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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广州议和,琦善把自己弄成了卖国贼

    1.漫天要价与就地还钱

    从查禁鸦片开始,道光皇帝任命的钦差大臣一个比一个倒霉,下场一个比一个惨。

    第一个钦差大臣林则徐,为了查禁鸦片,兢兢业业地和英国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斗法,引来了英国的大批军舰。道光皇帝觉得林则徐给大清添了乱,就把他办了个“误国病民,办理不善”,摘了他的官帽子。

    第二个钦差大臣伊里布,聪明滑头,既忽悠皇上又忽悠洋人。虽然将定海从英国人手里弄回来了,但最终使道光皇帝龙颜大怒,落得一个革职拿问、发遣军台效力赎罪的下场。

    派往广州接替林则徐,按照道光皇帝的意思,前去执行抚夷任务的钦差琦善,也没落着好结果。他在广州玩过了界,最终也是身败名裂,下场悲惨。

    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英国舰队来到天津大沽口。琦善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和英军交涉,经过一番忽悠和劝说,成功使英人“返棹南下”。道光为自己“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而扬扬得意,也对琦善办理抚局的能力深信不疑,就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准备和英国人谈判。此时,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全权公使懿律身染重病,已辞职回国。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原来的副全权公使、懿律的堂弟义律就成为唯一的全权公使。

    琦善本来对和谈是很有信心的,可和义律一交手才发现事情很难办。琦善本来以为,罢免林则徐,替英国人出口气,然后开放广州口岸,重新通商,中英之间的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谁知,义律抛出的和谈条件,远远超出了琦善的预想范围。

    英国人的条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赔款:赔偿被焚鸦片,赔偿军费,赔偿商欠等;

    ——割地:割让沿海岛屿;

    ——平等外交: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并要求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等;

    ——平等贸易:开放多处通商口岸,废除行商制度,进行自由贸易,公布关税则例,不得滥收高收税费等。

    英国可谓漫天要价,琦善只能就地还钱。

    琦善预想的和谈条件是:

    一、惩办林则徐;

    二、恢复广州通商;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

    四、中英官方文件往来采用“照会”。

    从英方的开价看,英国希望能获得自由的通商政策,平等且更有利的外交关系。而琦善预想的和谈条件是,通过惩办林则徐来消解英夷的“怨愤”,恢复战前的“一口通商”秩序,再稍微给英夷一点平等(不再使用“禀帖”而用“照会”)。

    一方漫天要价,一方就地还钱,要价和还价之间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没有谈拢的可能。中英在外交问题的理解上,压根儿不在同一频道,谈判注定无法顺利进行。琦善在广州办理“抚局”的前景,注定不会乐观。

    2.安抚英夷

    即便中英双方各自条件相去甚远,琦善大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为安抚英夷而努力。经过几次谈判,只谈拢一个问题:被林则徐一把火烧了的鸦片,该赔多少钱。

    义律的要价是2000万银圆,琦善给出的还价是500万银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琦善再大方地加了100万银圆,然后就以600万银圆成交。英方对被焚鸦片的赔款并不是特别看重,而且600万银圆也远远超过被焚鸦片的损失,所以赔款的问题就算谈拢了。至于赔偿军费、割地、自由贸易、平等外交等问题,这就远远超出了琦善的权限,他不敢答应,只承诺愿意“代为奏肯圣恩”。

    琦善将谈判的结果如实上奏,道光皇帝没想到英夷竟如此大逆不道。他之所以对英夷实施“抚局”,是因为英夷“情词恭顺”,没想到英夷竟然狮子大开口,提出割地赔款、平等外交等无理要求。这些条件,在天朝体例上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此气焰嚣张,岂能容忍?

    道光二十年腊月初七日(1840年12月30日),道光在琦善的奏折上批曰:“看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服也。”意思就是要琦善表面和英国人继续扯皮谈判,暗地里加紧备战。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给英国佬下绊子,消磨他们的锐气,等他们疲惫的时候,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英国佬明白大清不是好欺负的。

    给琦善批示的同时,道光皇帝还命令四川备兵两千,湖南、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并命令当时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准备渡海作战,收复定海。从道光皇帝这些做法看,他对“抚局”已不抱希望,而是准备动手“剿”英国佬一家伙。

    道光皇帝远在北京的紫禁城,对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但身处一线的琦善可是啥情况都掌握。

    琦善知道,论实力大清是干不过英国军队的,所以他绝对不愿意和英军兵戎相见。他一面上奏道光皇帝,直陈攻剿没有获胜的把握,希望继续和英人周旋。另一方面和义律多次照会往来,百般劝慰,设法拖延。

    道光对琦善的软弱态度极度恼火,他主剿的决心愈发坚定,对琦善的态度也愈发严厉。道光谕令琦善“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等,同时下令起用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道光谕令,林则徐赏四品卿衔,协助琦善“妥为办理”。

    对英强硬的林则徐重新被起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这说明道光皇帝的态度,已经从“抚夷”转向“征剿”。钦差大臣琦善的工作重心也应该紧跟中央,马上转变。但琦善并没有跟上道光皇帝的思路,他还将希望寄托在努力安抚英夷、尽量避免开战上。

    3.虎门开火了

    道光皇帝命令琦善假意交涉,暂时羁縻英夷,暗中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英夷动手。可还没等道光皇帝布置妥当,英国佬倒是率先在广州开火了。

    在一个多月的所谓谈判期间,义律早对琦善的拖延和忽悠不耐烦了。他觉得不揍清廷一顿,对方是不会乖乖签订条约的。

    道光二十年腊月十三日(1841年1月5日),义律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

    腊月十五日(1月7日)清晨,英军军舰炮击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炮台。

    英军军舰一面正面炮击沙角、大角炮台,一面派两艘轮船在正面火力的掩护下,运送士兵登陆。一通正面炮击,清军就死伤过半。登陆英军再从清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来了个前后夹击。清军守军腹背受敌,即刻溃散,清军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鹏举战死,炮台沦陷。

    先前,林则徐曾上奏道光皇帝:“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没想到英军居然派兵登陆,前后夹击。看来英国佬的腿是能打弯的,他们是可以在陆地上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勇猛呢。

    此役,清军战死277人,另有5人重伤而死,受伤462人。而英军无人员死亡,只有38人受伤。如此的战果对比,大清这仗还怎么打呢?

    当然,在清方很多记载中,说击毙英夷几十甚至几百人。鉴于大清官员一向在奏报中吹牛的德行,那些说法听听就行了,千万不能当真的。

    攻陷沙角、大角炮台后,英国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

    道光二十年腊月十六日(1841年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军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封照会,提出和谈的五项条件。

    经沙角、大角一役,关天培已经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加之许多士兵正闹钱讹赏,军心浮动,当时实在不敢强硬。关天培回复伯麦,照会已经转交琦善,并含混地说:“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同时要求英军先退兵。

    伯麦收到回复,立即退兵。可过了一天,还不见清方和谈的动静,英国人感觉自己被忽悠了。

    道光二十年腊月十八日(1841年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第二道防线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等炮台,并轻而易举地破坏了当初林则徐在江面上布置的木排铁链的第一道(林则徐当初共布置两道)。英军放回守木排铁链的士兵,并让这些士兵带回口信,扬言要轰平炮台,攻陷广州后再和琦善谈判。

    局势危急,关天培等将领向广州的琦善求援,请求发兵救援。琦善不敢公开发兵,而是秘密增派士兵二百名。二百名士兵也好意思叫援兵吗?后来,有人以此事为据,认定琦善是一个软弱昏聩的投降派。其实这真是有些冤枉琦善大人了。

    近代炮战,比的是火力。火力不如人,派再多的人能顶个屁用,难道让大家都挤到炮台上,方便英国炮轰吗?

    虽然道光皇帝已经一意主剿,但琦善明白这仗是真的打不过,所以他决定继续和义律谈判。只要能设法忽悠英国这些瘟神离开,就算不辱使命,对得起皇恩浩荡了。

    4.进退维谷

    面对英军在虎门一带的武力威慑,琦善只能重新开始和义律谈判。

    琦善派通事鲍鹏为代表和英方交涉,希望用外洋一处寄居之所换取英军从沙角、大角撤兵;同时要求英军交还定海,作为重开广州贸易的条件。义律要求割让尖沙咀和香港,作为交还定海并退出沙角、大角的条件。见英人同意交还定海,从沙角、大角退兵,琦善乘机讨价还价,提出只准英人在尖沙咀和香港两处中挑选一处。

    道光二十年腊月廿四日(1841年1月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咀,但要求把香港一处改作整个香港岛。

    腊月廿八日(1月20日),在未得到琦善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义律便单方面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达成四项初步协定:

    一、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赔偿英国政府600万银圆;

    三、两国正式交往基于平等地位;

    四、于中国春节后十日(即1841年2月2日)重开广州贸易。

    这就是后来历史书上所说的《穿鼻草约》。实际上这个草约并没有正式的文件,也没有被双方共同认可。即便如此,琦善卖国贼的名声也就落下了。

    就在义律发布公告的当天,琦善向道光皇帝上奏了谈判的结果,希望皇帝批准这个协定。而此时,道光皇帝严令琦善“整饬军威”“相机剿办”的谕旨也到达广州。琦善一时进退维谷。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军已经实际上占领香港。

    正月初五、初六两日(1月27日、28日),琦善和义律相会于虎门。琦善坚持只能给香港一处让英国人寄居,而不是香港全岛。义律也毫不退让,会谈两天毫无结果。

    琦善也知道自己这次是玩大了,没法收场了,所以他只好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此后,琦善一直靠称病来拖延时间。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841年1月30日),决心征剿的道光皇帝下诏: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六省调集万余大军开赴广东;并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果勇侯杨芳为参赞,一起赶赴广东,负责广东军事。皇帝决心要和英夷大干一场。琦善的和谈彻底破产了。

    但琦善并没有停止和英夷的谈判,他这样违旨也是迫不得已。一方面英国人咄咄逼人要求他兑现停战承诺,另一方面皇帝决心征剿,但大军未至,此时也不是终止谈判即刻开战的时候。大军在广东集结完毕前,总要先忽悠着吧。

    当然,琦善一直不死心,他一心想通过和谈解决中英争端,从而最大可能地降低大清的损失。但是他违旨谈判的做法,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明显属于犯罪行为。作为前线的最高长官,违背朝廷指令,私下同敌军谈判,这种行为即使构不成卖国,也是确定无疑的通敌大罪。

    虽然琦善大人用心良苦,可他越积极谈判,其卖国通敌的罪名越发坐实。琦善后来获罪倒台,而且被时人和后世视为汉奸卖国贼,其原因正在于此。

    琦善上奏道光皇帝,明确列举“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等情形,力言“交锋实无把握”。

    道光皇帝收到奏折后震怒,他在琦善的奏折上朱批道:“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逆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气恼至极的道光皇帝发出上谕:“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同时命他戴罪立功,统辖广东官兵准备决战。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41年2月9日),道光皇帝的谕旨送到广州。但此时,琦善还在和英方接触交涉。因为他不忽悠住英国佬,英夷就会发炮开战。胆怯心的琦善,根本没胆量放开手脚和英国人硬上。

    道光皇帝已经明令不准再接英夷逆书,命令对英军痛加洗剿,而琦善还在和英方接触,这已经是违旨和欺君的大罪。琦善也知道这么干存在大问题,他只能向道光上奏解释:这是缓兵之计。其实,号称大清官场能吏干员的琦善,此时已经进退失据,没了主意。

    5.说他卖国,他还不够资格

    琦善给道光皇帝上奏,为自己继续和英夷接触的事找借口开脱。但久历官场、擅长把握政治方向的广州官员们,对琦善的做法已经十分不满和担心。他们知道,琦善违旨欺君,有朝一日肯定倒霉。他们可不愿意和琦善搅和在一起,到时候被牵连获罪。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41年2月11日),为了撇清和琦善违旨议和的关系,广东巡抚怡良密奏道光皇帝,以向英夷“私许香港”的罪名弹劾琦善。

    正月廿九日(2月20日),道光皇帝收到怡良的密折,顿时龙颜大怒,即刻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着即革职锁拿,押解京城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琦善彻底倒霉了。

    就在将琦善革职锁拿的谕旨发往广州的时候,英国人也失去了耐心。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41年2月24日),英军司令伯麦向广东提督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交出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由英军据守。清军未曾回复。

    二月初五日(2月25日),英军开始行动,占领下横档岛。“中英虎门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二月初六日(2月26日),英军炮轰上横档岛,清军阵亡三百多人,余众溃散,上横档岛失陷。当日上午十一点,英国军舰炮击靖远、威远、镇远等各处炮台。清军大炮体积庞大,不便调转移动,且射程、火力都不如英舰火炮。两军激战不多时,清军据点就相继陷落。

    关天培在靖远炮台督战,英夷炮火猛烈,关天培负伤十余处,浑身鲜血淋漓,但他还是继续坚守,亲自燃放火炮还击。当英军攻上炮台,部下苦求关天培撤退。他拒不撤退,手持佩刀与敌肉搏。搏斗中左臂受伤,后又不幸被英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人。他出身于行伍世家,早年中武秀才,授把总之职(相当于今天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关天培从小小的把总开始,一步一步做到广东水师提督。在广东任上,积极筹备海防,配合林则徐查禁鸦片,立下汗马功劳。虎门一战,关天培英勇战死,壮烈殉国,也算死得其所。

    此后,虎门第三道防——大虎山、小虎山炮台守军不战而逃。不久,英军又攻陷乌涌和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虎门大战清军大败,英舰游弋于黄埔江面,广州城已危急。

    虎门之战的结果,是由双方的军事力量和战术水平决定的。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清军的失败在所难免。后来,人们普遍将战败的责任推给琦善,说他一味妥协,疏于防务。琦善也是百口莫辩,他在广州主持抚局,本希望忽悠英夷,平息事态,结果自己成了卖国贼。一个卖国贼还有什么可为自己申辩的呢?他早没了辩白的机会了。

    平心而论,琦善违旨议和是一大罪状,但要说他卖国,那么他还不够资格。清朝政体,国家是皇帝的,所有臣工不过是给皇帝打工的奴才,他们如何能卖了皇帝陛下的国呢?琦善在和谈期间多次奏请皇帝,希望皇帝批准和谈条件,他何曾自作主张过呢?退一步说,倘若当时真的达成协议,就此停战,清廷的损失是不是比后来的《南京条约》更小一些呢?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1841年3月2日),道光皇帝惩办琦善的谕旨到达广州。奉旨和谈的钦差大臣成了卖国贼,被锁拿进京。

    关天培壮烈殉国了,琦善锁拿进京了,广州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道光皇帝任命的靖逆将军皇侄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果勇侯杨芳正在赶往广州的路上。以后,广州的防务就靠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