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堂叔周思德，他高中毕业当一名小学教师，抗战期间在乡下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成了一名大干部，官升至江苏省的厅长，中级法院院长，连云港市市长等职。他的一名亲哥哥周竹平，抗战期间，因吸鸦片烟被新四军枪决，时其弟已任新四军干部。几十年后，听二婶说:哥哥是被弟弟捉去枪毙了。二婶说话一贯水份很大，故难以确定是否事实，但按共产党过去的规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初，我十一岁(虚岁十二)，阴历年刚过。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离开老家。我们出走得很神秘，除二叔家外，谁也不知道，且是清晨出发，也许当时多虑，实际上，未必会有人阻止我们出走。在此之前父亲来信并派人接我们去他那里。
我们乘独轮车由焦家荡至宜陵，在薛光祖先生家停了一天，还是乘独轮车去扬州。从宜陵至扬州走的是公路，路上开过几辆汽车，这是我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汽车。但一见似曾相识，许是儿时所见印象还留在潜意识中吧。到扬州后，住在父亲一位朋友袁姓人家。第一次进城，觉得扬州十分繁华热闹。袁家房子有一个小阁楼，有座木楼梯上下，我在乡下从未见过上下楼这回事，所以十分新奇，每天总要上下爬几回。大人将我们送去扬州城北小学读了一个多月的书，我读五年级，姐姐周敏六年级，妹妹周庆三年级。这一个月的书读得印象不深，只记得两件事:沦陷区小学已学日文，而我在新四军办的学校是没有日语课的。这一个月的日文课就只好瞎混混了。还有一件事，我是乡下来的，口音和城里孩子不一样，所以同学瞧不起我，说我乡下佬，还念叨一首童谣取笑我，至今未忘，是:“乡下佬，背稻草，背到大河边，歇下来吃袋烟，屁股烧掉了大半边。”
在扬州只住了一个多月。当年三月初的一个清晨，母亲和我们一起上了从扬州开往南京的轮船。第一次看到和乘坐轮船，我们三个孩子都非常兴奋。那艘船条件很差，既无餐厅，亦无厕所。我们在船上吃了一天亲友送的蛋糕，没有厕所对男孩子来说倒也无所谓，运河、长江随时可当我的厕所，只苦了母亲和两个姐妹，她们在船上一天未敢喝一口水。
父亲派了一位宗先生接我们，从扬州上船开始即和我们同行。
轮船于当天晚上抵南京下关码头，出码头时有日本兵把守闸口，所有旅客需男女分开从两个闸口排队出闸。男女分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搜身，实际上，似乎我们均未被搜身。男女两队都静静的排队，徐徐前行，依次出闸，真可谓秩序井然。反观我们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车、船进出口，因无人弹压，往往是大呼小叫，前推后搡，混乱不堪。这就是俗话所谓:“人怕狠，鬼怕恶”吧。
出了码头，我们雇了一部套着高头大马的马车，“的的，嗒嗒”地赶到一所旅馆住下。
南京是我所到的第一座大城市。我十分惊讶于南京的马路之宽阔。十多年后，当我再次到南京，便觉马路窄多了。宗先生带我上街为我买了一双皮鞋，为了可穿长久些，买了一双大号的，当时穿着很松，但这毕竟是我所穿的第一双皮鞋。我们在街上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看来拉警报是常有的事，行人都没有躲避。我们就站在大街上，看到了远处一架美国飞机在向地面扫射。
南京伪政府一名官员(父亲朋友)石盛渊先生请我们吃过一顿饭，是在饭店里请的。石先生乘小轿车来旅舍并接我们去饭店，这是我第一次乘小轿车。轿车在路口遇红灯停下时，外面有好几个叫花子向车内乞讨。石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伍仟元的储备券(伪币)，毫不犹豫地就送出了窗外。当时虽然通货膨胀，大饼已卖到20元一块，但伍仟元仍是一张大票。
在南京时，有一天我们都上街去了，留下姐姐一人在旅馆内，遇上警察来旅馆检查，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房内，就盘问她住地、父母姓名等等，她一一作答，但当问及父亲名字时则拒不回答，害怕说出父亲名字惹来麻烦。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竟说不出父亲名字，警察不放松，继续盘问，直到我们都回到旅馆，才为她解了围。他们说:“现在有很多拐卖人口的，这孩子总说不出自己父亲名字，叫我们不得不怀疑。……”
因当时通往安徽的江南铁路南段已遭破坏，我们从南京乘火车南下只可抵达当涂。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车很拥挤，人只好挤站在车上。好在路程短，只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以后的旅行路线是曲折的，有时乘汽车，有时乘民船，有时乘轿子，滑杆或人力车。沿途所经均为小镇或小县城。住的也都是小旅馆，那时旅馆臭虫很多，我对臭虫又特别敏感，被咬处会鼓起一个个包，奇痒无比，不得不使劲抓挠，直至皮破血出。一一至今我臂膀上还有那时抓破结痂留下的伤痕。小旅馆还有一种很厉害的小动物一一虱子。时当春节，我们都穿着毛衣毛裤，这些白白胖胖的小东西钻在毛衣内，捉不尽，掐不完，一直到旅行结束后，我们全部洗澡换衣服，将毛衣毛裤全放在锅里煮沸，才算根绝了。被虱子咬了，当然也很痒，但不会皮肤鼓起包来。所以对我来说虱子较臭虫似容易忍受。但从另一方面说，臭虫是“打游击”的，咬了就跑，熄了灯才出来，灯一亮，就不见影了。所以轻易见不到他们。而虱子像猪一样，吃了就钻在衣服里稳稳地睡大觉，一脱下衣服可以捉到一只一只白白胖胖的东西，令人恶心。从这一点来说，虱子给人较大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在老家时，日本鬼子一来，我们就先行逃走。到了扬州、南京，经常看到日本兵。但从未与他们交谈和接近过。这次旅行中，有一次我们和一队日本兵同乘一船，一位日本小军官还给了我们几块糖，并和我们攀谈了一会儿，他不会讲中国话，但会写中国字。船家是中国人，当时是逆水行舟，船家为了自己省点力气，早点到达，就跟那位小军官说要找几个人拉纤才能准时到达。于是那军官下令几个士兵上岸去抓几个路人拉纤，几名日本兵上岸立即抓了好几名路过的中国人给拉纤。这些人只好认晦气，直到拉纤到达目的地才能回家，他们实际上是为船家服无偿劳动役。难怪有人说:汉奸比鬼子还坏。
我们家乡地处平原，在村前可以看到江南的两座山。但那只是两个模糊的山影。自幼只在图画上看到过山，所以对山一直存着美妙的憧憬。这次旅行，一到了安徽省，到处是山。一开始很兴奋，但见得多了，每天都是行山路，也就习以为常了。
那时中日战争许多地方实际处于休战状态。所以我们通过前线似乎并不很紧张。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算是出了沦陷区的。只记得到了安徽的宣城县，看到街上贴有“蒋主席万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标语，这明白告诉我们，已经出了沦陷区，到了中国政府控制的地方了。从宣城经绩溪到徽州似乎途行一、两天，其中曾有一位父亲的朋友一一师长请我们吃饭，后来听说他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了。
我们这次旅行，途经三省:江苏、浙江、安徽，历时二十多天。那时候人外出机会较少，此后很久，母亲还经常向人提起我们走了三个省。尚在沦陷区时，曾有人建议母亲带点鸦片烟到后方去，可以赚大钱。因当时沦陷区不禁毒，可以自由抽大烟，而在中国管区内则是禁毒的。非法买卖鸦片，自然就昂贵了。母亲拒绝了这一贩毒的提议。她说:“这可不行，如果让他爸爸知道我们贩卖大烟，这还得了!”不过我想当年做这种买卖的一定有很多人，仗着官员身份，可免于检查而贩毒的，一定也大有人在。
到徽州，见到了父亲。当时家里聚了很多人，我竟然不知其中谁是父亲。晚上我私下问母亲才知道。
刚到徽州时，我们住在歙县西门外西干山上的一幢洋房内，这幢房子好像是“江南行署”的什么机关。因为有好些办公人员，门口还有士兵站岗。后来那幢房子让给了美军的一个什么机构，我们搬到了山下河边的河西街9号。
到徽州不久，我们就进了“歙县国民小学”读书。这似乎是徽州城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学校远在东门外。我们每天清晨从西干山上下山，沿着河边北行至一座大石桥，过桥进入徽州西门，贯穿城区，出东门，才到我们的学校。这一路程似有七、八里之遥，所以我们中午不回家，直至晚上放学才从原路返回。中午，有一名女佣给我们将午饭送到学校。在那所小学，我仍读五年级，姐姐六年级，妹妹三年级。我们小学生也都算是“童子军”，记得还常要值班在东门城门口站岗。
在这所学校只读了大约两个月，就因病休学了。学校生活印象已很模糊，只记得校长的尊大人过世，我们全校放假一天，全体师生为校长父亲送葬。排着长长的队伍，学校自己的军乐队前导，倒也十分威风。小学校长地位不高，没有多少人来吊丧，也就只得拉出我们这些小“罗卜头”来壮声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