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末，我终于办好了一切调转手续，准备搬家了，董提前自己去了镇江。我和两个女儿于十二月三十日晚乘车南下。厂里的姓韩的书记和几个同事及市台办张主任到车站送行。我十分感谢张主任，临行送了他一瓶茅台酒，这也是用侨汇券买来的。行前刘永发等科里许多同事都帮我打包、搬家，我几乎没有动手，一切行李托运的事都是大家帮忙解决的。
八二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到了北京。我们三人住到了伍卓汉家，伍夫妇此时已去了香港，家中只有他女儿伍子琳在家。我的两个女儿都是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乘地铁。在伍家高楼上看到窗外的复兴门外大街上车来攘往，十分兴奋。
我们买的是由齐齐哈尔到镇江的长途车票，七日内到达有效，在北京可以逗留四天。这四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差不多游遍了北京的名胜地——天安门、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八达岭、十三陵，甚至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去的雍和宫。除香山以外，我们差不多都去了。两个孩子，尤其是二女儿特别开心。那时我们没有照相机，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黑白留影，是摄影社给照的。这张照片至今仍保存着，三个人十足的乡巴佬一般。一到北京，立即发现我们的穿着太“土”了，特别是二女儿穿着一件旧的灰色上衣，已嫌太短了，和周围人一比太不像样子了。于是立即给她新买了一件蓝色上衣。那时的北京人，服装也“洋”不到哪里去，可见我们是什么一副“土”样儿了。
八三年一月三日离开北京，四日上午到达镇江。
因为太兴奋了，火车刚离南京车站，我就坐不住了，背着随身带的行李——衣柜上的一面长长的玻璃镜，为怕托运被打碎，居然也由我随身背着——带着两个孩子，挤向了车厢出口。在出口处站了一个小时，终于镇江到了！
二叔、董带着儿子已在出口处迎接我们。
分配给我们的住房在“李家山新村”。这是新建的一个居住小区，除盖了一些住房以外，缺少各种生活配套设施，条件很差，没有商店，道路全是泥土碎石子路，下起雨来泥泞不堪。住房条件也差，没有浴室、厕所和煤气。
搬家时正值隆冬，出发前一日，特带两个女儿去了齐齐哈尔龙沙公园，目的再看一看北方的“冰灯”。我告诉孩子们，到了南方就看不到冰灯了。我有一顶旧狗皮帽子，行前将它扔了，我说以后再也不用戴它了。二女儿问：冬天不也得戴吗？我说：那里的冬天不一样了。女儿半信半疑。到了镇江，四处一看，果然景色不一样了。地里长着青菜，很多树竟还绿着，地上仍有青草，大街上路边和沟里竟淌着水。二女儿十分惊讶地说：“这里的冬天竟是这样！
回到镇江，全家人中最高兴的是我。在外沦落二十多年后，终于回到了家乡。小巷子、石子路、路人的言谈，件件都告诉我：我回来了。多年来，我日日梦想着这一天，但理性又告诉我：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东北虽已生活二十多年，但仍常从梦中惊醒，会突然感觉身在虚空，一种无名的孤寂、惆怅之感深深地震撼着我。曾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在晚上拎着一只热水瓶，走在冷清清的一条巷子里，去“老虎灶”打开水。那样的小巷子、“老虎灶”，在东北都是没有的。醒来十分忧伤，甚至落下眼泪。这许是“叶落归根”的诉求吧！我是中国人，当然存着中国人的共性。
对故乡虽梦魂牵绕，但我也知道，年纪大了，拖家带口的，真正要回去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把老骨头也只有终了在“北大荒”了。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回来了，而且是拖家带口地回来了，当然令我兴奋不已。
家里其他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董凤兰虽出生、长大在黑龙江，但一直不喜冬季的寒冷，此外希望能进入大城市。她甚少家乡观念，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往大城市去，是不论家乡还是外地的。在联系调动的几年，她十分向往籍此搬到哈尔滨去。而对于搬家去柳河五七干校，及后来大庆设计院要调我去，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对调到镇江，她十分坚定，帮找人，去人事局谈等等。因为镇江是南方，气候好。对镇江这个小城市她并不满意，认为太“土”、太小，但既能来江南，就顾不得城市的大小了。
小儿子年龄太小，尚不懂事，只要跟大人走就行了。
二女儿对一切感到新奇，特别是籍此游览了北京，十分高兴，对于住在齐齐哈尔还是镇江倒不很介意。
对搬来镇江，最不满意的是大女儿。中途到北京时，看到宽阔的马路，高楼大厦，开了眼界，也很高兴，大概以为到了镇江也是如北京一般的了。及至真来到镇江，眼中所见的是低房陋巷，住宅的较差的环境，以及周围听不懂的话语。她当然不具我的思乡之情，一切都不理想，对来镇江甚为不满，认为“还是北方好。”她说：“爸爸在东北费了那么大的劲调到镇江来，有什么意思？”
周平对于到镇江来不满意还有其他几层原因。第一是气候不适应。这里冬季不取暖，但也很冷。特别是夏季，酷热难当。在东北时，白天没有这里热不用说，到了晚上就很凉快，夏天睡觉都是盖着棉被的。周平不满意的更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她在东北时，工厂向职工“集资”，每集资二千伍百元，可安排一名子女就业。我借了些钱，另打了一张一千元欠据，实交一千伍百元，让她在工厂上班了。工作性质属“全民职工”，据说此后不再招收“全民”工人，而改招“合同”工人了。我调出前，镇江市劳动局同意周平按子女未成年无工作随迁户口，来镇江后重新就业。因为工人调动很困难，按政策我调来不等于女儿也可以调来。好在那时女儿才工作一年多一点，重新就业比办她的调转容易，我就同意了。她来后觉得白白丢掉了“全民”的工作，损失太大。
报到后，我和董均安排在房管局黄山房管所，黄山房管所就在我们所住的李家山住宅区。上班很近，刚来镇江，实际上还没有什么工作。后来坐镇李家山工地的钱正怀局长要我到房管局设计室工作。这个“房管局设计室”既无行政编制，也无技术证书，人员只有四五人，工作岗位也不固定。我们办公室就设在李家山的一座工房内。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李家山小区三期工程规划。李家山小区是在钱局长主持下搞起来的。主管市长不同意继续开辟李家山，主张搞城区改造。钱其时除为房管局长外，尚兼任建委副主任。钱坚持要开发李家山，市长也无可奈何。这样虽然工程照样进行，但市规划局对我们的规划图纸却拒绝审批。工程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市长要求李家山工程停止进行，但钱不予理睬。而钱手下的一名工程指挥刘某直接向下传达市长的指示：李家山停工。但刘某手下的工地负责人张某又不听刘某的，声称：“我不知道市长怎么说的，我只听钱局长的。”因此不管怎么说，李家山三期工程在继续进行，直至后来成立“开发公司”。
安家后不久，就将叔父、婶母接来李家山居住。这时，我们老小共有七人，一套房子太拥挤了。于是先是找了一户空房子暂住，后来又申请了一套房子，我们与叔父又分开居住了。
一九八三年夏，成立镇江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后来与在北京的中房开发公司挂钩，称为“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镇江公司”。开发公司的主要人员来自房管局，钱局长调任开发公司经理。于是我们也就跟着调入了开发公司，公司一开始就任我为计划科科长。
在许多人眼中看来，计划科科长是一个“肥缺”，但我不想当官，更不想籍当官捞点什么油水。在齐齐哈尔不得不当了几年基建科长，当得很不是滋味。在当基建科长时，曾有一位山东来的社办企业的推销员，推销石棉瓦。我说：工厂日后维修可能需要，请他留下名片，以后需要时再联系。不久，这人从山东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如买他们厂出的石棉瓦，每块石棉瓦可给我五角钱回扣。即如每块瓦售价伍元伍角，他们实收伍元，发票当然开伍元伍角，我如买他们一万块瓦，就可自得伍仟元。所谓“临财毋苟得”，本人向来不望这种非分之财，这点自觉是有的，因此没有回他信，这件买卖也就“黄”了。以前我曾见厂里堆放了很多石棉瓦，没有上房就已龟裂破损，我曾奇怪是什么人，为什么买进这许多次品。接山东来信后，我才知道原来其中大有奥妙！
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官”工薪很低，却仍有许多人“削尖脑袋”往上钻，想混个一官半职的原因所在吧？不能说所有想当官的都想“捞油水”，但其中一定有不少这样想的人在。
我为这个“计划科长”的事，一再向钱及其后的邓经理表白，我不想当计划科长，也不是这块材料，我一心一意想为开发公司开创一个设计室。因开发公司当时尚无设计室编制，经理决定“设计室”暂隶属计划科。这样，我当“计划科长”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原计划科副科长俞树发曾找我，要向我“交待工作”，我向他申明不会接受计划科的工作，只是暂时在计划科筹备设计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