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初”报批、核准后，就是施工图设计了。那时风行“现场设计”，即设计人员汇集到工地搞设计。那时还没有电脑设备，所以只需将图板、三角板等器具搬到工地就行了。这所谓“现场设计”是一九六五年“设计革命”中兴起来的，本意是设计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联系实际，了解现场情况。某些工程改建确有在现场设计的必要，但一般新建工程均有地形图、勘探资料等依据，并不需到现场去做。后来“现场设计”盛行起来，设计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均愿“现场设计”。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场设计”，大家都在工地，大家没有什么家务事牵扯，下班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晚上加班方便，故设计进展较快，设计院领导和甲方都满意。而设计人员愿意搞“现场设计”是因为可以增加一些收入。那时设计工作是上级指派的任务，设计院一切支出均由上级拨款。设计工作不收费，设计人员来现场，甲方当然会好好招待。一日三餐不需自己掏钱，还要发点加班津贴。设计人员在设计院工作，除工资外，别无其它收入，参加“现场设计”却有这许多好处，何乐而不为？所以后来凡搞设计，都尽量到工厂去做，“现场设计”成了“易址设计”。这大概是提倡“现场设计”者始料所不及。
在这项设计中，我虽然是工厂参加人员，但实际成了建筑专业负责人，也参加了结构方案的确定。
设计院现场设计的带队人是一位“政工干部”，这位干部很“左”，经常在办公室开会，主持政治学习，并常常发表“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论”。他曾“批判”某些工程师摆架子，不肯描图，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会议一般都是他自己唱独角戏，没有人接茬。我当时真想问问他：“工程师不描图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像他这样岂止不描图，实际什么也不干，只会唱高调，算个什么阶级？”但他是设计院的，我是工厂的，他这种人是当时的红人，设计院人都不敢惹，我何必管闲事，再说这不只是管闲事，很可能会惹祸上身的。
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去世，接着是“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齐齐哈尔“天高皇帝远”，没有什么大动静。报纸登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时，我觉得那些“诗抄”很有气魄，心里很是同情，但口头却不敢表示出来。那时“小道消息”说马小六的“北京市民兵”是人人带了铁镐去包围广场，并将纪念碑前围聚的抗议者砸死的，消防车夜间出来将广场血迹冲洗干净。当然对这种“小道消息”只能听听罢了，谁也无法去核实。还私下传过“周总理遗嘱”，内容是：郓代英生前曾说过，将来革命成功，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了，请活下来的人到牺牲者的墓地去报告一下，死者也就安心了。周认为今日之状况愧对烈士诉说，希望今后能努力实现“四化”，将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周死之后希望由邓小平接替云云。周的这份“遗嘱”始终是个谜。“天安门事件”后，曾“追查”了一阵，宣布是杭州的一个人“伪造”出来的。后来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也再没有人提起过这份“遗嘱”。是否有这份遗嘱至今存疑，只有留待后代的史学家去探究了。
“天安门事件”后，接着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布了一些“最高指示”：“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到处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之类的，政治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了。
朱德的死是“淡化处理”的，下面没有举行什么悼念活动。
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这应算是古今中外死人最多的一次大地震了。此前，曾有彗星出现，在吉林省落下过一块大陨石，砸下一个六公尺深的大坑。凡此种种可算是“不祥”的天象。巧的是，唐山地震后一个多月，毛就撒手人寰。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画图，设计院现场设计组带来的一台收音机开着，突然中断了音乐节目，传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播音肃穆悲哀，我一听说，知道这件大事发生了，因为其实几位大佬已相继故去，除毛以外，已没有什么人可以够上这样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的规格了。这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大家静悄悄地听着广播，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那时，一般人家还没有电视机，当晚，我们在收音机听到中央台广播毛去世的文告以后，宣布毛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时，竟念成了“周恩来总理治丧委员会……”接着沉默了两三秒钟，才重新宣读毛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央广播电台在这样的时刻竟出现这样大的差错，令我们大为吃惊。事后有人解释说是因所用磁带录制广播时，有一段以前的录音未消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大事，会使用一盘旧磁带？
后来听“小道消息”说，这一差错是叶帅（叶剑英）故意安排的，电台原来控制在“四人帮”手中，籍电台发生的这一“差错”，叶立即派军队接管了电台，为后来逮捕“四人帮”创造条件。这种说法似乎较为合乎情理，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也只有留待后人去探究了。
毛去世当天，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齐齐哈尔车辆厂一位医生当日正请人帮忙做工，工作结束后，照例请大家吃饭、喝酒。大家饮酒、行令正在热闹时，居委会主任来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去世了，不要再喝酒了。”可他们借着酒气，壮了胆子，竟不以为意，仍继续畅饮。这事被报告到公安局，这位医生因此被捕。酒醒后，医生自知“罪情重大”，竟在拘留所内用刀片割破动脉，自杀身亡。这位医生目光短浅了，他没有料到中国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凭这样的事已不再会给他定罪了，却枉自送了性命。
毛去世后，各地和各单位都举行了官办的隆重的追悼活动。大街上到处挂起了黑纱、“沉痛悼念……”之类的白底黑字标语和镶黑边的毛像。齐纺大礼堂也设起了灵堂，全厂职工分几天轮流入场悼念，人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入场鞠躬、默哀、宣誓等等。许多人含着眼泪出场，但似乎也未见谁真的嚎啕大哭。
等到正式追悼会的那一天，全市几万人集中到齐齐哈尔文化宫前面的广播站，收听北京的追悼会实况广播。王洪文主持追悼仪式，华国锋致悼词。我们也与北京参加追悼会的人一样，鞠躬、默哀，一切如仪，直至散会。大女儿周平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她平时有贫血、头晕的毛病，加上精神紧张，几小时的日晒，竟当场昏了过去。
治丧委员会本规定了一个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降半旗等等的哀悼期限。可这期限结束后，仍然到处挂着黑纱，电影院仍不开放，电台仍没有娱乐节目——谁也不敢率先停止追悼活动。直到一个月后，江青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又一次新的震动才冲淡和停止了毛的丧事。
十月初，传出了江青等人被捕的“小道消息”，这个消息后来已不再是悄悄耳语，而成了大庭广众公然的议论了。可笑的是当时齐纺的书记张殿生（与沈阳“交白卷”的张铁生一字之差，实甚相类。）在这样的情形下，竟然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仍要坚持“批邓”，要大家学习“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那封信的中心是告诫在他死后发生“右派政变”的可能性。不知张某是左得够坚定的，还是虽身为书记，却政治嗅觉极差，居然闻不到变化的气味。
对于江青等“四人帮”的被捕，我是极为兴奋的。我曾说：“二十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件政治事件像打倒‘四人帮’这样使我高兴。”我曾经好几天兴奋得夜不成寐，我感到，毛死后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我早就等待着这一变化的到来。
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有“小道消息”传说毛的侄儿毛远新因开枪拒捕而被当场击毙，以后有“批判”文章不点名地提到“东北太上皇”，即为毛远新。但在后来的审判中未提到他，再未见他的消息，不知是否确被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