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到齐齐哈尔纺织厂报到，将我安排在总务科。我是全厂唯一的一名土建技术员，负责全厂的基建和工程维修工作。大家都叫我“周技术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将“技术员”当做头衔来称呼的。
齐纺是一座有一千多名职工的纺织厂，工厂成立于四十年代，当时主要供应军需布匹。三十年来工厂没有多大变化，我进厂时，全厂没有一幢楼房，没有水冲厕所，没有浴室，条件很差。厂长和各级干部大都是四十年代就在厂内的土生土长的人物，这就是工厂长期维持原状的主要原因。
总务科总是乱哄哄的，而我的工作需有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于是安排我在马厩旁边的一间房间内，同室另有一名仓库保管员王某。我们的办公室没有门，每天需从窗户爬进爬出。
初到齐纺时，我家仍住在富拉尔基。每天早晚乘通勤火车往返，单程约需一个半小时。每天傍晚回家时，两个女儿总是在外面守着等我回来。现在爸爸每天都回家来了！两个孩子，特别是大女儿对此十分开心。
工厂为我买了火车月票，来回乘火车不需自己花钱。每日同乘通勤车的尚有厂长谷恒泉和木工董长会，董因患胃癌，几年后去世了。
厂长谷恒泉原在牡丹江纺织厂工作，后调到富拉尔基纺织厂，又从富纺转来齐纺。“牡纺”和“富纺”都是新建的，比较现代化的工厂。谷对齐纺的现状很不满意，希望能改变工厂状况。因此，比较重视我这样能为基建出点力，能为改变工厂面貌做点事情的人。通勤不久，他就同意将董凤兰调到工厂，让我搬家到齐齐哈尔来。
到齐纺两个月，突接沈阳来电报，说姐姐周敏病重。我请假去沈阳探望，并将二女儿带了去。
姐姐在沈阳军区医院住院，已是神志不清，见面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后来南哥也从上海来了。因我常去沈阳，姐姐见到我并不太在意，但南哥从未去过沈阳，所以她一见到哥哥来了，自知病情严重，她哭了。
在病房中，只剩下我时，其他病人的家属对我说，姐夫家对姐姐病中护理不周。回去后我向姐夫穆步林提出要加强护理，每天日夜都要有人在那里。穆时还在部队，他说部队纪律严，不能常请假。我不客气地说：“人都快死了，难道部队是没有人性的？”
医院说姐姐患的是脑血栓症。最终不治，于当年十一月去世。姐姐的死始终没有告诉母亲，好在姐姐离家后只回去一次，以后几年总不回去，母亲也不以为怪。每次去上海，母亲问起姐姐情形，总是敷衍搪塞过去，直至一九七七年母亲去世，这件事一直瞒着她。
到齐纺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建筑全厂第一座楼房，一座二层楼的办公楼。设计、施工、预算等等都是我自己动手。第二件事是已有的一座俱乐部的室内工程。后来是厂房加固维修。车间有一位姓毕的纺织专业技术员，对在车间内工作的建筑工人指手画脚，要他们这样做，那样做。以前工厂的一些基建工作是由毕某经手的，所以他也就自以为是搞基建的行家了。工人说：叫我们听谁的？他也指挥我们。我当即向毕某表示：“工作应各负其责，属纺织工艺的事你负责，土建的事我负责，请你不要指挥我们的工人。”并告诉工人说：“任何人指挥都不要听他的，有意见叫他们找我。”
为了实现工厂的改造和扩大，谷恒泉“抓住”了我和纺织专业的技术员刘洪志两个人。刘是天津大学一九五七届毕业生，刘的人品不错，在“文革”中曾有人写大字报“揭发”他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批判”他。我调到齐纺后，我们关系很好，许是因为我们都不存“害人之心”吧。刘后来当上了副厂长、总工程师。我调来镇江后，他出差南下，还来看过我，后来不幸因脑溢血去世。
工厂的老厂房全是木屋架或轻钢屋架，不符合国家防火规范要求，厂房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也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我向谷提议：请省厅和设计单位来鉴定，做出正式鉴定意见，比我们自己打报告有分量，并自告奋勇去哈尔滨请人来调查、鉴定。谷支持我这一建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与供销科的车旭东出差南方，任务是订购纺织机械配件和催办订货。这些当然不是我的工作职责，而是为了借机回上海探亲向厂长提出申请获得批准的。我这是自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差去江南，当然十分兴奋。在哈尔滨设计院工作多年，我只有埋头工作的份儿，到江南出差的事，是轮不到我的。
我们外出的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期间除联系业务以外，我去探访了规划设计院的几个同学。经他们安排参观了北京饭店新楼和北京机场工地。
我第一次到了武汉，又由武汉到长沙，到长沙也是我的第一次。我们两人都喜欢游山逛水，武汉的东湖，长江大桥，长沙的湘江，“橘子洲头”，毛的“长沙师范学校”都去了。我们还特地花了一天时间去了湘潭韶山毛之故居。那时规定凡是出差到了长沙的人，都可公费去韶山参观。因为这可算是“朝圣”，与一般旅游有别。韶山有火车抵达，除毛故居外，还建了一座展览馆。故居在山中，孤零零的一座房子，但风光明媚，风水当然不坏，否则怎会出了“真龙天子”。
那时外出，住旅馆很困难。在长沙时，旅馆介绍处竟让我们住澡堂子，我们好说歹说磨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住上了一间小旅馆。已是十一月底，虽在湖南，天气也挺冷的，但旅馆床上竟铺的草席，一条薄被。我们向服务员要棉褥，答说没有，到时候会统一换上褥子。没有办法，只得将就了。
从长沙到常德，可乘长途汽车，也有飞机可达。我们两人都没有乘过飞机，都想乘机一试，于是买了机票，机票十二元，飞行时间只五十分钟。这种短途民航使用的是单引擎螺旋桨教练机，许多人是不敢乘的。后来我在哈尔滨曾建议和刘洪志一起乘这同样的小客机去依兰，因刘不敢乘而未成行。据说曾有人乘这样客机遇到故障，机员要乘客每人写一个姓名、住址的牌子挂在胸前，以防出事后可籍以辨认尸体。后来故障排除，安全到达，牌子没有用上，这人从此再不敢乘这种飞机了。那天我们所乘的飞机只有四名乘客，机员两名：一名驾驶员，一名话务员兼代空姐职务，为我们每人发点糖果。从常德乘汽车回长沙，因汽车票要便宜得多，我们还吃不准飞机票回去是否可以报销，所以飞机只乘了一个单程，算是开了一次洋荤。
从湖南到上海，见到了母亲、兄妹。
以上海为中心，我们又去了浙江宁波、定海、苏州、无锡、江阴、江都等地。
那时的宁波很冷落，它处于沪、杭甬铁路的尽端，火车班次不多，每晚八时以后，火车站竟会关上大门。普陀山也不开放，所以没有去。从宁波乘汽车到定海，定海是一个县城。下车后，我想上厕所，看到车站旁公路上有一间沿公路全部敞开的小房子，里面是一排木箱形的坐位，座上一个个圆孔，人坐上去面对大街，和街上行人可“坦诚相见”毫无遮拦，这显然就是公共厕所了，但并无“厕所”或“男”“女”等字样。为慎重起见，我问行人何处有厕所，行人就指示我上述这幢房子，我又问这是男厕还是女厕，回说乡下男女不分，又问有没有其它隐蔽一些的，答曰没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对这样厕所，我终于未敢领教，似乎敢于去试的人不多，因为那个小房子里一直是空无一人。
浙江的乡村真是青山绿水，景色秀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是因我在北方待久了，看惯了北方冬日的景色——冰冻的河川，白茫茫的雪原或是光秃秃的枯黄色的原野。这里竟然冬季也是青山绿水，当然印象深刻了。有一次，是冬天，我乘火车南下，上车时，打开车门会雾气扑面，车门边满是冰碴。两天后，坐在车上睡着了，早晨醒来，发现车窗外下起雨来了，竟令我十分吃惊，怎么会下起雨来了？可是清醒一下后，才明白了，车快到南京了，冬天下雨有什么奇怪的？难道我不是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
七三年一月初到苏州，这是我出校后第一次回到苏州，当然陪同伴旧地重游了一翻。这时苏州的人民路已不再是石子路，也拓宽了。在苏州，我买了一块手表，东风牌国产“全钢”表，这是我参加工作十七年来第一次买手表，一百二十五元一只。以前戴的是父亲留下的一只旧表，大概还是二战前的瑞士罗马表。后来我回齐齐哈尔后，总务科长又给了我一张表票，凭它去买了一只上海牌“全钢”表，给董使用。那时国内还不生产女用手表，男女都戴一样的手表。科长给我表票后，我还有点为难，心想刚买了一只新表，哪里来钱再买第二只手表。后来将家里钱凑凑，竟然不用借钱，又可以买一块表了。第二块表买来后，我们竟高兴得睡不着觉了，半夜起来“欣赏欣赏”几乎同时买来的两块手表。大女儿至今还记得，我们半夜起来玩赏两块手表的情景。
在无锡，我们也去了太湖鼋头渚、蠡园等。这是我第二次去太湖，在苏州读书时，曾利用假期到无锡去过，是受同学方志云所邀，住在同学家。在无锡同住旅馆的一位河北人，来无锡出差，他不知无锡尚有这些旅游去处，经我介绍后同去一游，十分满意。
到江都县郭村的一家公社办企业，认识了一位推销员尹银根，我们是老乡，以后他每次去齐齐哈尔都到我家，后来我调回镇江后，他反而一次未来过。也许他已改行不当推销员了，或是在镇江同乡太多，不以为奇了，对他的业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农村人口压力的客观需要吧，并没有什么人提倡，似乎早就办起了“公社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了，而且早就有推销员打入市场。东北的国营企业只有采购员，没有推销员，国营工厂的产品需有计划才供货，产品是不愁销路的。
这次出差两个多月，到了一九七三年一月，上海的天气也很冷了。车旭东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这种不取暖的冬天。旅馆内许多人同住一室，睡觉也开着窗户，令他吃不消，同时又快过年了，所以车急于回去。他先回去了，我比他晚走了几天，但也是回齐齐哈尔过年。我采办了许多年货背回北方。首先是大米，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此外，腊肠、皮蛋、糖果等等。那时，上海供应的物品比东北丰富多了，有许多东西是在东北见也见不到的。我曾经带了几竹篓油面筋泡在哈尔滨车站转车，不断有人问我手提的是什么东西，在哪里买的等等。我带回的巧克力糖果，孩子一开始吃不来，嫌苦，等吃了几回后，就争着要了。我办了许多年货回家，孩子们的高兴自然不必说了。
这是我调到齐纺后第一次出差远行，以后差不多年年有机会出差南行，有时是真正出差，也有时是厂里照顾，给找点事情办，实是回上海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