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夏，为大女儿联系好调来镇江，让她赶紧去齐齐哈尔办理调转手续。
先是：我已按与镇江市劳动局讲好的办法，将周平的户籍按未成年子女随迁镇江。在齐齐哈尔临行前，厂里同意我们走后，周平停发工资，但工作仍于保留，去镇江后如有可能再办调转。来镇江后，周平未遇合意的招工工作，我因与劳动局有约在先，为免“得寸进尺”之叽，也没有为此再去找人。有一次无意中与钱经理谈起，钱说：她的“全民”工作，以后不好找了，不要丢掉，我们开发公司接收，调过来就是了。钱经理是位很不错的领导，现在这样的领导不多见了，钱平日在李家山和工人一样，自备碗筷去食堂吃饭，毫无特殊之处。他为我安排女儿，纯属从工作出发，他与我初熟，并无什么私交，更没有任何金钱往来。
女儿工作单位可以解决了，但最大的关口是镇江市劳动局，他们每年调入人员是有指标的。女儿是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工人，没有什么特殊调进的理由，何况他们和我还“有言在先”，所以我轻易不敢去找他们，自己去乱碰，找不好反而“夹生”了。
事有凑巧，有名兰开明工程师，他姐姐在台湾，因此在对台办召开的会议中常见面，因为是同行，且他也是从黑龙江调来的，因此很容易就熟识了。这时他已在东北工作的大儿子调来了镇江，他带儿子来我家串门，我就问起他儿子是怎样才调成的。兰说他找了市人大的领导，请他们帮忙才解决的。兰的儿子也是一名工人，我想既然他儿子能调来，我女儿当也不是不可能调来的。于是我去找了时任市人大主委的原镇江地区的专员，秘书接待了我，我将所求的事情谈了，秘书做了记录。第二天再去时，秘书说专员知道这事了，正在和市劳动局协商，让我等几天再去。等我再去时，竟然已协商同意了。我回家告诉女儿，当然大喜过望。
我再去劳动局时，一切都一帆风顺了。于是发函商调，审查档案，发出调令等等手续进行得很快。调令发出后，就叫女儿自己去东北办理调转，并要她同时结清我在工厂的集资。
周平去齐齐哈尔办调转去了好久，来信说在东北过得很好，天天有人请她到家中吃饭，天气又凉快，都不想回南方了。她走时正值镇江的炎夏，她第一次尝到这种酷暑的滋味，难以承受，她说，火车一到沈阳就觉凉爽了。我立即回信叫她快办快回，“夜长梦多”，将调动关系拿来，报了到才是真的。这样的调动机会是不容易得来的，真是小孩子说话，“天天有人请吃饭！”因为父母不在那里，孩子去办事，我的同事们当然会招待招待，如果就留在那里不走了，看看会不会天天有人请你吃饭！
一九八一年为了“集资”安排周平上班，我曾借了一家小工程队一千元。周平去调转，工厂将我余下的集资款退还了，立即还给工程队一千元。工程队的吴队长（我们称为“吴小个子”）竟找不到我打的欠据了，只得请他另开一张收据。这些小单位的财会管理是很混乱的，也许我以前借的一千元早已用什么名义注销了，我还给他们的钱或许落入私人腰包，但只要我的手续完全，就管不了许多了。
周平在东北，高中没有读完，就靠“集资”上了班。其实我本不想叫她放弃学业。“四人帮”倒台后，大学恢复招考，伍卓汉的女儿伍子琳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伍不无自豪地说：“全黑化（黑龙江化工厂）子弟，就我女儿考上了大学，如果在几年以前，这怎么可能？我这样人家孩子还能上大学！”当时我也很兴奋，觉得我的孩子逢到了好时候，可以上大学了。未想到我的女儿考是可以考了，自己却不愿读了。为此我曾经很失望，本未打算参加集资，到集资已快结束时，才不得不找厂长为女儿弄到一个名额。为了“集资”，借了哥哥伍佰元，还借过刘顺仁工程师和采购员薛某各伍佰元。为此给吴法曾去过信，汇来陆佰元，后来一切借款均已还清。
周平调来开发公司后，碰到了一个好机会，江苏省建委在无锡办了一个“建筑职工中专”，在各市建委系统职工中招生。周平竟在镇江考生中以最高成绩录取，去无锡读了三年，全部公费，带职学习，这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
一九八三年五月，我与两名同事去上海出差，参观嘉定县的一座新建住宅小区，接到电报要我赶紧回镇江参加市人代会，我以为是电报打错了，怎么会要我参加什么“人代会”？回来后，得知我忽然成了镇江市的“人大代表”。我到镇江市才三四个月，怎么成了“人大代表”，真令人“受宠若惊”！于是，我就这样去参加了四五天“镇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兰开明也是“代表”，我们编组在侨联、宗教、港澳台胞这一组内。这样的“人大代表”，本人没有出来竞选，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一意愿，而镇江市的选民压根就不知道周某其人。我这个代表头衔显然是因我是周绍成的儿子而得来的，没有什么光彩的。但既叫你当了，你也就必须去当，因为这是“组织信任”，是一种“政治待遇”，你怎能“不识抬举”！
就这样，从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七年，我当了五年“镇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五年中，每年四五月份参加一次市人代会全体会议。参加过“选举”市长、市人大常委、市检察院和市法院院长的投票，会议上提出过一些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提案。当了一回市人大代表，也就是“市议员”了，却谈不上什么建树，一切“顺水推舟”而已。五年中提过一次要求向市长“责询”的意见，事情是这样的：镇江市中山路原来规划路宽三十米，是某市长确定的。后来换了一位市长，新市长要求将路宽增为四十米。这样，一座刚建成的住宅大楼竟凸出在马路上，才竣工就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我在会上提出：对这样的失误应有人承担责任，要求市长接受代表责询。我的这个意见显然不合“上面”口味，因此提了以后无人理睬，就连每日印出的《会议简报》中也一字未提。
几年的会议，和许多人渐渐混熟了。一次，在与对台办主任闲谈中，我询及我这个“人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似乎并未经过选举”。主任说：市人大代表是从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区代表则是直接民选的。按我们的选举法规定：上一级人大代表是从下一级人代大会选举产生的，当选的上一级代表不必须是下一级的代表，即市人民代表不一定是区代表。我这样的代表是在区人代会中“酝酿提名”，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切都是合法的。当然，我也不必为自己这个“代表”的合法性感到不安！
就这样，我当了五年“市人大代表”，直至一九八八年换届。那时我已在“镇江市建筑科研所”，我们这个小小单位竟有兰开明和我两名人大代表。八八年换届前，科研所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们单位两名代表太集中了，上面意见保留兰继续为人大代表，改我为市政协委员，询我有何意见，我立即表示同意。“人大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好，对我本没有什么意义，但为了适应环境，还是以“叫你当什么就当什么”为好。就这样，从一九八八年起，我又改当上了“镇江市政协委员”。
一九八四年夏，镇江市筹建“江滨新村二期工程”，并举行了第一次规划方案竞赛。此时，我正积极筹组“开发公司设计室”，为了打出点“知名度”，所以报名参加了这一竞赛。从谏壁电厂借调原“六统一办公室”的李培根工程师，周传荣和我，我们三个人冒着暑热苦干了一个月左右，完成了规划图和一些住宅方案草图。在市规划局和建委主持的竞赛评比中，我们的方案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设计院拿出来的，实际上因其为设计院提出的，比我们“牌子硬”，才得了第一，小区建设由开发公司实施。公司经理邓平晏找我，要用我们的方案实施，我同意了，条件是小区内的一切设计都由我们主持。
这次竞赛得了二百元奖金，我们用其中一百多元办了一桌，请了公司相关头头，剩下点钱我和李意见给小周（周传荣），因他工资比我们低，但周拿去买了三把电动剃须刀，每人一把。那时我们三个人很和谐，不像后来一些人为了几文奖金，吵得不亦乐乎。后来我很想将李留下来，成为我们设计室的骨干，一半因电厂不放人，一半因经理与我想法不同，故未能实现，最后还是回了电厂，而周也调去了设计院。
八四年，经“市编委”（编制委员会）批准，开发公司成立了设计室。这时陆续调来了好几个新人，从“镇江市第二设计室”调来了陈瑞和、林厚斐工程师，陈是早我两届的同学；从陕西铜川调来伯盛美工程师；大学分配来的沈永强，逐渐壮大了我们的阵容。于是又经省建委批准，取得丙级设计证书，镇江市开发公司设计室正式开张了。我和杨少庆任设计室主任。
也就是这一年，一九八四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很多人对我参加共产党，觉得难以理解。丁忠宝在与我通信中，提到有人要他打报告入党，他没有同意，原因是他看到周围的党员多是为官为利而忙，看不到什么理想主义的东西。同学程裕明也问过我：按我的出身和走过的路，为什么还要参加共产党？我回答说：为了在党内增大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力量。他听了说：“很有意思！”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对台办主任在一次闲谈中说起，如果我参加了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可能会叫我当民革镇江市主委。
我刚到镇江时，“民革”确曾想吸收我参加，民革在一次去南京谒陵（中山陵）的活动中特邀我参加。以后因我已参加中共，就不再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了。当然，民革有意请我加入主要亦因我是周绍成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