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慢说没有钱买电视，就是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那时的电影翻来覆去几部“样板戏”，大女儿那时上小学，看了五六遍“红灯记”。这些“样板戏”，我看了一遍就不再看二遍了。为此，大女儿“批判”我说：“我爸爸思想有问题，不愿看样板戏！”
毛后，文艺逐渐开放，外国电影出来了。一开始放了几部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轰动一时。工厂礼堂放“瓦尔特”片时，竟因人挤得水泄不通，为免意外，不得不宣布停映，直到深夜，人较少了才放映。
一次，我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听同路的两位女士在小声谈话，一位女士告诉另一位她所看到的一场“内部电影”，说得有声有色。我一听，这不是“魂断蓝桥”么！这是我三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老片子，现在竟成了“内部电影”！那时的“内部电影”按规定是达某级的干部才能看的，当然也包括有特别门路的人，因此那位女士才那样津津乐道。
随后出现日本的、香港的以至美国电影。“四人帮”倒台后，文艺活跃了一阵，使人耳目一新。出了几部说得不错的相声，姜昆就是因“如此照相”而说红了的。在这样情形下，加上又积了点儿钱，于是就买了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
一九八零年，厂基建土建工程基本完成，进入机械、水电安装，我的事情比较少了。曾与刘永发一起，受齐齐哈尔玻璃厂之邀，为他们设计平板玻璃厂房。与该厂的一位玻璃生产工艺工程师去一次秦皇岛玻璃厂参观，后又去了北京的南口玻璃厂。南口在京张线上，过了八达岭，看到了一座詹天佑的纪念碑。与我们同行的这位玻璃工程师是北京人，外表很和气，对人总是面带笑容，但老于世故。在北京时，我们看到《参考消息》上登出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评价彭德怀，说是基本是好的，错误和功劳四六开。那时彭尚未平反，我们看到很兴奋，而这位老兄仅只笑着吐了吐舌头，什么也没有说。
一九八一年，香港的吴法曾回来上海探亲，南哥事先告诉了我，并问我能不能回上海见见面。我对厂长说了，于是给我安排了点出差任务，我就回去了。
途经沈阳，见到几个外甥女儿。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这是我第二次乘飞机，也是我第一次乘坐正规的客机。在沈阳机场看到一些北朝鲜下机的旅客，每人胸配一枚金日成像章，看来北朝鲜还停留在我们的“文革”时代！
吴法曾是回上海看他的亲戚的，住在亲戚家。我和哥哥在他亲戚家吃了一顿饭，也回请了他。我们谈话的主题当然是父亲的情况，我数次提议请父亲回来看看，或到第三地让我们去探亲，但似乎父亲并无此意。
从上海回东北时，到镇江停留了几天，特去新民洲农场看望叔父周绍武和婶母巫秀芬，我从四八年离开镇江后，再没有见过他们。当我乘船到达新民洲码头时，来了一个人问我找谁，我竟没有看出来者就是叔父。那时他已七十四岁，但看上去要年轻许多，身体很好，出我意料之外。叔父“解放”前在省教育厅当科员，后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下放新民洲农场劳动。婶母当过“县督学”和“国大代表”（一说是“候补代表”），当然也是“历史反革命”，被关过两年，释放后在镇江卫生用品厂当工人，因走路跌到石灰坑内，烧坏了腿，瘸了。在新民洲住了一天，照了一张合影。婶母提出要将我调来镇江，我没有当真，心想她这样自顾不暇，有什么本领调我。万没想到我们全家确是因她为由而调回了镇江。世间的事，真是难以预料的。
回到齐齐哈尔后，听说在我去沪期间，保卫科竟安排人暗中监视我家，不知是否确实，当然我也不好去查实。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也只有一切听便了。
从此，我开始与吴法曾通信，吴从香港寄来的第一封信惊动了很多人。齐齐哈尔纺织厂大都是土生土长的人，一封从香港来的信是很不平常的。
这时，女儿们（儿子还小，不懂事）都知道台湾有个爷爷了。以前他们只知上海有个奶奶，以为爷爷早就没有了。这时才知道不但有个爷爷，而且是在台湾的“国民党爷爷”。大女儿惊讶地说：“我们家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的事？爸爸当过右派，台湾还有个爷爷。”
几年前，我在家闲谈起抗日战争的事，我说：“共产党说共产党打败了日本，国民党说国民党打败了日本。其实国民党、共产党谁都没有打败日本，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共产党互相打，这才是真打！”当然，我这是在家里关上门说说的。不想却遭到大女儿的反驳，她说：“爸爸思想反动，竟说国民党是中国人，国民党是坏蛋，中国人是好人。”那时大女儿是小学生，她在学校就是这样受教育的，一切无法解释。那时如果告诉她台湾还有个“国民党爷爷”，对她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故事：齐齐哈尔造纸厂有位科长，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科长的儿子中学毕业后，因老子的株连而下放农村，至神经失常。几年后科长平反了，回到工厂仍当他的科长。某日晚上值班，出门时，被躲身门后的儿子用镐头活活砸死。儿子打死了父亲，竟到处夸耀自己“打死了反革命份子”。儿子是精神病患者，不能定他弑父之罪，但父亲却被活活砸死了。据此，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不妨定为《谁之罪？》
毛去世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候越来越宽松了，人们私下的谈话越来越自由了。从上到下，很多过去被整过的人平了反，中央的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以至潘汉年、胡风等等。老百姓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右派”的“改正”、二十多年来一直戴着沉重的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地主”、“富农”也都摘帽了。我想，这和一九五六年廾大以后的苏联差不多。那时苏联很多人说是：“冰雪消融了，春天来临了”。我们这个“春天”比苏联晚来了二十年。
当然，我们和当时的苏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即苏联将各种过错归于斯大林，于是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直到将斯大林尸体火化，并迁出列宁墓。而我们这里，按邓的说法是：“不干批判毛泽东那样的蠢事”，“让后人去评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毛后期所做的一切都被否定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
对事情处理类似，但解释却大相径庭，这就是不同的“国情”。俄罗斯人民文化、素质较高，重理性，重理论，一切要有个比较严谨的解读。而我们中国老百姓向来是“民以食为天”，是重实际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斯大林是苏联第二个领导人，批了斯大林，还有个列宁在“顶”着。而中国，如果批了毛泽东，谁来“顶”？
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邓也一再提出，要大家“停止辩论”“姓社还是姓资”。
在中国发生的实际变化比廾大以后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大得多，但却没有引起在苏联体系中曾经引起的巨大的政治震荡。这除了因为不同的民族特性以外，不能不说邓是聪明的，他知道怎样保持政局的稳定。
变化最大的是经济方面。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玄妙的名字实际上恢复了小农经济。实行粮食和其它农牧产品的自由买卖，城乡人民很快得到了实惠，鱼、蛋、肉类很快丰富起来了，只要有钱，到自由市场什么都可以买到了。早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儿子出生时，我在街上看到有煮熟的鸡蛋卖，不用供应票，不限量，一角四一只，令我大喜过望。因我儿子是第三胎，“超生”了，公家不供应鸡蛋。此后，市场供应就越来越好了。
齐纺扩建一期工程建成纺纱厂，织布厂因布机型号改变，厂房需重新设计。我与刘永发等几个人承担下这一修改设计的任务，从一九八二年初开始修改设计。
一九八二年三月，接叔父从镇江来信，说镇江市人事局已同意调我到镇江。对这封信，我并未当真，我想许是什么人随便说说，应付应付他们的。同年四月，一位女同事梁志颖私下告诉我们说：在厂长室无意中听到谷厂长电话通知市人事局，说因工作需要，不同意调周某去镇江。这下我才知道镇江真的来了商调函。我早就希望能调回家乡，但一直未得机会。现在，绝好的机会到了，怎能让它白白错过。于是立即去找厂长、书记谈话，开始了我历时将近一年的艰难的调动历程。
其实十年前也曾有过一次很好的调往南方的机会。那时我尚在柳河五七干校，干校急于处理大批学员，于是提出：只要本人提出线索，干校专门派人去全国各地“推销”学员。只要有人要，本人又同意去，干校决不阻拦，不存在在调动工作中常常出现的一大困难——本单位不放。但我那时是只“丑小鸭”，十分自卑，竟自根本没有向干校提出，请他们为我联系调往南方。其实我那时如大胆向干校提出，也许是有可能调到关内什么地方的，因我毕竟是技术人员，那时只要有人要，上下全无阻力。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入关，大小城市都可以。“改正”后，我曾与冶金设计院西安分院和烟台的黄金设计院联系过，也曾与湖南山沟里的一个人联系对调，大都是纺织厂不同意而未办成。
到齐纺之初，我曾想转到齐齐哈尔设计院去，后来哈尔滨轻工设计院多次找工厂协商，要调我回哈尔滨，甚至大庆设计院也要调我，均被厂长坚决回绝。对于大庆，我是看上了每月工薪多加五元，房租、水电、燃料不收费等等福利，但董凤兰反对去大庆，因为太闭塞，“太土”。后来因工厂不同意，所以一切只得做罢。
在十年中，我经常在活动调动，可哪里也没有调成。董曾取笑我说：“往哪里调？炕头调到炕梢就是了”。所以听说镇江来了商调函，本未抱多大希望，以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镇江来函后，如果谷厂长好好向我谈，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我调出，“晓之以义，动之以情”的话，也许我就打消了调动的要求了。说良心话，我调齐纺后，领导“待我不薄”，特别是“改正”后，当了工程师、基建科长，几乎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连涨两次工薪。在一九八一年，又让我住进了当时工厂唯一的一座新建的楼房住宅，家里有暖气，厕所和罐装煤气，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已大为改善。但对于镇江的来函，厂里却对我“保密”，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回函“不同意调动”。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增强了我要求调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