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秋，镇江市对台办组织了一次去浙江奉化的旅行，弄了一台汽车直开浙江。我带了叔父参加了这次旅行，这年叔父八十岁（虚岁），他从未去过杭州。来日无多，我趁此机会带他出去走走，以庆八十大寿。
车经杭州，顺便游览一下西湖是不消说得的了。
到了奉化溪口，去了“蒋母墓”、“蒋家盐铺”和蒋家公馆“丰镐房”。为了“统战”需要，这些坟墓房屋都重新修缮一新。从溪口回到宁波后，我们又渡海去了普陀山，这是“南海观音”的圣地，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我已去过的九华山也是四大名山之一，九华山是“地藏王”圣地，庙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尊“肉身菩萨”，据说是从朝鲜来的和尚真身，不知其真实性如何。
普陀山不甚高，景色一般，主要是供奉、礼佛所在。和九华山一样，山上很多庙宇，每天渡海而来的大都是香客，以老妇人居多。
这次去浙江，事先说明旅行花费向各人自己单位报销，回来核算后，每人报销一百五十元。带了一名眷属者则报销两百五十元，他们给我开了一张两百五十元发票回开发公司报销。我请他们给我换一张一百五十元发票，我自己另交一百元现金，因为叔父是我带去的，与单位无关，我不沾这点便宜！
我工作三十多年，从未沾过公家什么便宜。在开发公司时，在江滨新村工地用了宜兴一个厂家的装修材料，后来，厂家竟给我寄来了一百多元钱，我没有领出就将原款退了回去。事后我曾将此事告诉了办公室主任纪某，纪说拿出来交给公家是可以的。当时厂家不可能就给我一人寄钱，但未听说有别人提起这事的。
一九八六年，婶母巫秀芬去世。
一九八七年夏，市建委决定将开发公司设计室、市工程设计公司与市建筑检测中心、市土木建筑学会等合并成立“镇江市建筑科学研究所”和“建筑工程设计室”，所谓“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被任命为副所长，所长兰开明，书记杨恒经、薛梅。合并不久，原“工程设计公司”又被并入镇江市设计院。
八七年夏，二女儿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报名进入银行。我本打算让她自修一年，第二年再考大学。报名进银行那天我不在家，邻居戴某为她找人走了“后门”才能进银行的，因她视力较差。
大女儿也于这年中专毕业，回来上班。
这期间，儿子在住地近旁的李家山小学读书。入学前，儿子一直在住宅区附近乱跑，像个野孩子一样。八四年，我叔父第一天送他去上学，老师安排好座位后，他竟跑了出去，爷爷在后面追也追不上。
一九八八年夏，我与另两位同事公费去泰山度假，我将儿子也带去了。
以前在东北时，每次回南方往返均经泰山脚下，可从未去过泰山，那时一因经济不宽，二因探亲假时间有限，回程大都背了很重的行李，不便中途下车。
我们步行上泰山，上了“南天门”，直至“玉皇顶”。下山时乘了缆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缆车，儿子当然十分高兴。
下泰山后，去了曲阜，去了“孔庙”、“孔府”和“孔林”。我和儿子又专程去了“少昊陵”，这是一座石筑方锥体陵墓，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当然比真的金字塔小多了，儿子自己就爬上了顶尖。
这次还去了济南，游“大明湖”、“趵突泉”和“千佛山”。在济南的旅馆，儿子第一次乘坐电梯。
一九八八年，传出台湾将开放“大陆人民来台探病奔丧”的消息。从八七年开始，台湾人民可以合法回大陆探亲了，从此，去台人员像潮水一般涌来大陆。台湾人带来的是钞票和金饰，一下子，台湾人都成了富翁，“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破灭了。
父亲于八六年患了“帕金森氏症”，长年在“荣民总医院”住院，按“探病”的规定，我们兄弟应可去台探视父亲了。
此前，我曾多次去信给台湾红十字会、荣民总院，请协助让我们去看望父亲，但均因当局尚无相关规定，故未获答复。
我还给美国杨传锦小姐寄去一盒录音磁带，其中录下了我们全家、叔父母、姑母和刘自存全家的讲话，请她转寄给父亲。磁带本打算也录下哥嫂全家的讲话，董凤兰一次去沪公出，我让她带着磁带请哥嫂录音，可被嫂嫂拒绝了，嫂嫂害怕日后带来麻烦。当然，磁带寄出前，我将它送去了“对台办”，请他们全部听一遍，既是请他们检查，也是为了做个见证。寄录音带这个主意本来也是台办提出的，台办胡主任曾说：“许多人录了录音带转寄到台湾去，你们也可以录一盘寄去。”这盘录音带父亲一直收藏着，至今仍在台湾。
一九八八年秋，“大陆人民去台探病奔丧办法”终于公布实施。我立即将我们兄弟二人的相关资料和照片寄去台湾，请他们为我们办理探病申请，并请伍卓汉为我们代购香港去台之往返机票，同时请李彬女士给伍汇去一千美元，以作我们兄弟旅费。
不久，伍给我打来一个电报，电文是：“翔批，证寄出”，看到这个电报，我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获准去台了。当时台湾规定共产党员不准入台。在申请资料中，我虽未填报党员身份，但总担心不能获准。直到伍将我的“台湾地区旅行证”影本寄到，才知确已获准。接下来是以此影本在我们这里申请“港澳通行证”。
在申请“港澳通行证”中出了一点小波折：我的出生年月日应为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农历六月初三，为了改为公历，我一直填报出生年月日为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在寄到台湾去的资料中也是按此填报的，因此我的“台湾地区旅行证”中的出生年月日当然是：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在办理“港澳通行证”时，公安局外事科人员发现这个年月日与我户口簿、身份证中的年月日不符。这时我才发现我户籍和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因我的户口经多次转移，不知什么时候在转移过程中将七月三日误写成了七月八日，后来在办理身份证时也就按户籍上出生日期成了七月八日。过去从未办过出入境证件，出生年月日无关紧要，因此一直不知道这一日期的改变。为了使两个证件的出生日期一致，我又跑到建委组织科，请他们查阅我的人事档案中的出生日期并出具证明，才将“港澳通行证”中的出生日期填为七月三日。
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一切相关手续。台办主任本说我出境前要办一个退党手续，后来没有办，可能是规定放宽了。行前，对台办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不要接受“救总”赠款之类，并说台湾我父亲的朋友如要我定居，可以大陆尚有家小为由婉拒，并提醒我注意言行，“大陆尚有妻儿老小”云云。台办主任说：申请和获准去台的，大多是老头老太，乡下人居多，像我这样的还不多。言下之意当然是对我特别注意了。后来去到台湾，也发现警方对我似也特别注意。像我这样，可说从未参加过国共斗争，却被夹在中间，两头受罪，实是可悲。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终于出发了。从上海乘火车去广州，经深圳到了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出境旅行。第一次到香港，真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手足无措之感。
半因心情紧张，半因语言不通，那时香港大部分人不懂普通话，无可问路。进香港前，伍已将我的台湾往返机票给我送到深圳，并告诉我乘几路巴士到他家。可我在九龙下了火车后，仍然乘错了车，晚上拖着行李包走了很多路才找到他家。刚到香港，不敢乘的士，不知道需要多少钱。
第二天，彭卯姬领我去金钟台湾的“中华旅行社”领来“旅行证”正本，由伍领着转悠了一两天香港，我又去张士敏父亲张铁生处看望了一次。
飞机从香港起飞，一小时零十分就到了台北。飞机低飞下降时，我从机窗向外望去，看到的景色十分平常，看不到香港那样林立的高楼大厦，似乎回到了大陆的某个机场。
在香港登机前，就有位“救总”的人问我是否周翔先生，得到肯定答复后，即给我一枚圆形的“大陆同胞识别证”佩在胸前，另送一本“救总”的《服务手册》和一张台湾地图，并未提出给我钱的话。到中正机场下机后，另有一位“救总”人士帮我办理入境事宜，并说明按规定将我的“港澳通行证”交机场保存，待我出境时发还，并解释说：台湾与“中共”无官方往来，你如在台湾丢失港澳通行证，就很麻烦，机场代为保管较为安全。
当我从下机长廊进入机场大厅时，长长走廊两侧插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突然映入眼帘，令我十分紧张。本来，小时见惯了这种国旗，四十年后重新见到，恍若隔世，再加几十年来，在一切舞台、绘画中，这种旗都是“反动”的象征，谁要是和它沾上了边，“不死也得剥层皮”。因此突然看到这么多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心情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
后来，在台湾看到，每逢节日，街头、房屋、广场以至桥上到处插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而在大陆，没有看到这样到处插国旗的。我曾问过一位“台胞”何以如此，他回答得很风趣，他说：“现在在中国和全世界能插我们国旗的地方很少了，只好在台湾多插一些了。”确实，设在香港的“中华旅行社”、“救总”等机构，室外均不挂旗，只有进入室内才能见到旗。那时，“中华航空公司”进入香港的班机机翼上尚有“青天白日”标志，现在这种标志也已改为“梅花”了。
杨恒柯夫妇和他们的二女儿杨传锦在候机厅内等我，是她二女儿开车来接我的。我们乘车从桃园中正机场直奔台北荣民总医院，车行一个多小时，第一次看到通畅平坦的高速公路，感觉很新鲜。
到达“荣总”后，我们立即来到“中正楼”九楼父亲病房（新建“中正楼”落成后，原“中正楼”现已改名为“思源楼”）见到了分别四十年的父亲。
一九四九年初在南汇新场过旧历新年，父亲从上海去新场，这是我四十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过了年才虚龄十六岁。四十年的风雨沧桑，如今父亲已九十二岁，且罹患老年痴呆症，我已是五十六岁的半老人了。四十年久别的父子重逢，竟然没有流泪，没有拥抱等一切激动的场面。父亲坐在轮椅上，神色木然，我们已不可能做什么真正的谈话，只能做一些类似对婴儿的问答：
“我来了，我是周翔。”
“……”
“周翔是你什么人？”
“儿子。”
“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小儿子。”
“我们多少年不见了？”
“二十年。”
“不是二十年，是四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