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九月，尽管干校当局反对，上级还是决定将我们这些无处可去的人送去了“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首创的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曾经在《人民日报》上长篇专文介绍，红极一时。
毛在文革中的某年五月七日曾有一条“最高指示”，大意是全国各界、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云云。称为“五七指示”。
在“文革”中全国各省的原省委书记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唯黑龙江省文革前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却留下来了，当上了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在“大跃进”中，在河南曾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获平反，故改名“复生”，他大概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要拼命“跟上形势”，搞点“发明创造”，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其时正好出来个“五七指示”。俗话说:“上面放个屁，底下唱台戏”。潘以“五七”为题，唱出了“五七干校”这出戏。
“五七干校”实际就是国营农场，只是成员大多是干部而不是农工，成员除参加劳动外，尚需进行政治学习、“路线分析”等。
“柳河五七干校”当然是在柳河之滨，位于从哈尔滨通往佳木斯方向的庆安县内，火车到庆安下车后尚需乘一个小时的汽车路到达小兴安岭脚下，就是我们的干校了，但我却从未看到什么地方有一条“柳河”。
一进干校，我和伍同被分配到某营三连的木工排电锯班，郭书声分到运输连，叶奎元也来了干校。
我们每天清晨吹号起床，十分钟内洗漱完毕，集合出操。出操后是一小时“天天读”（读《毛选》和《语录》）。早餐后工作，工作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我起初的工作是抬木头“上垛”，以后就上电动大锯。将大元木装上轨道车，将车推到大圆锯前切割木材。上班时间紧张工作，上下午各在工间休息十五分钟，可以抽烟。下午下班后晚餐，晚餐后是政治学习，一直到晚上睡觉上床，从早到晚过着军营一样的生活。两个星期休息一天，称为大礼拜，这天可以喝点酒。一日三餐当然是吃集体伙食，我们每月将自己的定量粮票和伙食费交给食堂，干校给我们一部分粮食补贴，将每个学员的粮食定量标准提高到每月三十六斤。
未进干校前，在哈尔滨已多次听过干校去哈尔滨为我们所做的报告，报告他们如何“自觉革命”、“继续革命”，进行“路线分析”、“自觉改造世界观”，怎样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五七道路走全程”。
干校学员大多原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学员称为“五七”战士，互称“战友”。干校原来每人发一套黄色军服式的制服，到我们入校时，不知是因为人数太多了，还是因我们这层“战士”成分太杂，不够纯洁，总之不给我们发制服了。
干部参加劳动，本非坏事，但我们这里不光是劳动，还要玩好多意识形态的花招，甚至要有点当演员的本领，随时视情况作“表演”。
初进干校时，“老战友”给我们讲过几则故事，意在告诉我们干校的“光荣传统”，要我们“继承传统，发扬光大”。
其一是：建校之初，“战友”们要建一座木材加工厂，以制作木材建校舍。大家去林业局的一所木材厂参观，时在冬季，一部卡车载着“战友”出发，出发前伙房蒸了一些馒头随车带去。“五七”战士是要随时准备参加劳动的，所以每人肩扛一把铁锹。进木材车间时，为防铁锹丢失，所以都扛在肩上进内参观。中午要吃饭，但汽车上的馒头冻得如石头一般，吃不得。“五七”战士是要“艰苦奋斗”的，当然不能下饭馆吃饭，讨论以后，决定去商店买来一些面包，大家啃面包吃了一顿午饭。
他们就这样去参观了一天，这一天平平常常，大家既爱护公物，又“艰苦朴素”，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似乎无可指责，可是在当晚的“路线分析”会上，有人指出：我们扛着铁锹进车间，无非是害怕放在外面被人偷去，我们整天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一遇实际问题，却怕工人偷东西，骨子里不相信工人阶级。……馒头冻了要改吃面包，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皮带都可以吃，我们却不能吃冻馒头，算什么“五七”战士？谈什么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据说经过这样的“路线分析”，“战友”们找到了“差距”，“思想境界”“提高了一大步”。
另一则故事是：有两位“五七战士”去哈尔滨出差，中午同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们穿着黄制服，扎着绑腿，但又并非军人，招来其他顾客好奇的目光，误以为他们是哪个山沟里出来的乡巴佬了。这时，他们立即站出来背诵毛的“五七指示”，并趁机宣传“柳河五七干校”。
庆安县城有干校的办事处，在办事处工作的人规定不可以进饭馆，无事不准逛商店，当然更不准去县城的戏院或其他娱乐、休闲场所，这名之为“身处闹市而不染”。
类似故事还有很多，现在听来好像是笑话，类近滑稽、荒诞。但当时是一本正经地作为报告材料，作为“优良传统”的内容用来“教育”我们的。
我们“战友”中有一些文艺界的人，如著名的民歌歌手郭颂也在干校。我们连里有从原哈尔滨东方歌舞团来的，他们比我们“接受传统”的能力强得多。某次有几位“战友”出校分配工作，晚上举行欢送会时，我们这些歌舞团的“战友”不但能歌善舞，向离校“战友”道别时，更是“感情丰富”，会“热泪盈眶”。当离校“战友”出发时，他们跟在汽车后面追跑了很远，以示“战友感情”之深厚。看他们这样，我们当然不好意思径直走开，只得也跟在后面走一段相陪。
干校有一句名言，叫做“人心常激动，热泪总欲流”，这就是说，在干校要“表现好”，不但要干，还要会说，能吹、会表演。那些演员当然比我们占先了。
六九年底，干校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庆安县两利公社，伍卓汉、叶奎元和我居然都被抽出参加了“宣传队”。宣传队去公社的目的是“帮助农村整党”，好在我们并不公布个人的身份和历史，否则的话，“居然让牛鬼蛇神来整党”——我们定会被轰出来的。
到公社后，“宣传队”队员分散到各生产大队和公社社属单位“蹲点”。我被分到公社卫生院，兼管社办中学。我住在卫生院，和几个男医生同住一炕，有煤炉、火墙取暖，在公社食堂吃饭，生活上比去大队的人舒服多了。
公社卫生院有四五位医生，这些医生大都未经正规学校学习，至多只能算做医士，其中有一名老中医。
公社中学只有初中部，学生大多来自各大队，离家远，多数都住校。我晚上常去看他们，为他们讲解功课中的难题。学校师资条件很差，有些课程，特别是数理课程，老师自己也不懂，怎么能教会学生。我给他们细心讲解，学生们对我很好，称我为“周老师”。
卫生院的医生很辛苦，经常要背着药箱，冒着风雪，几十里外骑自行车去为社员治病。半夜也会有人赶着“爬犁”（即雪撬）载着病人来院急诊，这时，我也跟着起来帮忙。有一回，医生为一个急诊小孩看病，我们大家齐念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医生增强信心，但还是不得不请家属将孩子送去县里医院，后来听说那个孩子最终死了。
我们队员经常会集中开会，分析各自所在单位的“阶级斗争动向”。无非是公社干部裙带风，干部亲属排挤其他干部之类，那时还很少听说贪污、公款吃喝等等。
后来，动员农民出售“红心粮”，我又到生产队去了两个星期。住在老乡家里，分头在社员家吃饭，每天交四角钱，一斤二两粮票。在社员家吃的都是高粱米、窝窝头、土豆白菜或咸菜，社员都叫苦缺粮，我也就不敢多吃了。
那时。社员除交公粮外，余粮也一律卖给国家。黑龙江省为了向上邀功，动员农民多卖余粮，有的农民家口粮已不足了，还要动员出售，称为“向党交红心粮”，有的不得不将家中粮食卖光。公社也明知，几个月后还要向上申请“返销粮”，造成粮食往返的运输和损失，但没有办法，交“红心粮”是“政治任务”，只得执行。
为了动员“交红心粮”，宣传队曾要我去找一位老贫农，请他在大会“忆苦思甜”，动员大家卖“红心粮”。这位老农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是五八年从山东来东北的，因为在山东生活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忆苦思甜，最苦的要算五八年了，解放前逃灾荒还可以要饭，五八年要饭也没有地方要。……”并说他的小孩子在五八年吃玉米棒中的桿子磨成的粉，吃得拉不下屎来，肚子胀得什么似的。并说人们到粪便中捡那些没有消化的粮食重新煮来吃。听了他的话，我无言以对，默然而返。
在生产队的那半个月，使我了解了东北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吃的不谈了，农民穿得也很差，小孩子没有手套，用狗皮缝一个套子套着以御寒，没有袜子，光脚穿棉鞋，脚踝和手腕都冻出一块黑色的老皮，这层老皮似乎本身就能御寒。帽子也是自己家的狗皮缝制的。在黑龙江冬季，达零下三十多度，没有帽子、手套是不可能外出的。
最糟糕的是农民没有取暖条件，城市居民供应煤炭，而农民买不到煤，每天傍晚只有用山上打的柴草和谷草烧火煮饭，也就连带烧了炕，炕烧热了就可以睡觉了，这也就是取暖了。
我住的是主人家的一间新房，土墙尚未干，保温能力很差。我睡的炕也不用来烧饭，每天晚上主人给点柴烧烧烘一下，就算是烧了炕了。室温大约零下十度以下，我每天穿着衣服，头戴皮帽睡觉。晚上脱下毡袜和棉“乌拉鞋”，钻进被窝胡乱睡一觉，早上起来，毡袜已冻结在“乌拉鞋”里了。
半月后，回到公社卫生院，回到温暖的房间里，真是舒服极了。这才能好好脱下衣服，好好洗、擦一番。而这时才发现自己满身都是白虱子了，只得将上下衣服全部换过。第二天，我去开会时，一位好心的女医生将我换下的衣服全部烫洗过了。
有些南方人常嘲笑东北人不洗澡、长虱子。请问，你如果生活在那样条件下怎样洗澡？不生虱子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