五个话筒，高声地喊道：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是我们的香港归国的日子，也是我们与海外同胞手拉手的日子……
父亲坐在厨房里的一个小凳子上，抽着旱烟卷儿，双眼注视着那碗柜上十六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宛若跟球迷一样，一天到晚对着视屏，看个没完没了。母亲在案板前面擀面，同时，擀面棍包着面在快速地滚动着，发出“扑腾扑腾”的声响，一阵又一阵的声波向周围飘去，飘到我的耳朵里，敲打着我的耳膜，如同像腰鼓一样好听。母亲的双手在案板上快速地推动的擀面棍，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把面擀得像玻璃一样透明，面薄如霜。母亲把擀得薄薄的面摊开，然后，在上面撒上面粉，再用擀面棍卷起来，用菜刀在上面轻轻地一划，像剥羊皮一样，一样开皮见骨。母亲从面粉碗里抓一把白色面粉，滴溜溜地撒在上面。洁白如雪的面粉，像雪花一样轻飘飘地落在母亲擀好的面上，随后，母亲用手轻轻地摸了几下就开刀了。几声清脆的刀功声过后，案板上的面被切得细如粉丝，不……比粉丝还要细几倍呢！
我把电视上的飞机看完之后，就跑到厨房门前的小园子里掏蚂蚁洞去了。我从来不怕蚂蚁，因为我家的蚂蚁不会咬我，我就算把洞挖开，它们也没有什么半点怨言。在我的记忆中，我杀死过很多蚂蚁，因为这个问题，我后来追悔莫及，痛苦万分。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生命来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顺顺当当的度过一生吗？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杀死还没有活命的小蚂蚁呢？小小的蚂蚁没有长出翅膀，也没有飞到它们自己喜欢去的地方，就让我送上西天了。啊！……我真不该把它们的窝毁于平地，害得成千上万的蚂蚁们死的死，逃的逃，伤的伤。天呐！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我的名声一定在蚂蚁世界臭名昭著，而且，它们世世代代都会叫着我的姓名来臭骂我的。
傍晚时分，夕阳轻轻地浮在西滩村的西边的天穹上，红红的落日殆尽了它的亮光，只剩下微弱的红颜如刃的浮在那边，像一把弯弯的镰刀挂在天边。清凉的微风带着遥远的蛤蟆声，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传到我家的院子里，微微震动地我的耳膜。白桦树在微微地摇曳，鸟儿在轻轻地叫唤，树叶在刷啦啦地作响，风儿在悄悄地徘徊，仿佛这傍晚任何东西都是那么安宁和快乐。我静静地站在园子里，张望西边的夕阳，此刻，我的双眼里的瞳孔中反射着一种如鲜血一样的光，射在我面前松软的泥土里。虫儿鸣叫声从我家后面的田野里传来，伴随着蛤蟆声一同奏鸣。清凉银白的月亮，悄悄地从东边冒上来，它的周围有几颗比较亮的星星，在闪烁它们亮晶晶的光芒。东边发黑，西边发红，月升日落，清风拂面，让人觉得这傍晚的美，才是真正的乡村的秀丽。
我的双眼注视着西边，脸上发出淡淡的笑意，心里默默地想着：这傍晚的景色，像一幅画一样生动。同时，我的脑际里停留着昨天在古城里拍电影的场景，那一架架的会放炸弹的直升飞机，从我父亲和我的头上飞过，去炸那些塑料制造的假车和假房子。那些假车、假房子制造得都非常逼真，因此，从远处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这几天西滩村东北方的古城里热闹非凡，正在拍一场大电影，也来了很多演员、摄影师和导演，他们在古城里挖了许多地窝（就是大坑上面用玉米秆和葵花杆搭成顶的居住，像地窖一样），来扮演一场河西人民过去艰辛的生活戏剧。我父亲昨天带着我和邻居家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去古城看人家拍戏，结果当时悲惨的场景把我吓得半死，地窝塌了把两个衣衫褴褛的演员埋在里面，不过拍完之后就毫发无伤的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脸上和头上都沾满厚厚的黄土，宛若从土里钻出的怪兽。前几天拍的那场电影比昨天的还要可怖，因为，里面有三十个土匪奸杀掠夺的农民惨景。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坏蛋，把一个貌美天仙的女演员用大麻绳捆在一个柱子上，然后，有几个土匪头，流着口水，拿着寒光闪烁的小刀，，慢腾腾地走过去，把刀子按在她的脸上，轻轻地摩擦着，跟磨刀一样。当时，我猜那几个土匪要把那个漂亮的姐姐杀死或毁容，可是我猜错了，他们并没有把那位姐姐送上西天，而是一件一件地扒光她的衣服，然后就非礼起来，干那些畜生不如的事情。我和邻家的那个女孩站在好远的地方看着，因为，大人们不让小孩子进去观看。我身旁的女孩姓仇名晓霞，她父母在兰州打工，所以把留在她外婆家，让外公外婆来抚养。她是个脾气很大的女孩，简直跟母老虎一般，发起火来，就更加可怕了。我知道仇晓霞是个怎样的女孩，因为我把她里里外外给看透了。我把玩具让给仇晓霞玩的时候，就说好听的话巴结我；我不让她玩我的玩具的时候，她就用脏话来骂我，更让我百思不能其解的是——她从什么人的口中学来的脏话呢？
风吹着黄土到处飞扬，弄得天空土黄色的，跟地面没什么区别，宛若是染上一样色彩的两幅画。我们站在高高的古城墙上，仇晓霞怕我摔下去，就用她的双手紧紧地扶着我，又用胆怯的话语对我说：“小心点啊！这里不是平地，你很容易摔下去的。”我一听仇晓霞这句温暖人心的话，我又看看她用手紧紧地扶着我的胳膊，顿时，我激情万种，感动不止。我被她感动得双腿发麻、全身啰嗦、嘴唇弹动的程度，像一只被冻僵了小羊一样发抖着。今天是乌云密布的天气，所以我们向南望去看不到祁连山，但却能听到风中的沙砾在相撞的砰砰声，这种声音起起伏伏，隐隐约约，随着风儿飘来飘去，时近时远，震动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耳膜。倏然，风变得猛烈起来，像云来雾去的妖魔鬼怪，到此猖獗，吹翻这座古城遗址。仇晓霞扶着慢腾腾的我，摇摇晃晃地走下了土城墙。黄土色的城墙上的尘埃，被大风卷到天上，变成土黄色的怪物，在放声咆哮。我们走到我父亲的身边时，人人都恐慌起来，想立刻离开这里。目瞪口呆的人们，一个个都具备着苍凉的神色，木木地张望那灰黄色的天空，犹如一群被吓傻了的绵羊。
正在人人恐慌中，却有一声惊喜若狂的欢呼，从人群中轰轰烈烈的响起。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这风沙正是我们拍电影的好时间。我们赶快准备去接近沙尘暴，把沙尘暴中的一景一物全拍下来。一个戴墨镜的导演高声喊道。因此，摄影人员和演员全都跑到那边风沙里，去拍惊险又恐怖的电影。没过多久，电影没拍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被大风吹倒在地上来回翻滚着，此时，老天爷让他们知道拍电影可不是儿戏。狂风卷起沙石在灰黄色的天上旋转着、乱撞着、巨响着，像发怒的怪兽在恐吓着人们。导演手中的剧本和头上的帽子被狂风刮得无影无踪，还有许多拍电影的工具也吹没了，只剩下那些哭喊的演员和摄影工作人员，在地上横躺竖卧地打滚着。我们这些站在远处观看的人们毫发无损，没被风吹倒在地，只是触目心惊地注视着那些傻瓜。
大风过后，灰黄色的天变得清澈如水，犹如是清水拨在一望无边的空中。此时，天和地才分出了颜色，就像两幅不同色彩的画一样差别很大。那些愚夫愚妇的演员，那些笨头笨脑的摄影工作人员，那个头上顶着被风刮来的癞蛤蟆的导演，都从地上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向我们这边晦气地走了过来。跟碗一样大的癞蛤蟆，在那个导演的头上蹦跳不止，突然，有一只饥饿的苍鹰，从天上冲下来，用嘴啄去导演头上的癞蛤蟆。那个傻笨傻笨的导演，并没有察觉出他头上有一只癞蛤蟆，更没有想到那只碗一样大的两栖动物早已被苍鹰捉去吃掉。我们这些旁观者，脸上流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注视着面前灰头苦脸的戏子，觉得他们比傻子还要傻几十倍呢！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怒冲冲地说：“散了，散了……今天到此结束，请你们明日来观看吧”因此，我父亲就带着我们回来了。一路上风萧萧，鸟儿飞，云飘飘，我坐在自行车的三角架子上，双手紧紧地把住车把，仿佛是我在开这辆吱咯吱咯的车。仇晓霞坐在后头，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父亲背后的衣服。父亲的双脚使劲地蹬着脚踏，这使链条发出吃力的作响，好像是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拉力。父亲的两双大手把在车把，而我的小手紧握在车把的中间，大小的手在一起，有种很亲密的感觉，沉溺在我心里。
父亲这两年在红砖厂上开三蹦子，无论天寒地冻，还是烈日炎炎，他都去开车拉砖，目的为了多些钱，让我和母亲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从小喜欢憨厚的父亲，而不喜欢母亲。因为，我对父亲的感情远远大于母亲。红砖厂是男子汉工作的地方，因此，那里有许多雄伟矫健的男人。风吹着从砖窑里冒出的烟雾，弯弯曲曲的向空中飘散，好像是破了魂的幽灵。砖窑外面，摞着烧好的红砖，像红豆制作而成的酥糕一样。夏季，这里做工的人们，都没有穿衣裳，裸的上身，可以看出从毛孔中流出的脂肪，在阳光下反射着亮晶晶的光芒。许多汉子身上的狐骚味，渐渐地汇合在一起，组成臭气熏天的水汽，慢慢地变成蒸汽升到天上，随后化成乌云。这里到处都是喧哗，没有一点安宁的地方。父亲开得噼噼啪啪的三蹦子，一趟又一趟地从砖窑里往外拉砖，他开车的技术非常高超，从很陡的陡坡上开下来都不会翻车，好像上帝默默地在他的背后保佑似的。三蹦子后面冒着滚滚黑烟，像章鱼口中的墨汁一样。砖厂里开车的不是父亲一人，而且还有很多人都在来来往往地拉砖。父亲的三蹦子后面，有几百辆三马子（三蹦子），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一辆追一辆地跑着，像出行打仗的坦克一样威武。土路上压满了车轮的痕迹，跟巨蟒爬过的一般。路两侧长满绿油油的杂草，在风中跳舞摇曳，在阳光下快乐生长，在黑烟中吸收二氧化碳，为一切动物制造氧气，它们简直是地球上最有贡献的生物，又有谁能比得上植物的伟大呢？要是地球上没有植物的话，那就没有氧气来提供我们动物的生存能源；要是地球上没有能源的话，那就一切生物都无法生存。植物和动物必须互相合作才能繁殖下去，否则那就是一起从地球上灭亡。
父亲把一车红得透明的砖块，拉到几十辆大卡车的身边，才从车座上跳下来，蹲在树荫下面缓缓。父亲裸的上身，黑黄的脊背在树荫下面显得油亮亮的光芒，像披上一层白霜一般。拉砖的人都是没有穿上衣的好汉，只有开大卡车的人穿着白色衬衣。几个拉砖的人走过来，蹲在父亲的旁边，他们身上都是黑油油的，显出健康的腹肌和矫健的肩膀，因此，流露出梁山好汉的气派。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一瓶旱烟和几张纸条，发给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抽抽烟解解身体上的疲劳。于是，蹲在父亲身边的人们，毫不客气地接了纸条，每个人都卷了很粗的烟卷，叼在嘴里，随后，洋火卡擦一声，点燃了烟卷，美美的吸了一口就吐出来，同时，鼻孔中也冒着焦黄的烟雾。偶尔，有人被旱烟呛了，就干咳几声，随后从口中吐出一些黄痰，喷在地上，再吸烟卷儿。汉子们，抽着烟微笑的时候，很容易露出他们嘴中的黄牙，而且焦黄色的牙齿上布满红色的血液，这是没有刷牙的原因吧。
“辛辛苦苦的大干了半年，可是么拿到一分钱呀！”一个光头的成年男子说，“我妈在医院里躺着，她得了脑梗塞，要是不抓紧治疗的话，以后不堪设想啊！”
“钱厂长不给，你急也不是办法啊！”王铭章把嘴里的烟卷拿出来地说，“唉，我的两个娃娃上学要学费，我也很急啊！”
“不是咱们的厂长不给钱，他根本么钱，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呢！”父亲抽着烟地说，“你们也晓得我家的情况，对么？唉，我四岁的儿子连路都走不稳，经常绊倒在地上，头上不是青就是红，可把我们两口子吓坏了。我想挣点钱，给我儿子治病，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半，么有拿到一分钱。”
“唉，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谁的苦谁晓得，谁的难谁承受。总之……人啊！……就是难活。”蹲在父亲身边的宋胖子说，“我们把苦衷说给人家听，人家还会那我们说，太不乐观了，整天张大嘴巴叫唤有甚用呢？你要是去死，么人拦得你，因为，死的是你的命又不是别人的命，别人为甚要拦得你呢？”
“宋哥，你说的话十分对，别人不会同情咱们这些苦命的人，就算同情有甚用？能让我们的日子变好么？能给我们钱花么？”父亲看着宋胖子地说，“这个世上唯一靠得住的人就是父母，长大了就得靠我们自己。”
“兄弟也把人往死里坑啊！我哥几年前从我手中借走的钱，到现在还么还我，你们说说这是亲哥哥做的事情么？”脸上长麻子的汉子说，“我媳妇去年住了一年的医院，我哥连一趟都么来过。我去年逼疯了，我简直不想活了，活的又有甚意思，可是，我看看我媳妇和我孩子，又想我死了她们母子俩怎么活呢？”
“兄弟，对，你要是死了，她们母子俩会更苦的啊！”父亲用泪花花的双眼，看着那个汉子地说，“女人么男人不行，孩子么父亲也不行，我们男人么老婆和孩子更不行，一家人贫困的生活着也是一种幸福。”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仇晓霞，一路上快速地奔驰，他的双脚使劲地蹬着脚踏板，像骑摩托一样极速。风儿在我们的耳边呼唤，白桦树快速地向我们后面奔跑，鸟儿从我们的头上划过，仿佛这西滩村的马路上是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公路。父亲带着我们很快到达了三号井的马路上，路的两边都是白桦树，它们高大而笔直的树杆在微风中摇曳，同时，擦啦啦地作响，宛若是一群欢歌跳舞的绿色仙女。茂密的树叶随风起舞，而且舞得特别优美动人，让路过的人看得眼花缭乱。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歌唱，它们的歌声和白桦树的作响，打破了这西滩村的安谧。树儿在跳舞，鸟儿在歌唱，我们在欣赏，自行车吱咯吱咯的鸣叫着，仿佛大自然的歌舞，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乐曲表演，深深地弹动了人类的心弦。
我站在园子里，静静地回想着，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在夕阳中飞的一样。虫儿在我家院子里的梨树上鸣叫，它们咝咝的声音伴随着风儿起伏，这使厨房里的我父母也能听到。梨树上的树叶，正在刷啦啦地起舞，好像它们和风儿在一起跳舞。落日已经从地平线上下了，但西边还是一片火红，像画家画出的一道夕阳。我的两只耳朵聆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我的两双眼睛注视着西边暗红的残霞，此刻，我心中腾起幸福的巨浪，拍打着我悲凉的心尖，冲去我过去的忧伤，洗涤我整个凄凉无限的心扉、犹如是上苍除去我的哀伤。倏然，我的耳膜接收到一声熟悉的呼唤，而这种呼唤的声音特别温和，是母亲叫我吃饭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