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文革”进入后期——“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前一个时期，“文革”忙的是上层的斗争，我们这些小百姓还可以当个“逍遥派”，现在不行了，运动的矛头指到下面来了。我知道，这次回哈尔滨，日子不会好过。但又不得不回去，单位来电报，任何人都要回去“参加运动”。再说医院已断定我不是肺结核，当然也就不再给我开病假单了。
我回哈尔滨，途经岳父母家所在的大庆地区。全家同去妻子娘家探亲，这时岳母已得中风，卧床不起。岳父懂算命，每次到我们家，都会招来很多人——大多是妇女——请他算命。我自认是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所以从未请他为我算过命。
这次回哈尔滨，就是回去参加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看这题目，自知必是挨整对象，回单位就如被递解受审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加上上海哥哥已有好几个月不给我信，我多次去信，亦无回音。妻子要我让她父亲给算一算，看看有没有什么灾祸。因为事情急迫，也就顾不得什么唯物唯心了。我遵照岳父要求，先洗了手，并诚心默念，请求菩萨保佑，然后请岳父为我卜卦。算卦后岳父说我是自己心虚，实际上没有事，有位属鸡的“贵人”会保护我。后来在“清队”中确实没有触动我，但是否有这位属鸡的“贵人”，我就不知道了。
我又为我哥哥请他卜算一下，他说我哥哥也没有什么大事，十五日已来信了。待我回到哈尔滨，已是四月十八日左右，问同事有没有收到给我的信，回说没有。我想：算命哪能作准！过了两天，嘿！哥哥来信了，打开一看，来信日期居然正是四月十五日。这倒令我吃了一惊，当然，这也可说是一个巧合，但似乎太“巧”了点。好几个月以来给我的第一封信，居然被我岳父事先说准了发信日期，太“巧”了点！
从信中得知，南哥在沪被“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因他于四八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来竟放出来了，而同时被捕的许多人都被枪毙了，因此，有“叛徒”之嫌。几年后去上海，得知哥哥被审查期间，红卫兵到家来抄家，将剩下的黄金首饰统通没收了，这些首饰是父亲临走时留下，作为我们的生活费用。历年已逐渐卖去一些给国家，那时，银行只收购不出售黄金，收购价压得很低，每两足金只给八九十元人民币。当然，也可以说：没有没收而是收购，这就算是很客气的了。
母亲说：抄家的人一进门就“勒令”我母亲（他们叫她“地主婆”）交出黄金。因我哥哥在自传档案中早已坦承家里有父亲留下的黄金，哥哥这样写是因我先坦白了家里有黄金这回事，他也只得如实写了。我那时很“积极”，立志要做一名与“反动家庭”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份子，后来却沦为“资产阶级右派”，真是绝大的讽刺。至今，我对母亲仍深感内疚。当然，如果不是我坦白这些黄金的事，抄家中大概也会被查出。后来，没收的黄金又宣布发还，不是还黄金，而是按收购牌价退还人民币。
在岳父家也为伍卓汉算了一命，岳父说伍家遇了小人，这次一关很难过去。那时，彭尚未出事，也可说算得很准的了。伍的小女儿与我的二女儿几同时出生。他小女儿出生时，岳父即说这孩子“妨”爹妈，她的出世会给她家带来灾难，似乎也算准了。
我又请岳父为我父亲算一卦，岳父说我父亲已不在了，那时我们与父亲完全不通音信，不过这一卦就不对了，父亲此后又活了廾多年，才于一九九一年去世。
此外，岳父曾说我母亲得不了我的“继”，她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母亲在上海，我远在黑龙江，按常理似乎也可作出这一判断。可是一九七七年初，母亲去世时却只有我一人守在她的身边。这又是算得不准的一例。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意思是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需要重新整顿和清理“革命队伍”，挖出一切“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份子”。所谓“革命队伍”范围很广，差不多包括当时一切工厂和工作单位的员工。因此，“清理阶级队伍”可说是人人过关，当然，“出身好”的“红五类”，如果自己不犯什么事的话，可以不必担心，甚至可以成为揭发、批判、斗争别人的主力。对于那些“出身不好”，有各式各样的“不良社会关系”和各种“历史问题”的人们来说，就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和整肃了。对“清队”，毛有一句指示，叫做：“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我一回到哈尔滨，马上就感受到一种肃杀、压抑的气氛，离别半年，同事们一见面只淡淡打个招呼，不像半年前那样嘻嘻哈哈地开玩笑了。
我回来以前，院里已有好多人被“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就是被关在本单位，不让回家，一切行动均有人看管。被“隔离”的人只能写材料，“交代问题”和接受审查询问甚至拷问，不得私自与任何人谈话，家人也不例外。所受待遇与法治社会的逮捕或拘留一样，但无需逮捕令，亦无拘留的时限。这种“隔离审查”是差不多每次运动中都采用的办法，而以“文革”中使用得最多，最普遍，在“文革”中，它又被称为“蹲牛棚”。
土建科的郭书声、逢一辉夫妇被“隔离审查”了，原因是在困难时期，他们几个同学曾在一起议论过逃到苏联去的话题，实际上谁也没有真的出逃。“清队”中，有人沉不住气了，自己交代了这一“罪行”，问题牵到了郭、逢身上，也就被审查了。
土建科另一位同事朱力行，也被“隔离审查”。朱是上海人，日常好开玩笑。曾有这一件趣闻：六一年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大家闲谈起来，谈起了当时谈得最多的话题——吃。有人问：不知人肉好不好吃，接下来的“议题”是“人身上什么地方的肉最好吃？”朱开玩笑说：“大姑娘屁股上的肉最好吃！”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为这件事，朱后来被书记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朱被审查，就因这一类杂七杂八的“反动言论”。
其一，朱曾对一位描图员说：“我们唱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毛主席并非是我父亲，如果我真是毛主席儿子就好了，就不会结了婚没有房子住了，就不会这样‘筍’了。”朱这话被人揭发出来了，这话一“上纲”——朱的父亲曾是“右派”，家庭出身地主。——就成了朱将他的狗地主、右派父亲与毛主席相比，真是反动透顶！
其二：朱设计过一个带顶盖的混凝土地下水池，曾指着所画的图纸对人说：这个水池给我就好了，可以作我的家，将池壁刷白，挂上毛主席像，我在家里就好唱：“新盖的房，新刷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这首歌了。——这是一首当时人人会唱的歌，我见过几个四五十岁老女人在台上边唱这首歌边跳舞。朱的这些话一“上纲”，就是“丑化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房子，只好住在水池里。”用这首歌来“侮辱嘲笑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计划科的贾丙林也被“隔离审查”了。他的问题是由街道委员会和军管会转来的，罪名是“殴打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有位老干部邻居看上了他的年青女儿，老干部年已五十多岁，家有妻室子女，却总想勾搭贾的廾岁左右的女儿。贾得知后当然十分生气，找了一个理由与老干部争吵起来，并动手打了他一顿。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在“清队”中，军管会找到这一件“国民党打共产党”（贾在“解放”前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事大做文章，这就成了典型的“阶级报复”事件。贾就这样被市军管会定了性，被“隔离”了，在“审讯”中，贾多次被打得满口吐血，他也自认没有活路了，曾自杀未遂。
资料室有两位女同事被审查，是因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下台后，曾私下议论说：“毛是个暴君，得了江山就要杀功臣了。”
令人吃惊的是一位年青的女士，“小广东”张文也被“隔离审查”了。她一九六五年刚出学校，“文革”初期曾经是“红色造反团”中的一名积极份子，怎么她也会被审查？后来才知她在困难时期曾与同学议论想偷渡到香港去。别人出了事就将她“咬”出来了。相关材料当然会从广东转到哈尔滨，她也就不免了。“文革”初期，这些“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积极投身革命熔炉的“小将”们，居然其中也有人曾想逃往香港，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院的支部杨书记和其他几个“走资派”也继续被“隔离审查”。
被审查者中还有一名小偷，这名小偷本是我们的同事，一次去外单位看大字报，偷了人家一只电子管，当场被抓住，送回院里一审查，他在院里也多次作案，其中还有一段与我有关的插曲。
一九六六年我与董带周平回沪探亲前，院里人事科的王科长托我在上海为他买一件“的确凉”短袖衫。“的确凉”即为涤纶，那时中国刚开始生产，只有到上海、北京等地方才能买到。从上海回来后，我就告诉王，要交给他一件衬衫。他跟我到了宿舍，可我翻来覆去，竟找不到这件衬衫。当时以为是丢失了，只得将王预付的十元钱还给了他。为这件衬衫，我还给家里和沈阳姐姐处去信，查问是否丢在姐姐家或是被董带回了富拉尔基，结果当然没有查到，只得自认晦气了。两年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位同宿舍的仁兄偷去了，这件衬衫也和其它赃物一样发还了。可这时王科长已因“走资派”而被“隔离”，衬衫只好转卖给别人。
被“隔离”的人中，有一位曾是土建科的副科长，名叫范传义。刚“解放”时，曾伪造学历，骗得工程师职称，后被揭穿，降了级，但仍是工程师。此人实际学历是高中毕业，在伪满某营造厂干过几年，有点实际经验，但缺少基本技术理论知识，我们戏称之为“1／8ql2工程师”。他也自知自己的底细，所以想靠“积极”来捞点资本。他“靠近组织”，经常向书记“汇报情况”。有过这样一件事：他曾和王某二人出差，回来后，他向书记汇报说王某曾对他讲：“共产党是拉完磨杀驴”。这话是很“严重”的，当书记找王某谈话，并对证这句话时，王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并称是范讲了这话，“自己‘觉悟太低’，没有向组织汇报，范怕我揭发他，所以才‘倒打一耙’”云云。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而他们说话时又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这件事成了好几年的悬案，无法做出结论。
“清队”中，造反派竟一口咬定是范讲了这句话，并栽赃到王身上，因此得到双重罪名而被审查。在“审讯”中，他因不承认说过“拉完磨杀驴”被打得口鼻出血。一般人心中都很清楚，认为话应是王讲的，但也都很恨范这种背后告密的行为，对他的被打不抱同情，认为是活该，是自作自受。当然谁都不会说穿，大家心里有数。
在“文革”中，我看到许多这类借题发挥以泄愤的事。
“清理阶级队伍”似乎也包含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说权威”这个内容，所以院里的总工程师杨光典也被勒令交代。杨自称曾在出差北京时，叫别人买了卧铺车票，后又偷着卖了，坐硬座回哈尔滨，谎报丢失卧铺票，请人证明骗报销了卧铺票的钱。杨月薪三百多元，我那时才挣五十五元，杨的这一坦白使我们这些小技术员吃了一惊，感到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