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省市主管机关都提出齐纺扩建要加快工程进度。这时，我提出要将工程承包给市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七七年因材料供应不及而自营，工程进展很慢，我们几个人可以勉强应付，所制的梁、柱质量很不理想，今后要大规模施工了，应该包给工程公司干。我们几个人集中精力管好质量、进度和预决算、资金拨付等等，以保工程质量。其实一般工厂都是按我说的路子开展的，这是常规做法，只因齐纺有几个“能人”，所以始终主张自营。
我将我的意见说给基建科副科长刘洪志听，希望得他支持。他虽支持我的意见，但却不愿因此事得罪科长陈蕴华，陈则希望籍自营扩充他所掌握的人、财、物。陈说通了，后调来的书记魏臣忠，根本不将我的意见当一回事。在全科大会上径自宣布工程自营，并宣布我为技术总负责人。刘在会上则一言不发，我一看形势不妙，我如不公开出头就不好挽回了，他们要掌握人、财、物，却将一切技术责任都推给了我！我立即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当技术总负责，我没有这个本事。你们可以安排我某项具体工作，如专营模板，或钢筋或混凝土浇筑，以致超平、放线等等，我只对安排给我的某些具体工作负责。我知道叫我“技术总负责”是个空架子，我下面并没有得力的分管人员，此时陆已调到市轻化工局基建科去了。在这样一个空架子下，就等于说一切都要我去管，出了什么纰漏都是我的，我当然不能干！
在我的坚持下，工程还是承包给了齐齐哈尔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工程正式开展起来以后，省轻工设计院没有派驻工地代表，一切工程变更、修改均委托了我。除此而外，我们要负责质量检查、验收、预决算审核、工程拨款等，这些事就够我们几个人忙的了。
七八年年终，二万多平方米的纺纱厂主体框架吊装完成。这时陈蕴华对我说：原来有这么多梁、柱，怪道你要外包的。陈在施工前连图纸也不看，他也看不懂图纸，对基建全然外行，竟大敢要自营。魏书记事后也对我说：你坚持外包是对的，我差点儿上了“他们”——指陈等——的当。
魏臣忠书记是颇有点官架子的人，喜欢训人。厂长、副厂长对他至少在表面上都是百依百顺，可我居然在几件事上顶撞了他。我是本着两条原则办事：一不干坏事，“顶撞”是为了工作；二不想靠领导提拔，不料因此反而被魏所看重，一直对我很好，最后调回镇江前，——那时他已“退居二线”，还给我出了一些点子。虽然他坦白地说：如果他仍当权，是不会让我走的。
一九七七年底，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为职工调涨工资，不是所有人会涨，只是按百分比的部分人涨。谁涨谁不涨由群众评议，领导决定。我一九五六年出校工资每月四十六元，五七年转正调为五十六元，五八年当“右派”又降为四十五元，六一年“摘帽”调回五十五元后一直未变。而同期参加工作的人一般是六十二元，我低了一级。在工厂我工作表现好是上下公认的，按说这次调资应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两件事成了我调资的障碍：一是那次火灾，保卫科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虽然我没有签字；再一件是董凤兰怀孕了，第三胎不符“计划生育”要求。那时要求“一对夫妇两个孩”，在执行上也不像后来那样严格。为这“第三胎”，在一次全厂办公室人员大会上，张殿生书记曾不点名地批评过：“三十多岁的人又怀孕了！”
二十多年没有调工资，好容易盼来这个机会，却又出了种种的岔头，我十分着急。为此找刘洪志科长、谷恒泉厂长谈过，他们也很同情。后来公布结果，我居然调涨了一级，即月薪六十二元，董凤兰没有调以杜众口。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零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儿子，孩子是在家里生的，我将工厂的助产士接来家中。不巧，停电了，那时停电是常有的事，我只得点起蜡烛照明。九日零时突然大放光明，来电了！儿子也就出生了。婴儿是裹着胞衣出生的，助产士说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儿子出生大放光明，又是出来一个“蛋子和尚”，可算是一个吉兆吧！
我给儿子取名周进，因为不久前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大家都很兴奋，取名为进，“向科学进军”之意也。但《儒林外史》上有一个周进，老来中了进士，叫这同一个名字似乎不妥，但又想读过《儒林外史》并知“周进”其人者不多，所以还是取了“周进”这个名字。
在这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美国只有几百万农民，却能养活两亿多人口。而我们中国六个农民才养活一个城市人口。邓所提供的这一信息，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新鲜，但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够和敢于这样讲话倒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时任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大会上作了名为“科学的春天”的报告。郭在“文革”期间曾自承“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毫无价值，应该通统烧毁。”现在政治空气变了，他的腔调也变了，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大概也是在七八年，工厂决定将我提升为“助理工程师”，同一时期的技术员都获这一提升。
不久，大概是七九年吧，开始了全国性的“技术职称评定”，我被定为“工程师”，并获得一张证书。
同年，再一次调工资，全员中调涨人数为百分之四十，这次居然又给我调涨一级，月薪七十二元。经这一调，我的工资与同时参加工作的同行也就拉平了。
一九七八年末，利用冬季工程停顿的间隙，我与二公司的陈宾威工程师一起去北京“参观学习”了一次。名为“参观学习”，实为休息度假。
在北京一个多星期，除再次去了故宫、北海、颐和园以外，我们还去了八达岭、十三陵和香山，这都是我的第一次。
这时已风传“右派”要平反，于是我去了被打“右派”时的原单位——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找有关人士谈了我的情况，并与同学王仁求约定，一旦院里开始搞平反时，随时与我联系。
在京几天，抽空去拜访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国务院参事”“民建”中央负责人之一王艮仲老先生。王老先生是父亲的同事、朋友，一九四八年末我们在南汇新场即住在他姑母家。王是浦东有名的财主，南汇至上海的公路、公共汽车即为他的“浦建公司”所有，王还在南汇办过机械化农场，哥哥曾在他的公司任职。我查电话和他联系并去他家中拜访，电话中我说是周某人的儿子，老先生误以为我是周公南了。他和女儿合住一套公寓房，一套普通的房子，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专用车。我本想待“平反”时，请他帮帮忙，能调回北京，看到他这样的状态，终于没有启齿。
拜访的另一人是许闻天老先生，许也是父亲同事，曾为“国大代表”，曾在南京抬出棺材抗议。《毛选》四卷附注中有记载。
我去许老先生家拜访时，许正在午睡，当我自报是周绍成儿子时，许的太太神情十分紧张。我解释说现在东北工作，出差来北京，拜访了王艮仲先生，得知许老地址，特来看看，并无其他意思。经过这样解释，她的脸色才平和下来，待老先生起床后，说了一阵闲话，也就告辞了。
这两位贵为“中央干部”，但毕竟是“民主人士”，一切都十分小心，“能量”有限，我的事也就不必对他们讲了。
在北京听说西单有很多大字报，号称“西单民主墙”，那时中央对这些大字报采取了容忍的姿态。邓小平曾对一名外国记者说：对大字报提出的观点，我们并不全都认可，但人民有权讲出自己心中的话。魏京生的被捕则是以后的事了。
我没有去看“西单民主墙”，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出大字报的内容。其时我已四十多岁，“见识”多了，激情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九八九年春，原单位开始重新审查我们的“右派”结论。为此，从北京来了几个人调查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形势已很明朗，我们一定会“平反”的了。我在家里自办了一桌酒席招待北京来人，厂书记魏忠臣和科长陈蕴华都来参加了，酒菜是请张宝珠大夫掌厨的。那时食品供应还很紧张，一桌酒席仅用了三四斤猪肉，其它就全是蔬菜了。
同年秋，我正式接到“改正”的通知。对“右派”的平反，称为“改正”——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没有错，就一定有人是“反对了”的，因而不需予以“改正”的，可是从上到下，不知道哪几位是“反对了”的？
对我们这些“改正”了的人，原则是“就地安排”，不调回原单位。历年因降级而少发的工资也不给补发，有些单位给了一些“补助金”，如李维梓在哈尔滨就领到五百元补助金，而我却一文补助也没有。伍卓汉夫妇因为是“港澳同胞”，特殊照顾调回北京去了。那时还没有“台胞”、“台属”的照顾，所以我仍然留在齐齐哈尔纺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