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伊番先生会……”我问。
“死吗？”嘲弄我的女友大声说。“我想，你大概很高兴给他戴孝吧！”
“可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人，”屋子的女主人回答，“他害了一种病，这种病的名字虽然布鲁松先生经常告诉我，我还是记不得。刚才他又犯了一次病。”
“这种病是怎么样的呢？”一个预审推事突然问道。
“哦，这种病非常痛苦，先生，”女主人回答。“医生也想不出治疗方法。发作起来是非常猛烈的。有一天，可怜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期间突然犯了病，我不得不躲到我的女邻居家，以免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怕的叫喊，他想自杀，他的女儿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而且给他穿上神经病人的紧身衣。这个可怜的汉子硬说脑袋里有小动物在咬啮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里面都有一阵阵的刺痛，像锯子锯一样，又像神经被人猛力拉扯。他的脑袋疼痛得那么厉害，曾经用艾来灸他，想使他分散注意，结果他毫无感觉。可是他的医生布鲁松先生却极力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神经系统的毛病，是神经发炎，必须把水蛭放在颈里吸血，而且把鸦片烟放在脑袋里。经过这样治疗，犯病的次数的确越来越少，每年约在秋末才犯病。每次他犯病治好以后，泰伊番总是不停地唠叨说他宁可受车裂之刑，也不愿再受这样的痛苦。”
“那么，看起来他是痛苦万分了。”一个股票经纪商说，他是我们客厅的才子。“噢！”她继续说，“去年他差点儿死掉。他为了一件紧急的事单独一人到他的田地里去，也许是缺乏救助，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仿佛死了般。后来用热水浴才把他救醒过来。”
“这是不是破伤风的一种？”股票经纪商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他害这个病已经有三十年了，是在部队里得病的。据他说，有一次他在船上跌倒，一块木屑碎片嵌进了脑袋。可是布鲁松希望能将他治好。据说英国人已经找到用氰氢酸毫无危险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
这时候，一声尖叫从屋子里传出来，这声尖叫比刚才的叫声更响，把我们都吓呆了。“你们听，这就是我经常听到的叫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些叫声使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使我的神经忍受不了。可是说也奇怪，这个可怜的泰伊番，虽然受够了闻所未闻的痛苦，但是从来没有死亡的危险。大自然可真古怪，给了他这个可怕的刑罚，还给他一些间歇时间，在间歇时间中他像常人一样吃喝。一位德国医师对他说这是一种头风，这个诊断同布鲁松的意见不谋而合。”
我离开了周绕着女主人的那群人，一个仆人走进来找泰伊番小姐，我就跟着她走出去……“噢！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她边哭边诉说，“我的父亲犯了什么天条要受这么大的痛苦？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同她一起走下楼梯，帮助她上了马车，我看见她父亲在马车里弯着腰，身子折成两叠。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抑制住那些呻吟声，不幸得很，她的父亲瞥见了我，他脸上的肌肉顿时痉挛得更加厉害，一声惊叫划破了天空，他用可怕的眼光向我扫了一眼，马车便开走了。
这顿晚宴，这个晚会，对我的一生和我的情感，产生了残酷的影响。我爱泰伊番小姐，也许恰恰是由于荣誉和良心禁止我同一个杀人犯联姻，哪怕这个杀人犯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我能在哪家人家见到维多利亚，我就设法叫人介绍到那家人家去。往往白天我对自己以荣誉担保以后不再见她，到了晚上我又在她身边。我的欢乐是无限的。我的合法的爱情充满了虚幻的后悔，是带有犯罪的色彩的。我偶然遇见泰伊番同他的女儿在一起，我是不屑于理睬泰伊番的，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多利亚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有学问，有天赋，有风韵，却没有一点儿道学气，也没有丝毫的自负。她谈起话来很谨慎；她的性格里有点多愁善感的风韵，能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最低限度她使我相信她爱我。她有一种微笑是只留给我一个人的，见了我，她的嗓音也变得温柔了。啊！她爱我！可是她也爱她的父亲，她总对我赞扬她的父亲善良、温和而且有非常好的品性。这些赞美之词仿佛匕首一刀一刀刺进我的胸膛。有一天，我想向维多利亚求婚，几乎当上造成泰伊番家族财富的那桩罪恶的共犯。于是我逃走了，我到处旅行，我到过德国，到过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发觉维多利亚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再见到维多利亚时她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爱情以异常猛烈的程度重新炽热起来。
由于我害怕我的耿直会变成一种偏执狂，我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对这个高级伦理学和哲学的问题取得一个解决办法。自从我回来以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就在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良心和荣誉感的人。我邀请了两个英国人：一个是大使馆的秘书，一个是清教徒，邀请了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前部长，几个还处在洁白无邪状态中的年轻人，一个教士，是个老头子，然后邀请了我过去的监护人，一个天真的人，他在监护我的期间，如此忠心耿耿地维护我的利益，以至到今天法院还传为美谈。此外还有一个律师，一个公证人，一个法官，总之，所有的社会舆论，所有道德的实践者，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先饱餐一顿，然后高谈阔论，喧哗叫嚣。最后，上餐末甜食时，我率直地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只隐藏了我的恋人的姓名，然后请求大家给我一些好忠告。
“我的朋友们，请对我提出忠告，”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请你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法律草案来讨论。我要给你们拿来投票箱和投票用的球，你们可以在严格遵守秘密投票规则的情况下，投票赞成或者反对我的婚姻！”
立刻笼罩着一阵深沉的静寂。公证人提出要退席。
“因为，”他说，“我有一个契约要订。”多喝了酒使得我的前监护人一声不响，在他目前的情况下，要把他放在别人的监护之下，才能使他平安回家，不致闯祸。
“我懂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就是有力地对我说我应该怎样做。”
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
一个曾经为富瓦将军[28]的孩子们和富瓦将军的坟墓收募捐款的地主大声念了一句格言：“与德行相同，罪行亦有程度上之差别！”
“多嘴！”前部长用手肘碰了碰我低声对我说。
“困难在哪里呢？”一位公爵问，这位公爵的财产是取缔南特敕令[29]时，将反抗的新教徒的财产充公而构成的。
律师站起来说：“从法律上来说，当前我们要解决的案件，并不存在丝毫困难。公爵阁下说得有理！”那位法律的喉舌叫嚷：“难道没有时效[30]吗？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问我们财产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能有立足之地吗！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你们坚决要将这事件带上法庭，那么就上悔罪法庭去吧。”
法律的化身说到这里停止了，坐下去，喝了一杯香槟酒。那个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教士，站了起来。
“上帝造成我们本性脆弱，”他坚决地说。“如果你爱上了罪犯的女继承人，你就娶了她，但要满足于妻子带来的财产，把父亲的财声施舍给穷人。”
“可是，”一个在社交场合可以经常遇到的无理取闹的人毫无怜悯地说，“那个父亲可能是由于发家致富以后才能缔结美满姻缘的。他的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罪恶的果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