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大的打击对象是：“刘、邓、陶”，“彭、罗、陆、杨”。以后连续传达了几批揭发、批判“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的材料，我们当然跟着听传达，学习，发言。这期间，在哈尔滨发生过好几起“反革命匿名信案件”，“反革命传单”案件。有人给中央写匿名信，反对文革，甚至指责毛搞个人崇拜和独裁统治。有人在街上贴传单反对文革，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向北方”案。有人贴出“向北方”的油印刊物，在哈尔滨好几处地方都有发现。于是动员各单位对笔记、查嫌疑，甚至每人要回忆和写出自己某日某时在何处，何人证明等等。这些“案件”有的被破获了，有人被枪毙了，但也有一些并未破案，不了了之了，如“向北方”案就未见破案。
院里很多人参加了“造反团”，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参加者多为“红五类”，再说我也无意参加，因我从不认同文革的宗旨和方针。简言之，我对“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毫无兴趣。退而言之，如果毛真的遇到了敌手，而我又真想去“捍卫”，难道我就能“捍卫”得了？
我未参加“造反团”，也不参加一切文革的“革命行动”，甚至满街的大字报我也从来不看，因为这些大字报无非是指责某某人（一般都是当权派）“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陈词滥调，实无可看之处。当然，上班我照常工作，下班照常加班。“造反派”似乎也并不想为难我，除工作以外，我也在墙上写写毛语录，画画毛头像，复制毛的油画像等，倒也相安无事，自得其乐。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开得很“热闹”的一个大会，大会举行了类似“立太子”的盛典。在党章中写明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北京开大会，我们这远离京师的小百姓也跟着“热闹”了一场，听传达，听毛、林讲话录音。此外，放鞭炮，上街游行庆祝，唱“迎九大”歌曲，跳“忠字化舞”，很是热闹了一番。
一九六七年秋，我得了一场病，先是胸痛得厉害，到医院也没有查出什么，后来居然吐起血来了，再到黑龙江省立医院还是查不出什么来，我很紧张。自来戏剧小说中许多主角都因吐血而亡，我也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但还不甘心去死，总想多活几年，看看中国以后的变化。于是接受了同事的提议，去哈尔滨医大附属医院检查。哈医大附院是黑龙江省的一流医院，做了x光拍片，结论是患有肺结核。我十二岁时即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后来检查称已痊愈，此为复发，亦不足为奇。几年来，我在设计院工作一直很紧张，从未好好休息休息，虽不敢说是“积劳成疾”，但却也是事实。加上不爱体育活动，一天到晚在一座楼内坐着，缺少户外活动，得病是自然的。
哈医大诊断为肺结核后，即给我开了一张为期一个月的病假单，当然还要打针吃药。拿了这张病假单，我倒很高兴，——可以回家休息休息了。
一两天后，我就回到了富拉尔基，这时大女儿周平已三岁，二女儿也快出生了。
在家养病，也就近在富拉尔基的第三人民医院打针、开药，按月开一张新的为期一个月的病假单。我每月将病假单寄到哈尔滨，伍卓汉每月为我将薪水汇寄富拉尔基。我除养病，做家务，照顾女儿外，又自学起了俄文。过了近半年世外桃源一般的清闲生活。
对于外面的“文革”，我充耳不闻。只是有一次我撞上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是一九六八年初吧，那时各地正在“武斗”。一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周平上街购物，正赶上“老红”、“新红”两派武斗。“战场”是什么样我没有见到，但看到一派押解另一派的“俘虏”，“俘虏”们身带血渍，一个个被五花大绑，押解的人则手端扎枪，紧跟俘虏身后，将这些“俘虏”押到哪里，结果怎样，我就不知道了。此外还有好多担架抬了“伤兵”送往医院，是双方伤员均送医院，还是只送胜者一方的伤员，我亦不得而知。我当时只是出眼睛看，不动口问，以免招惹是非。
在此前，在哈尔滨也听说武斗，是“捍联总”攻打“炮轰派”的老巢——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简名为“哈一机”。“哈一机”是坦克制造厂，该厂“炮轰派”曾将坦克开上街游行，后来遭“捍联总”武装围攻。我们在设计院可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接连响了好几天，因我未到现场，也不打听有关消息，想来那个场面当比我所见到的“新、老、红”武斗要“壮观”得多吧！
全国规模最大的武斗可能要推武汉的“百万雄师”（文革“造反派”的名称大都源出于毛的语录、诗词，也有的直称为“卫东”、“卫红”等等，“百万雄师”来源于毛的诗“百万雄师过大江”。）与其对立组织的斗争。据说当时有人潜在长江水下，将对方船拖翻后在水下割人头。
听出差回去的人讲，江苏徐州武斗也很凶，在火车上可听到枪声，甚或会被流弹击中。据说，有的地方，会有“造反派”问你支持当地的哪一派，你必须回答，你可以说谁也不支持，这样，你就是“逍遥派”，会挨一顿揍。你如果说支持问话者的对立派别的话，则会挨上一顿更狠的揍。如果你运气好，说支持问话者的这一派，则可得免打的优待，还会和你握手，称你“同志”。要知道，你并不了解问你话的人是属于哪一派，因此，怎样回答就全凭你的运气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了。
“武斗”当然使社会秩序恶化。有位同事的亲戚从沈阳来，谈起沈阳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沿街设摊出售花生米，有位顾客问多少钱一斤，答云二元五一斤，于是顾客掏出一张五元钞票，说：“称一斤”，卖主称了一斤，付给顾客。顾客当然要卖主找还二元五角，不料卖主却说：“不找了！”顾客奇怪地问道：“你凭什么不找钱？”这时卖主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说：“就凭这个！”顾客一听火了，一把夺过卖主的花生袋说：“全给我了！”卖主问：“你凭什么？”这时这位顾客从怀中掏出一支手枪说：“就凭这个！”于是拎着花生袋扬长而去。
对于武斗，先是有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后有毛的评论“武斗是全国性的军事演习”，“各地报武斗，就像荒年报灾情一样，会言过其实。……”所以尽管周恩来在那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也无济于事。在哈尔滨闲谈时，有人说：“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武斗了。”我反驳说：“没有的话，只需《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谁武斗，谁就是反革命》的社论，保证第二天就不会有武斗了。”当然，出于某种需要，《人民日报》不会发表这样的社论，所以武斗还要继续斗下去。其实我说的话中隐有中央有人在鼓动武斗的含义，好在没有人想整我，所以说了也就算了。
我对于武斗，看做是“狗咬狗，一嘴毛”的事情，对双方均不抱同情，我曾对我岳母说：“随他们怎么斗，斗死一个少一个，只要不碰到我女儿就行了。……”
病假中闲暇时也听听苏联的中文新闻广播，苏联指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法西斯，是军国主义，并介绍毛和江青的婚史，毛是江的第几任丈夫，江是毛的第几位妻子之类。我告诉董凤兰千万不能向别人讲起收听苏联广播的事。那时，“偷听敌台”是一项很大的罪名，有些被判死刑的布告上会加上一条“思想反动，偷听敌台”的罪名。
董那时在富拉尔基食品商店当店员，“文革”之初，也参加了商店的“红色造反团”。她认为“文革”斗了商店的经理、书记，这些人以前谁也不敢得罪他们，文革中可以斗他们，批他们，使他们威风扫地，“给老百姓出了气，好得很！”我想，当时“积极”投身文革的许多人，大多出于这种心态。
我对董说：“文革是毛、刘、林的斗争，无论最后刘上台，还是林上台，你们那个小商店的经理还是他的经理，你还是当你的老百姓算了，得罪了他们没有什么好处。”我劝她不要参加造反团，后来她退出来了。（也因我的社会关系，人家不要她了）在“文革”中始终没有受到什么打击。
伍卓汉夫人彭卯姬就不这样幸运了。她那时在富拉尔基手工业局卫生所当药剂员，因她在香港念过书，识得拉丁药名。彭在文革初期十分“积极”，参加造反团，写大字报，我曾对伍建议他劝彭退出，当个“逍遥派”，彭不将我们的意见当一回事。彭说：“我香港来的，但一样也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并说我们五七年被“吓破胆了”。她不听劝说，仍然要当她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被逼自杀，差点送掉一条命，此是后话，暂且慢表。
我在家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感得身体好多了，虽然在家很自在，但不上班拿工资，自觉过意不去，所以提出要医院给我复查一下，医生回答说：“你大概没有生过肺结核吧，这个病哪有这么快就好的！……”就这样继续给我打针吃药，开病假单。实际上不给我复查是因为x光室医生害怕受辐射侵害，不愿给病人做透视。
后来，我到齐齐哈尔结核病防治院做了x光拍片，医生竟说我没有肺结核。我将哈医大的片子和诊断带了去，请该院医生看，医生说据哈医大的片子也不能诊断为肺结核。我又特地去了一次齐齐哈尔陆军医院x室，请医生判断，陆军医院医生所说与结核防治院相同，对我曾有胸痛、吐血症状，医生判断可能属支气管扩张。后来我又将两个片子带去哈医大，请他们解释，医大医生看了自己医院所拍片子，也认为不该诊断为肺结核，承认上回结论应属误诊。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按肺结核治疗和休息了半年。不知我十二岁时被诊断为肺结核是否也是误诊？要知那时在徽州连x光都没有，医生是仅用听诊器来诊断的。
六八年三月初，第二个女儿周原诞生。
同年四月，哈尔滨设计院突然给我发来一个电报，电文是：“速回院参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