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解，镇江市人事局的商调函是这样写的：我市重点统战对象周绍武、巫秀芬年老无子女，要求将他们的继子周翔全家调来镇江奉养老人，请准予调转云云。既然是“重点统战对象”，单位不同意，我就只有求助于齐齐哈尔市的“统战部门”了。于是我找到齐齐哈尔市委对台办张主任和市委宣传部，请他们协助。不知为什么张主任很帮忙，满口应承。他为我打电话给市轻化工局组织科，组织科说是工厂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放。张说这不是一般调转，这样调转有利“对台工作”，“有利祖国统一”。不能以“工作需要”回绝，应该同意。在市里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工厂才同意调出。事后，张主任曾说：按政策并不一定要帮我调转，他也不知为什么就帮了我这个忙。后来我曾为此事找过黑龙江省对台办，省台办回说，如有什么未“落实政策”的事，他们可以出面，工作调动按正常手续办，他们不好说什么。口气就大不一样了。市台办张主任与我并无特殊交情，也没有人为我找过他，我也没有给他什么贿赂，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但他却帮了我这决定性的一个大忙，不知为什么，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了。
工厂同意调出的函需送到主管机关市轻化工业局组织科，组织科经党委会同意后再函告市人事局，市轻化局因已有市委对台办打过招呼，所以很快通过了。市人事局则耽搁了很久，他们两三个月才讨论一次人事调动。当然台办张主任也为我向市人事局做了说明，私下我又找了几位与人事局有关系的人，请他们帮忙。后来了解到基建科的描图员肖智桂认识人事局主管局长，又请她领我去过人事局，带了点礼物，但未能送出去。那时的干部还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受礼。
就这样，这两三个月时间中，我隔三四天就跑一趟人事局。经管人员是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跑得多了，会不耐烦，说话没有好气，我只得受着。有一次，因为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问我的事，待我去时，他们讥讽说：“看来你认识人很多，有那么多人为你说话，你也不必来找我们了，让他们给你调就好了。”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调动的目的，我只有忍气吞声。以我近五十岁的人，只得对两个小伙子连赔不是，笑脸相向。
我们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几年前，像我这样的人就如臭狗屎一般，谁也不肯要，或是不敢要，怕受到玷污。几年后，我还是我，可又“香”起来了，因为是工程师调出，市人事局同意后，还需主管市长签字并报省人事局核准后，才能放行。
好不容易市人事局通过了，主管市长也签了字了，还要备文报送省人事局批准。
得知我的事已报到省人事局，我立即找点理由去了哈尔滨。这种往返于机关衙门的文件，如果不紧追上去，不知要旅行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个结果，弄不好会搁在那里不了了之。如果采取“傻老婆等呆汉子”的办法，坐在家里等的话，是不会等出满意的结果来的。
到哈尔滨后，我立即带着市台办张主任的一封介绍信，去省委对台办，结果碰了钉子，已如前述。接着又找到省化工厅的某人，其妻在省人事局，请其帮忙。就这样连去哈尔滨催问了几次，终于某人的妻子电话通知我：省人事局已批准了，回函已于次日发往齐齐哈尔人事局。我当即赶回齐齐哈尔，再去“盯”市人事局。
市人事局接省局通知后，几天后就拟了一函回复镇江市人事局：同意调出。这时已是八二年八月下旬了，从镇江三月份来函商调到齐齐哈尔市人事局回函“同意调出”，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这是在我紧追不放下进行的，算是快的。我向两位经办人提出：我有事去镇江，可否将回函让我自己带去镇江？这次他们还算客气，同意让我自己将回函带去。当然我的人事档案需寄去镇江，不好本人带，这是制度规定。
回厂后，我立即向主管基建工作的项勇义厂长做了报告，请他给我安排点事，亲去镇江办理调转。项一向很好说话，当即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即于八月二十五日带着小儿子去镇江。儿子此时才四周岁，第一次跟我远行。一路倒也很乖，从未闹过要找妈妈之类的事。从齐齐哈尔到沈阳，在穆江那里住了一天。从天津换车去镇江时，非但没有买到卧铺，而且车上拥挤不堪。晚上儿子困了，我只得抱他在怀里睡，摊张报纸，坐在地下。直至车到济南时，才找到了一张座位，就这样父子二人熬到了镇江。
到镇江，找到山门口叔婶住处。叔婶住的是一间十分窄小的陋室，室内放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饭桌，一台12吋黑白电视机，这是不久前吴法曾给他们寄来一千元（钱当然是父亲的）后新购置的。地下是泥土地面，屋顶是椽条望砖，不足十米2的小屋，下起雨来却多处漏水。婶母让我们和叔父睡一床，自己让到外面一间煤棚子里去住。那座煤棚子，条件当然就更差，烧饭、洗漱均在公用天井内进行。
到镇江的第一件事是办调转。镇江市的人事局、劳动局（董是“工人”，她的调动属劳动局管）一切都按部就班，要等人事档案寄到，审查档案后，确定是否接受再行安排工作单位。这是你急他不急的事，你再着急也没有用。市人事局对我常去找他很不耐烦，要我先回去上班，等待镇江的“调令”。但我对机关衙门很不放心，一定要紧追到他们发出调令才肯罢休。就这样，我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坚持了两个多月，直至“调令”发出，才回齐齐哈尔。
镇江人事局原准备安排我到焦山脚下的镇江纺织厂，可我不想去工厂，想重回设计单位。起先自己去找了镇江市建筑设计室，是主任岳凡和李震环接待的，对我要去设计室他们都同意，但董不能安排。董单独调是很难的，只能随我“搭”进去。为此我还找过设计室的尤孰立工程师，是在苏州的叔父的连襟顾菊生的女婿给介绍的，尤是其女婿的姐夫。
后来有人建议我找房管局，说房管局可能好安排董。于是去找了房管局，房管局同意接受董，并为董发出了商调函。
在镇江等待办理调转期间，我陪叔父去了一次扬州，见到了姑父刘仁涛。与姑父是解放后第一次见面，三十多年来我们与亲戚间不相往来。姑父原为“江苏省农民银行”的县分行行长，解放后属“留用人员”，后来又因“历史问题”被开除，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多年来一直在扬州街道上打杂工。
后来又和叔父，带着儿子去过南京，去大厂镇南化公司见到了也是三十多年未见的姑母和表妹刘自存。当然也玩了中山陵、玄武湖等。
我们三人又去了上海、苏州、无锡。这对叔父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三十多年来，他只能“老老实实”埋头干活，哪有机会做这样的旅行？
八二年十一月中旬，我的“调令”已经发出，我可以回去办理正式调动介绍信，迁移户口，甚至搬家了，应该回齐齐哈尔去了。婶母让我将儿子留下，“反正就要搬来了，何必大冬天把他带回北方去！”我听从了这一劝告。为防儿子闹着要跟我走，晚上，趁他睡着后，叔父送我去了火车站，我一人回到了齐齐哈尔。
回到工厂，才知因为我去镇江两个多月，几位厂长大不满意。谷厂长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责问是谁放我去镇江的，明摆着给项下不来台。谷本就不同意让我走，对让我亲去镇江办理当然十分不满。我一去两个月，就以此做起文章来了。项为我受气，当然也就迁怒于我了。
事后，许多人都怪我“不会来事”。我回厂后的第一件事本应是去谷和项家拜访，送点礼，说明为什么办了两个月的原因，取得他们的谅解。我与谷、项的私人关系本是不错的，可我竟然一切“公事公办”，难怪项说我“一毛不拔”了。在此事中，我对项至今甚觉过意不去，可惜项已去世，否则我应请他来江南玩玩，以补报一二。
回厂第二天，我就去了市人事局，请他们办理我的调转。经办人说：镇江的调令已收到，但现在事情有变化，让我等一等再说。我说不是一切手续都完备了吗？怎么又有变化了哩？具体情况他们不肯说，只是要我等着。
经过打听，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市长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谷厂长向市长汇报基建工作时，说因我调出，厂里的基建工作损失很大。我调出时签字的是主管的副市长，市长并不知道这件事，谷汇报后，市长当即给市人事局打了一个电话，通知说周某人的调动暂停。
因为市长下了令了，所以厂里的口气又硬起来了，书记竟说：“就是不给调，烂在我这里也不给调走！”
无奈之下，我只得再次去找市台办张主任，又去找了市人事局局长，局长说这事本已定下来了，再慢慢协商，本人一定要和厂里搞好关系，不要急，不要硬顶。台办张主任找了统战部长，部长在一次会后的酒桌上为我的事向市长做了解释，市长同意了。于是我的调动的事又立即起死回生了。
我的调动的事已惊动市长，通破了天，所以再也没有人好阻拦了。当时对技术人员调出是卡得很紧的，齐齐哈尔有些技术人员以我为例要求外调，大都被打了回来。人事局称：周某情况特殊，不可援以为例。
工厂终于同意为我办调出手续了，但提出要我将已开展的布厂修改设计工作做完。先给我办好相关手续，晚点去镇江报到，由我写封信去镇江说明情况，我答应了。于是和刘永发等几个人加班加点地又干了一个多月，直至出图了才让我走。
临行前，我到谷厂长家去拜访，告别，对在厂十年中所获的照顾致谢，并说对谷此次不让走深为理解。此外，我提出将我交给工厂的两千五百元集资中取出一些，作为路费和去镇江的安家费。谷倒也爽快，当即同意先还我一千元。辞出时，谷送我到院子里，看到我骑来的一辆永久牌新的自行车，谷说：“本以为你是老实人，其实也很有本事，居然也买到永久牌车子。”那时上海产的“永久”、“凤凰”自行车是很难买到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事”，这辆车子是我用“侨汇券”从商店买出来的，此前香港吴寄来过六百元。谷话中有话，他本不同意我调出，后因市里干涉，不得不表同意。可他本以为即令工厂同意了，也未必能办成，不想居然真的办成了。其实调动成功，也并非我有什么本事，只是各种机缘凑成罢了。当然，我也起了作用，这就是锲而不舍地紧盯着，没有这样的“紧盯”，事情也是很难成功的。
将近一年的围绕调动的奋斗，几乎令我筋疲力竭，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到镇江后的好多年，我还经常做这样一个梦：梦中的我已调往镇江，但还留在齐齐哈尔工作，未能去镇江报到，我在梦中担心，已经好几年了，还能不能去镇江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