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收音机里传出了北京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活动。收音机里传出游行群众呼口号的声音，前面口号都是“拥护打倒四人帮”之类，最后的口号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妙的是：领喊口号的人刚喊完这句口号，群众随呼声音尚未响起，广播员就讲起来了，将“继续批邓，……”盖过去了。广播员当然不可能随意处理，这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以前曾读到赫鲁晓夫一次讲话中说：“在中国，什么都不是自发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打苍蝇都是有组织的。……”这话说得可笑，但确是实情。
后来，在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报告中，叶剑英对第二次批邓的提法是：“邓小平出事以后……”只要稍具政治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政治气候变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为了保持“连续性”暂时接下来的口号，不日即将取消。而我们的”张书记”却还在那里布置“批邓”学习，如果说他是“坚定的左派”，这就太恭维他了，因为逮捕“”四人帮”，他并未表示抗议，而且此后仍然当他的官。因此只能说他是一个十足的饭桶！
这位书记，在工厂一向是左得出奇的，他一调到齐纺，就在全厂大会上说：齐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说工厂忽视工人，“重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办公室指挥工人”。他指的是有几位原来做私营小生意，“公私合营”中被定为“小业主”成分的人，在工厂办公室做会计、计划员之类的工作。
在东北，工厂每年秋季要购来很多土豆、白菜之类的蔬菜，按规定的计划卖给职工，以备冬季之需，各家自己贮存。在购买时，大家都挑选大的好的，这也是常情，当轮到供销科的计划员王某——王曾为“小业主”——选购时，我们这位堂堂的大书记，竟站在后面大声指责说：“你们看，资产阶级在挑大土豆，将小的剩给工人。”王气得满脸通红，但也不敢反驳。这位书记的“立场”是够“坚定”的了。
同是这位书记，为了要整倒谷恒泉，曾令人将一位女士关了好几天，私刑审讯，令她承认和谷有“男女关系”。这位女士后来到省里上告，市里曾派来一个调查组，但因张某显然有很硬的后台，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四人帮”倒台后，这位书记在工厂就很臭了，大家公然称他为“张铁生”，在会上有人公然指他为“四人帮同伙”。像我这样的人，也公然在会上指责他“批邓起劲，打倒四人帮怎么没有劲了？”他也无可奈何，后来竟调到市里当“规划局长”去了。——这明摆着是有后台。
在“批判四人帮”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些来源于北京的一些大字报。有消息说江青与庄则栋私通。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江青来电话”，以及其他许多江的丑闻。有消息说江在上海一个宾馆与什么人私通，被服务员无意撞到，此后，这位服务员就下落不明了。
工厂有位采购员薛某，从外地出差回来，说是看到北京许多大字报，觉得过去大家都受骗了。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叫‘你们’不怕苦，不怕死，‘我’既怕苦，更怕死。‘你们’要不怕苦，不怕死地去为‘我’干！”当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问题是现在更多的人懂得了，虚幻的神圣光环失去了。
基建科的刘永发，自称曾在哈工大肄业，因无文凭当了木工，工厂扩建后抽出搞基建工作。他也很好学，后来自学考试当上了工程师，这已是我离开黑龙江以后的事了。他有次对我说：“以前都说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现在听听美国之音，觉得人家说得很客观，很有道理。……”
毛死了，“四人帮”逮捕了，政治气候比较宽松了，思想比较自由了，这些“小道消息”和人们的议论，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一次，我去哈尔滨出差，同事吴工程师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儿子在哈工大读书。谈到现在大学生要求民主自由，我和吴工感慨地说：“现在已经自由多了，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今天这样讲话都是不敢的。”
一九七六年底，齐齐哈尔纺织厂扩建工程施工图设计结束。
一九七七年春，工程开工。开工后的第一项工程就是打樁，打樁期间，我们三四个人日夜轮流监工。
我家原来所住的一栋房子，因工程开展，需于拆除。工厂给我另行安排一处暂不拆除的房子搬进去住。搬家以前，需先修理火墙、火炕，工厂派瓦工给我修理后，我发现烟囱被多年煤烟油所堵塞，因此就在烟囱口塞进几张报纸点火“燎烟囱”——这在东北是常用的办法。即用火烧去烟囱内壁的油烟，使烟囱通畅。
正如东北的俗语所说：“人逢倒霉时，喝水也磕牙”，“燎烟囱”本是极普通极常有的事，我自己以前也常做过，却万料不到我这一燎，竟闯出了一场大祸。我燎烟囱后，过了一会听烟囱内仍有火烧的声音，我觉得情况不对，立即跑到外面一看，不好了，烟囱附近屋面已经冒烟了，我立即籍一只木梯子爬上屋面，但爬了一半踩了个空，竟摔了下来。那时什么也顾不得了，从地下爬起又立即去办公室请大家来救火。
那天风很大，加上是干燥的春季，火很快上了房。开来了好几辆消防车，才将火扑灭，已有两个房间的屋面全烧毁了，屋架也烧焦了。好在这两个房间空着无人住，因此没有损失什么私人财物，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发生这场火灾令我十分沮丧，我估计可能会被逮捕，但事已无可挽回，也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所幸当时工厂刚开始扩建，厂领导许认为扩建工作不能没有我，因此在这次火灾中，尽力保护我，在火灾报告中尽量少报损失，不报“火灾”，而报“火警”。那时规定损失在几千元以上者为“火灾”，以下者为“火警”。发生火情的那幢房子是土坯墙、木屋架、瓦顶，且使用已二十多年，本来造价不高，一经折旧，当然不值什么钱了。这样，我就写了份检讨了事，躲过了这一“难”。
在燎烟囱前，我本认为烟囱壁遇木结构处，按防火构造的规定，应有“防火簷”和“砂箱”隔离。发生火灾后，经检查，烟囱并未按上述构造规定处理，再加房屋年久，烟囱壁出现很大裂缝，造成了火灾，因此可说我并无直接责任。话虽如此，但如果不是工厂需要我，尽量为我解脱，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九七七年，而是发生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的话，这一场火灾会叫我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就不难想象了。
工厂保卫科还是为此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我以烟囱冒火是因原房屋设计未遵守防火构造规定，且年久失修，而非是我的直接责任，而处分决定中没有写明白，要他们改写。但他们不同意改写，于是我也没有签字。工厂有许多人都鼓励我：不写明白就拒绝签字。
火灾发生后，我终日郁郁不乐。有的好心人劝我说：“老周，要想开点，‘火烧旺运’，以前你尽倒霉了，这把火可能要使你‘时来运转’了。”这当然是好心的安慰话，“时来运转”只是随便说说罢了。可事后想来，那把火倒真成了我“时来运转”的标志。
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不久，我曾做过一个梦：天空云雾之中出现太阳，我和许多人都在向天上看，大家议论纷纷，说是不好了，太阳出来要地震了。醒来告诉董凤兰，董说：“梦中出现太阳是大喜事，是大富大贵的征兆。”我从未梦想过“大富大贵”，只要给我一个平等的做人的待遇就感恩不尽了。后来又在梦中见到了明亮的满月，说来奇怪，我活了六十多年，在梦中见到太阳和月亮只这两次。见到太阳似乎有了“出头之日”了，见了月亮似象征家庭团圆。
当然，从理性分析，毛后的时代，像我这样奉公守法、努力工作的人一定会过得比以前好一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代的常理，毛时代是“非常”的时代。
一九七七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扩建工作之中。开工后，因建筑材料紧缺，难以委托工程公司施工，加上工厂很多“能人”力主工程自营。这时，工厂将原在榆树屯齐齐哈尔乳品厂的土建技术员陆永志调了来，加上刘永发等从木工室抽出的一些人，开始了自营建厂。我们组织打杯型基础，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柱，几乎每天都干到深夜，没有假日。从春夏直至十月初上冻，工程才告停，等待来年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