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东北农村，还没有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我和另一位公社干部在一位社员家里，放上炕桌，我们两人就坐在炕上吃饭。东北的规矩，男客吃饭，只有男主人作陪，女人、小孩都是不上桌的，只有等客人吃完了才轮到他们吃。当我们吃饭时，五六个小孩子蜷缩在炕里墙角上，小眼睛瞪着我们，一声不吭。他们最大的哥哥已十八岁了，正在张罗娶媳妇。主人面容显得很苍老，谈起来才知他才三十六岁，和我同岁。而我的大女儿才六岁，当时只两个孩子。
我所去的生产队里有一位孙姓的农民，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实为日本人，父亲在一九四五年被苏军俘虏，后遣返回国，母亲带着小孩无法生活，改嫁一位孙姓农民。这位日本血统农民的同母异父弟弟在公社中学读书，对他哥哥说起过我，所以他哥哥对我很热情，也称我为“周老师”。他有一位同母异父妹妹，是共青团员，妹妹有一位同为团员的女友。那时，公社对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是要“特别注意”的，因此安排妹妹的女友负责监视他们家。表面上看是好友，常来串门。因我是“宣传队员”，所以公社干部将这种安排告诉了我。
对“可疑份子”人家，安排党、团员暗中监视，这是一贯的做法。我在富拉尔基时，常在伍卓汉家见到一位科里的党员同事在他家串门，因他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也就不以为怪，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负责监视伍家的。直到一九八零年，我从齐齐哈尔回沪会见从香港来的吴法曾，据说工厂保卫科还安排人注意观察我家的“动静”。我是事后听别人讲的，没有也不能去核实。
在生产队时，与农民谈话中，才知道黑龙江乡下也有一些土话是在哈尔滨从未听说过的。如说“这小子真有尿！”或“这小子真尿性！”意思是说“这小子真有本事”，兼有“真有种”的意思。
东北人有很多歇后语和浑语，妙趣横生。如“秃子打伞，无法（发）无天！”，有所谓“四大舒服”:“回笼觉、二房妻、烫面饺子、卤煮鸡”。
当然也有很多粗话，但说来不禁令人捧腹，如有所谓“四大光溜”:“电灯泡、玻璃球、秃子脑袋、鸡巴头”。
我有次在工地听一位工长骂工人说:“你他妈真是耗子想操牛屄，不自量力！”我听后笑了好一阵，问那位工长说:“你这话是从哪里来的？亏你想得出。”
在生产队听队长说某某人是“公鸡钻杖子，戳了官儿了。”（“杖子”是东北方言，即为篱笆，亦称“板杖”，“戳”意为被撤）刚听了没有弄懂，想了一想才恍然大悟。说到什么事情时，队长说：“这是狗操猪，稀里糊涂。”我听了很觉可笑，我说：“真是胡说八道，哪有‘狗操猪’这种事情。”队长说：“你们城里人不知道，真有这种事。”
一九七零年元旦，让我们休假一周，大家都回家度假。公社为了欢送，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大米饭、“蛤士蟆”炖鱼，并有“色酒”——即廉价甜酒。所谓“蛤士蟆”就是一种蛙，体色黑。他们将这种蛙不做任何处理，既不去皮，也不剖去内脏，一条条整个儿和一条条小鱼一锅炖汤来款待我们。我勉强从其中捡出几条小鱼下饭，有的人鱼也不敢吃了，只喝点酒，干吃饭。
元旦过后不久，宣传队突然宣布调我回干校，理由是“工作需要”。这个理由是明显骗人的，因为我们在干校干的就是一般体力活，谁都可以干，根本不需特地抽某人去干。我曾幻想是否轮到我该出校了？我们那时的口号是“五七道路走全程”，“一辈子走五七道路”，谁也不能提出要求离开干校，只能暗中希望组织上给调出。
回干校后，仍叫我去木工车间上大锯，既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等着我，也没有调我出校的迹象。也许是因我的情况不宜作“宣传队员”吧，可伍卓汉却一直干到宣传队撤回，至今我也不知为何特地将我调回。
这时，干校进来一批从劳改农场来的干部。在“文革”中，提出过“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某人对法律和法制是不感兴趣的，他多次说过：“我们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在“文革”讲话中说：“法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他认为“文革”前的“公、检、法”没有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相反“保护了资产阶级”，因此要重新改组，当时提出过“群众专政”的口号。公检法改组，使得许多劳改农场的干部也被送到五七干校来了。
这些劳改干部大都是军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我们这些干部所有的各种历史、社会问题。他们讲话直率，不会装腔作势，用他们的话说：“我们都是当兵的，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好处。
长期以来，干校一直实行平均的粮食供应制度，即不论做什么工作，一律每人每月三十六斤口粮。我们这些干体力劳动的粮食不够吃，只得自己偷偷出去买点东西吃，被领导或是某些“积极”人物知道，还要受到“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指责。干校规定大礼拜日可以喝点酒，其他时间是没有人敢喝酒的。每天只有出操、学习、劳动，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就连平时说话也都是十分小心的。
这些劳改干部来了以后，居然对干校的生活大发牢骚，抱怨在干校吃不饱，“劳改犯还让吃饱，我们难道连劳改犯都不如了？……”他们提出要按劳动轻重确定口粮标准，坐办公室的人不应吃三十六斤，这些怨言和要求令干校领导大为吃惊，他们说：“我们干校战友向来思想境界很高，从来没有人斤斤计较过吃几斤粮。”在这样的口实下，干校始终没有按劳动轻重确定口粮标准，据说那些办公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每月都会积存下很多粮票，带回哈尔滨。
我觉得这些劳改战友比哈尔滨来的干部诚实、可爱多了。下工后，他们居然在宿舍喝酒、打扑克、下象棋，这些都是干校闻所未闻的。和他们在一起，大家说话也比较自然和随便了，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是当兵的出身，干校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也就乐得随和了，是他们为我们争来了一些“自由”。
不久，我被抽调至干校采石队，采石场位于庆安县高老镇的疙瘩山。我们采石队共十三人，吃、住、劳动均在疙瘩山上，十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负责烧饭、养鸡，我们在山上养了好多公鸡，满山放养，所以不时可以改善改善伙食。山上人少，大家相处得不错，这几个人中似乎没有什么“整景”式的人物，生活、劳动比较愉快。
一开始我参加掌钎或打锤，队里有一台内燃机钻孔机，队长要我负责操作和维修。为此，我特地到镇上书店里买了一本《农用内燃机手册》，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为了熟悉机器，我将它拆装一次。以前这台机器曾经省化工局总工程师杜某（也曾是黑龙江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在疙瘩山操作过，但一直不好用，常出故障。我接手这台钻机后，曾去绥化农机厂修理一次，以后一直由我专用，居然使用得很正常。除使用机器外，我和一位劳改农场的某某两人负责点火引爆。我们年龄三十多岁，在十三人中是最年轻的两个，所以大家戏称我们为“小将”。
开山使用自制的硝氨炸药，用雷管与火药线点火引爆。在山石上先用机器或人工打出钻孔后，再装药“扩膛”，待扩到需要大小的空腔后，再装炸药正式爆破。点火前先将药线头上切成十字口，露出火药，先点上一支香烟，再用香烟逐个去点燃药线。每次点燃五六根线，点着后，我们得大声喊叫“放炮啦！”以示警，同时走向掩蔽壕，在壕内静等爆炸，待炸完后走出掩体。有时会有几个哑炮，需多待几分钟后，快步上前拔出未爆的雷管。这些都是具一定危险的工作，一开始做时十分紧张，后来习惯了也就不在意了，好在经我手尚未出过意外，我的那位同伙就不那么幸运了，这是后话。
一九七零年国庆前夕，我们为了“献礼”，放了一个“大炮”，将“腔”扩得很大，最后装进了四五水桶的炸药，几个人一直干到半夜才炸开了。我们山上没有电，宿舍点油灯，半夜工作是点着风灯干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我们走出掩体一看，山上开了一个大口子，有房间大小的巨石都被掀下了山。现在看来，那次爆破一定不合安全要求，好在没有出事。
我们采石队的十三名队员全为男性，所以夏天在山上随意脱光衣服洗澡。所用的水是从山下村子里用水车拉上山的，我们有一头牛，每人轮流套车去山下打水，我是生平第一次学习套车、赶车。那头牛是在山下村中买来的，还算老实，只是一下山，接近它原来的村子时，它就会加快脚步，并哞哞叫个不休。
我们山上的十三位“战友”，队长方学才是黑龙江省广播电台来的，广东人；副队长来自煤管局；从黄金公司来的莫工程师和另一位劳改农场来的人，两人年龄较大，负责烧饭。这位莫工是广西人，曾经给我们喝咸豆浆、吃甜豆腐脑。在北方是没有咸豆浆，更没有甜豆汁的，为此被大家埋怨了一顿。另一次包饺子，他竟将肉皮剁入了馅子中，吃起来咯噔咯噔的，当然免不了又受一顿埋怨。队员中有一位从七台河煤矿工程处来的工程师，曾因酒后指责毛而被打成“反革命”，到干校时是“免戴帽子”“从轻发落”的。
方队长文革前是省电台的编辑，他曾谈起这样的事:省台某主管领导听电话汇报广播节目，谈到气象预报中所谓“高压脊”，这位领导听不懂，在电话里问:“什么鸡呀？”传为笑谈。又谈到省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王一伦，某次录音做广播讲话，稿子是秘书拟就的，他只需照本宣科就可以了。讲稿中多次提到“捷克斯洛伐克”，这位书记大人竟每次都念成“捷克斯洛代克”。讲话录完后，在试放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因为是大人物的讲话，不好叫他更正，可广播讲话还要播放，怎么办？毕竟有聪明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将录音磁带上每次出现的“捷克斯洛代克”中的“斯洛代克”做消音处理，这样，讲话中就只有“捷克”了。
那时提倡“外行领导内行”，许多领导干部往往自诩“外行”、“大老粗”，并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