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一直自认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学校时，就多次申请入党，只是因当时共产党政策规定，未能参加。一九五六年、五七年以至大跃进、文革后，在我心目中，失掉的只是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信仰，认为他们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现在好了，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国家会蒸蒸日上了，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曾经是一个具有政治理想（或幻想）和热情的人，对斯大林的“束紧裤带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号召和二十年代的“建设共青城”曾经满腔热忱，也准备身体力行。五七年初，毛号召“鸣放”时，也确曾真心实意拥护，对“打倒四人帮”激动得夜不能寐。以后的“四个现代化”口号以至邓的改革开放，又在我身内唤起了作为中老年人不多见的热情。
还在东北时，某次在哈尔滨与几位新出校门的大学生闲谈，谈到五七年“鸣放”、“反右”以及“改正”等等，那时我已四十多岁，有位小我二十岁的年青人说：“你那时拥护‘鸣放’，现在拥护‘四化’，虽然经过二十多年沧桑，你并没有变。”又说：“对‘改正’，你不必感谢华国锋，也不必感谢邓小平，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新上台的人总要笼络人心的。”不能不承认，这位年青人比我成熟和透彻得多。
对邓小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确曾热情满怀，而且在一切场合都为新的路线辩护。当为“右派”“改正”之初，据说有许多党员干部思想不通，说是“将毛主席所确立的一切都否定了。”我发言说：“右派被戴帽，许多人是因对当时党的政策不满。按‘反右’的逻辑，现在中央要‘改正’，而有人不满，就应给这些人戴上新的‘右派’帽子，待二十多年后再行平反。”我的这一发言说得别人无言以对。
在一次酒桌上，有人说：“还是毛主席政策比邓小平好，……”我当即接过来说：“你能这样讲话这个事实就说明邓小平比毛好，毛在世时，你敢说毛不如谁？”我那时确实是坚决维护新路线的。当时在一个报告中曾提到有一名党内干部说：“毛主席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枪毙某某某（当指邓小平）。”这句话是从六十年代“批判赫鲁晓夫”中借来的。当时曾有口头传达的报告说“斯大林的唯一错误是没有枪毙赫鲁晓夫”。这句话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当然也未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
因此我要求入党，支持邓小平和党的新路线。
许多人，甚至多数人要求入党主要出于现实的利害考虑，而我，从不想当官，所以绝无籍入党获提拔的想法。而“民主党派”，我始终认为是一种政治陪衬，不想加入。
这次，打了一次入党报告就批准。如果像五十年代那样，需左次三番申请，不断“汇报思想”，“接受长期考验”等等，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入党大概也就作罢了。
在刚入党后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说自己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如果“左”的路线又回潮了，又来“批邓”了，我宁愿被开除出党，也不愿当一名左右逢源的党员。这确是我的心里话，一九八四、八五这几年，是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年代，也是中国在政治上最开放的几年，如果是在“六四”以后，我想是不会申请入党的。
调来镇江后，与父亲经常通信了。信件是经由香港或美国转寄的，父亲并经常给公南和我汇钱，后来经一位去美留学的杨传锦小姐定期给我们汇钱。每到端午、中秋和过年，各给我们汇伍佰美元，前后三年共给我们弟兄各汇了伍仟美元，直至父亲病重入院为止。开始时外来汇款按银行牌价给付人民币，后来可以在银行存美元，按兑现时牌价给付人民币，同时给付与汇款相当的“侨汇券”，再后可以给付美元了，“侨汇券”也就取消了。
调到镇江后，我又涨了一次工资，月薪达到九十多元，再加上外汇收入，我在经济上大大改观了。
在东北最后几年，做过这样一个梦：突然发现我在银行有一笔很大数目的存款，这笔钱确实是我的，可又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存过这笔钱，按我的工资来说又不可能存了这么多钱。这同一个梦做过许多次，做得很熟了，以至做梦后虽醒了，在朦胧中竟以为这是真实的，真正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这毕竟是一个梦！这同一个梦经常出现，十分奇怪，似乎是一种预兆。如果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话，好像我从没有幻想过要发财，再说我以前穷得很，十分需要钱的时候，却并未做过类似的梦。
“城市改革”的提法出笼后，国营经济发生了五花八门的变化。工厂“承包”、“租赁”，各单位甚至政府机关纷纷“办公司”经商，对台办也开起了一所“台谊公司”。我对经商是外行，也不感兴趣，但碍于情面不得不也入了股。“台谊公司”除经商外，也接设计任务，公司没有设计证书，不能出图，由市第二设计室、中房设计室和市化工设计室分头设计。第二设计室有位董自杨，中房有我，化工室有孙英华，我们三人都是“台属”，属台谊公司。出图后按设计费比例提成分给各设计室参加设计的人员。这些设计人员当然愿意干，因为干本单位的设计是拿不到这些钱的。我接到这样任务后都是分配别人去做，让他们得点好处。对现金领取、保存和分配，均交给下面的专人负责，我不经手，自己不从中取利。后来规定严格了，台谊公司不准接受设计任务了，这事也就结束了。
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单位都在争办设计室，甚至许多与基建无关的单位也去办设计室，如我们的“台谊公司”，大都想挂个设计牌子，请别人做，因为这是一条赚钱的捷径。而那时似乎总能找到设计任务，不愁没有事做。在这样形势下，办好我们开发公司设计室似为题内之义。所以我竭力主张扩大我们的设计室，引进人才，提高人员素质和水准，提高证书级别。我本以为作为公司的经理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未料主要经理并不支持。因此开发公司设计室难以发展壮大，以至最后与市建委的“检测中心”合并成为了“建筑科研所”。
我那时四处打听和联系引进技术人才，除想留下“六统一办公室”借来的李培根、张永生，调来第二设计室的陈瑞和、林厚斐外，继续打探联系镇江和外地的技术人员。我曾带来一位工程师面见邓经理，事后邓对我说：“这样的人我看你管不了。”我说：“我不在乎谁管谁，他比我文凭高，可以请他管我！”这也是我的真心话，我是一心一意要将设计室办得兴旺起来，至于我当不当这个主任是无所谓的。当然，邓也有对的方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工程师，但并无真才实学，且兴趣不在技术工作上。他看得清楚，所以拒绝接受。
一九八五年夏，二女儿周原患了一场重病，几乎送命。在第一人民医院，后转至传染病院，先是诊断为脑炎，曾经一星期昏迷不醒，一院和传染病院均下了病危通知。当时以为孩子不行了，“死马当活马治就是了。”她外公在世时，曾预言她十二岁“有个坎”，似是过不去的意思。到了十二岁什么事也未发生，十八岁却遇上了这一个大难。有半个月时间我们在医院日夜轮流守护，设计室有两位女士也帮我们轮值。后来终于苏醒过来并日渐痊愈了，病后未留下什么后遗症，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后来传染病院的医生怀疑她并非脑炎，大病前她曾常患头痛，我带她去过一院和神经病院，均未检查出是什么毛病。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至今未见她有什么了不得的“后福”。
病后，我带她去第四中学，找校方请假一年。二女儿学习成绩比大女儿强，特别是她很要强，立志要考上大学，在齐齐哈尔小学毕业后，考上了重点中学——第八中学。来镇江后，由叔父的熟人陈布店介绍进了镇江中学，初中毕业考高中，考上了“四中”，四中就是解放前的“镇江县中”。周敏是县中初中毕业，我也在该校读过半年初中。那时的镇江县中尚无高中部，四中也算一所较好的中学。
二女儿病后，我带她和儿子去宜兴旅行一次。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宜兴，游了“善卷、宁国、张公”三座溶洞。山洞很大，内中钟乳石、石筍呈各种形状，光怪陆离，加上灯光色彩的配合，真是见所未见，大开眼界。这可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自费旅游，两个孩子当然很高兴。二女儿大病初愈，精力尚未完全复原，很易疲倦，以至城内的“徐悲鸿纪念馆”也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