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军兵临镇江
吴淞口一战，老将陈化成不屈殉国，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陷。战局已经糟糕到这个样子了，但身为两江总督的牛鉴大人心中并没多少紧迫感。因为牛大人判断，英国佬一定会一路北上，直扑天津，威逼京城而去。
大清的地方督抚，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夷，普遍抱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态度。只要英国佬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闹事，那就阿弥陀佛了，哪个还愿意主动把脑袋伸向锅里，管其他人的闲事。
当初，厦门失陷，英军离开福建，进兵浙江。此时，原来的闽浙总督颜伯焘被撸了官，新任闽浙总督怡良主持福建军务。怡良一上任就明确告诫下属，不可挑衅英人，否则英夷就会从浙江撤兵，掉过头来找福建的麻烦，那么，我们福建就是替浙江受祸了。在怡良的盘算里，只要英夷离开福建地界就好，至于他们在浙江爱咋咋地，和自己没有关系。
现在，两江总督牛鉴也是这样盘算。只要英夷离开两江地界，一路北上，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直扑天津，威逼京师，那是直隶总督该应对的问题，和两江没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牛鉴判断错了，英国佬并没像他希望的那样，一路北上，直逼天津。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廿八日（1842年7月6日），英军开始从吴淞口撤兵，溯长江西上。长江一线清军只是做一些象征性的抵抗，然后就稀里哗啦地溃散了。
六月初六日（7月13日），英舰船“伯鲁多”号和“复仇神”号驶至镇江圃山附近江面，并与清军发生炮战。
六月初十日（7月17日），英军大部队兵临镇江城下。
这是什么情况，英国佬咋不按套路出牌呢？
其实，英军自有他们的套路，只是这个套路和牛总督设想的不一样而已。英军扬子江战役的目的就是控制长江，封锁京杭大运河，切断清政府内陆水运交通，逼迫清廷尽快屈服认。
牛鉴当然不知道英国佬的进军意图。当英国军舰沿江而上，直逼镇江时，他顿时手足无措，感觉问题严重了。
镇江，又称京口，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它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长江重镇江宁（南京）的屏障，更是历代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
镇江一旦被拿下，大清南北水运的喉咙就被捏住，南北物流就会被阻断，清廷北方赖以维继的漕运就玩儿完了。京师里文武百官、士绅商贾没了漕运的粮食，估计就要饿着肚子上班了，那可是天大的事情。
英国佬就是瞅准了大清这个喉咙发力，拿下镇江就基本达成了他们发动扬子江战役的目的。
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两江总督牛鉴却没做什么像样的布防，镇江的防御力量差得厉害。
首先在兵力上，中英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英军兵临镇江，统帅是陆军司令郭富和海军司令巴加，统领各种舰船70余艘，海陆军近7000人（另有一说是，英军先派近7000人，后增兵至2万）。
清军方面，驻防镇江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京口副都统海龄，他部下有京口八旗兵和青州八旗兵共1600余人。就这么一点兵力，两江总督牛鉴还认为“京口官兵，足资防守，毋庸添拨”。当得知英军向镇江进兵时，牛总督才慌了手脚，急忙调拨援兵。
六月初六日（7月13日），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率四川绿营兵700人赶赴镇江。
六月初九日（7月16日），署理江南提督刘允孝率领湖北绿营兵1000人抵达镇江。
六月十二日（7月19日），浙江派来江西绿营兵1000人驰援镇江。
京口副都统海龄统领所部八旗兵驻防镇江城内。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署理江南提督刘允孝统领绿营兵驻防镇江城外，协助海龄防守镇江。各方兵力总计4000余人，这就是防御镇江的全部力量。
鸦片战争开战以来，英军战斗力强悍，那是有目共睹的，况且现在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清军，所以，就兵力而言，英军占据绝对优势。
除兵力处于劣势之外，镇江的城防设施也很不像样。鸦片战争开战后，历任两江总督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沿海地带，对长江的防御未作重视。镇江非但没有像厦门、定海那样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城内的大炮也多被征调到吴淞口去了。
这样薄弱的兵力、单薄的城防，镇江被拿下应该是分分钟的事情。英国佬一路所向披靡，自然不把镇江放在眼里，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堪一击的镇江，却让他们付出了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
镇江，对英国佬们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bug（漏洞）”。
2.当硬骨头碰上糊涂领导
与畏敌如虎的两江总督牛鉴不同，驻防镇江的京口副都统海龄可是个硬骨头。一路所向披靡的英军，在镇江和海龄交手时，付出了他们在开战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
英军沿江而上，直逼镇江，两江总督牛鉴顿时慌乱起来。他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1842年7月13日）赶到镇江，但只待了一天就溜号了。
对镇江的防务策略，堂堂的两江总督牛鉴，想法十分“务实”：出点银子，买个平安。牛鉴到镇江后，就给镇江的地方文官施加压力，让他们筹集一笔“赎城费”，交给英军，换得镇江免于战火。
给英国佬支付“赎城费”的事情，早有先例。当初靖逆将军、皇侄奕山主持广州军务时，就和英军做了一笔交易，通过支付给600万银圆的“使费”，换取英军从广州城里撤军。这个“使费”和“赎城费”也就是叫法不同，实质都是用白花花的银子，换得暂时的安宁而已。
吴淞口战败后，英军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就一起署名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官员支付100万银圆，来换取英军从上海和松江府撤兵。上海官员还没来得及缴纳这笔钱，英军主力就急不可耐地攻打镇江去了，“赎城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虽然上海的“赎城费”没拿到手，但这却是英军主动索取“赎城费”的开始。其后，他们将此敲诈手段发扬光大。英国佬主动要钱的事，大概给牛鉴提了个醒，让他想到了给英军支付“赎城费”，换得镇江免于战火。
英军此次兵临镇江，目的是封锁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水运，迫使清廷彻底认。这样重大的战略意图，岂能因为一点银子就白白放弃。
牛鉴不明白英军的战略意图，所以才一厢情愿地提出“赎城”的方案。先不考虑这方案英国佬是否答应，单在海龄手里就通不过。海龄严词拒绝牛总督花钱买安宁的策略，表示要和来犯的英夷死磕到底。牛鉴见海龄态度如此强硬，索性撒手不管了，将镇江的防卫交给到了海龄，自己脚底抹油，溜到南京去了。
海龄，郭洛罗氏，镶白旗满洲。身为旗人，当兵打仗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海龄年轻时，先从八旗骁骑校干起，驻防山海关，后来升任直隶张家口协守备。嘉庆年间，因参加镇压天理教起义，战功卓著，历次擢升为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一直官运亨通的海龄栽了跟头。他大概因有了战功，便滋长了骄纵的毛病，结果得罪了他的上级——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弹劾了海龄一个“性耽安逸，不勤训练”。于是，海龄的正二品总兵就被撸了，降级为正四品的二等侍卫，而且还被一脚踢到新疆，做了个古城领队大臣。
道光二十年（1840年）秋，海龄被重新起用，授西安右翼副都统。一个月后，又调任江宁副都统。其后不久，因英军一路北上，朝廷在加强沿海布防的同时，也重视起长江的防御，于是海龄又被调任为京口副都统，驻守镇江。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海龄赴任京口副都统。到任后，他对镇江的防御十分上心，认真操炮练兵，积极从事京口备防。但是从伊里布到牛鉴，历任两江总督都认为英军的攻击方向在沿海，长江一带不会有事，所以没给海龄多少财力物力用于镇江防务。
即使如此，海龄还是尽其所能，强化镇江的防务。他积极地训练士卒，亲自率领军民修复城墙，努力改善镇江十分脆弱的城防。
到牛鉴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海龄在镇江城防上的种种努力都碰了壁。海龄统率的八旗兵只有1600多人，兵力实在太少。他请求给镇江再调拨些兵力，但两江总督牛鉴却以“京口官兵，足资防守，毋庸添拨”为由，予以拒绝。非但不给补充兵力，牛鉴还把镇江城里的大炮征调到吴淞口加强海防去了。碰到这样一个不通防务而且还刚愎自用的领导，海龄也是“有看法，没办法”。
不给兵，那就准许招募些壮勇吧。就这点小要求，还是被牛鉴拒绝。更悲催的是，海龄为了鼓舞士气，提出给手下士兵预支半年钱粮，结果被牛鉴弹劾了一个“扰乱人心”，落得一个降两级留任的处分。
没办法，人一旦遇上一个糊涂领导，那日子过得就像天天放哀乐一样。
吴淞口失陷以后，海龄感觉英军会沿江而上。于是他上书朝廷，要求用沉船巨木阻塞长江航道，防止英国军舰沿江而上。海龄大概是没招了，所以才提出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办法。
阻塞长江航道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将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再说，阻塞长江航道对自己的影响恐怕远远大于对英军进军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自己抓住自己的喉咙，把自个儿往死里整。还好，道光皇帝不糊涂，他在海龄请求阻塞长江航道的奏折上朱批了“费力无益”四个字，就这样轻轻松松否决掉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
在镇江，海龄的种种努力，算是尽到了一个驻防武官的职责，但这些努力，并没改变镇江城防薄弱的状况。英军已经兵临城下，镇江将迎来一场血与火的大劫难。
3.血与火的大劫难
英军兵临镇江，共有各类舰船70余艘，海陆兵7000余人。英国海军舰船火力强大，很快就封锁了镇江上游和运河南北江门。然后，英军海军就将攻克镇江的功劳让给了陆军。因为侵略军一路北上，海军取得的战功实在太多，现在是该匀出一些功劳给陆军的时候了。
英国陆军士兵多数装备当时比较先进的前装燧发滑膛枪，而且还配备炮兵部队。这样的装备比清军的鸟铳、抬枪、弓箭、大刀、长矛等家伙，至少先进了一个世纪。所以，英军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认为，攻取镇江不费吹灰之力。但结果是，他们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42年7月21日），英军派出70余艘舰船在镇江城北江面一字排开，封锁长江，摆出一副即将攻城的架势；同时，部署陆军三个旅，一部攻城外清军，一部攻北门，一部攻西门。
六月十五日（7月22日）清晨，英国海军舰船炮击镇江外围防御工事。陆军在海军的炮火掩护下，向镇江发起进攻。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署理江南提督刘允孝统帅绿营兵驻防在镇江城外。面对英军的猛烈攻势，城外绿营兵稍作抵抗后，就败退而去。
海龄曾一度派兵出城支援，但这样的主动出击无法抵抗英军的猛烈进攻，也不能阻止齐慎、刘允孝所部绿营兵的败退，城外防御很快就崩溃。海龄只好关闭城门，率所部八旗兵据城死守。
击退城外清军，英军开始向北门和西门发起进攻。英国陆军一面正面攻城，一面又运来云梯攀城。英国海军也派出一支船队，沿运河驶来参加攻城。面对英军进攻，八旗兵奋勇还击，击退用云梯攻城的英军，还发炮击退支援陆军攻城的英军舰船。
虽然八旗军奋勇抵抗，但是还是无法抵挡英军强大的攻势。英军用火炮轰塌城墙，用炸药炸开西门，镇江城被攻破。
镇江城被攻破，英军蜂拥而至。海龄妻子为激励丈夫与敌血战到底，带着孙子跳入熊熊大火之中自焚而亡。
亲人悲壮自杀，海龄心如刀绞。他挥泪召集残部，继续与英军殊死战斗。八旗士兵依然斗志高昂。他们使用手中劣势兵器，凭借城中有利地形进行巷战，与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
海龄率部与英军殊死血战，虽坚守两日，但败局已无法挽回。绝望的海龄回到衙署，命部下将公文纸和木柴一起堆在他的周围，然后亲手点火自焚，壮烈殉国。
英军在镇江一役中投入兵力最多，但遭受的损失也最大。此役英军死亡37人，伤127人，另有3人失踪。这样的伤亡数目，相当于自开战以来，英军历次重大战役死伤人数的总和。镇江是战败了，但八旗士兵的奋勇抵抗，也让英国佬实实在在地吃了大亏。
参与此战的英军军官利洛在《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中记录道：“今天一整天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敬佩，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方面的上层人士，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的。”
另有参战英军回忆说：“满兵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
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说：“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到不了南京。”
镇江八旗兵几乎全部战死，他们的亲眷也殉难无数。在战斗的最后一刻，这些老弱妇孺，或自杀，或借亲人之手了结生命，其惨烈悲壮非文字可以传达。
八旗兵驻守于此近二百年，此处是亲眷生活之处，是祖宗埋骨之地。他们浴血奋战，所保卫者，是实实在在的家园。所殉难者，是因为目睹家园被毁的悲愤和绝望，是不愿向侵略者低头的骄傲和决绝。
英军攻陷镇江后，四处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而后又四下纵火。镇江在侵略者的蹂躏下，已为人间地狱！
4.海龄的身后荣辱
镇江虽最终不免沦陷，但英军也付出了自开战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八旗兵在镇江浴血奋战，打出了八旗军的血勇，无愧于八旗军的威名。道光皇帝感喟道：“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
对力战不屈、自焚殉国的京口副都统海龄，道光皇帝亲发谕旨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并下令查访海龄后人予以优赏。朝廷对海龄身后的哀荣也极其重视，“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
就在海龄极尽哀荣之时，驻镇江府地方官常镇道周顼上书禀奏，海龄在镇江闭城期间犯下暴行：“城上开炮开枪，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立时正法，每日约杀十余人，颇有冤枉。”
接着，又有言官奏称，海龄并不是自杀殉国，而是因滥杀平民，激起民变被“乱民”戕害。一时訾议汹汹，让道光皇帝也变得糊涂起来。
海龄之死，如果是力战不屈，兵败自焚，那就是殉国成仁，必须表彰其忠勇，树立典型。但如果海龄真的因为滥杀无辜，激起民变，被“乱民”戕害，那么，海龄就是罪人，死不足惜。
此时，彻查海龄在镇江的所作所为，就不单关系他本人的身后荣辱，更成为朝廷必须表明立场的大是大非。道光皇帝亲下谕旨，旗帜鲜明地指示两江大员，彻查海龄在镇江的所作所为和死亡原因。
当时在两江的钦差大臣耆英主持彻查，两个多月后，事实真相基本浮出水面。海龄确实干过滥杀无辜的事，但他力战不屈，壮烈殉国也是事实。他既是一个英勇不屈的烈士，又是一个屠戮百姓的浑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1842年7月15日），即英舰船“伯鲁多”号和“复仇神”号驶至镇江圃山附近的第二天，英军兵临城下。镇江百姓人心惶惶，都想出城逃难。海龄却下令禁闭城门，不放任何人出城。
急于逃命的镇江百姓因为不能出城，联合向海龄抗议，海龄却以“汉奸”的罪名将抗议的百姓拘拿。闭城后，海龄纵兵四处捕捉“汉奸”，将13人处斩在小校场。此后接连六天，京口驻防八旗兵四下抓捕，甚至肆意开枪射伤行人，据传被杀者达700余人。
镇江流传下来的竹枝词有言：“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这说明海龄滥杀无辜的传言非虚。另有《出围城记》记载：“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城外英军虎视眈眈，城内八旗兵横行暴虐，可怜的镇江百姓成了失去庇护、任人宰割的羔羊。海龄禁闭城门，镇江百姓无法出城逃难。英军攻陷镇江后，大肆烧杀淫掠，镇江如同人间地狱。海龄罪责难逃！
根据耆英的调查，海龄全家殉难，本人自焚殉国是事实。海龄滥杀无辜也实有其事，但仅止于小校场处斩的13人。这样的数字明显是打了大大的折扣，但即便是滥杀13人，也是犯下重罪。如何对海龄盖棺定论，就成了一个难题。
最后，道光皇帝下谕旨拍板定案：海龄因守镇江，拿获奸细，办理草率，原有应得之咎。唯既阖门殉难，见危受命，大节无亏，仍遵前旨，照都统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该地方建立专祠。常镇道周顼所禀失实，着与该处城陷后未经殉难之文武各员一并查明，再行严参。
道光皇帝大概是太需要一个忠勇的典型，所以才以“见危受命，大节无亏”的话，强行将海龄送进了昭忠祠里。这明显就是自欺欺人，给自己和海龄找台阶下。他的这种说辞，怎么可以让后世认同？
一个军事统帅，驻防镇守的意义就是保境安民。如果城池无法守卫，疏散民众就是将领义不容辞的职责，岂有关闭城门大肆捕杀的道理？一个滥杀无辜百姓的将领，即使他再如何忠勇，这忠勇又有何意义？
海龄捕杀“汉奸”，屠戮百姓的举动，并不是他个人的丧心病狂，而是清朝贵族普遍存在的隐秘心理作祟。清军入关二百年，面对人口众多的汉人，他们心虚至极，对统治缺乏信心。防备汉人，视汉人如仇雠，一直是清朝贵族秘不可宣的政治正确。所以，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海龄不可能放心地选择和汉人并肩作战，而是担心汉人在背后捣乱，担心所谓“汉奸”里应外合。这种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使他将屠刀伸向无辜百姓，成为千古罪人。
官员视民众为仇雠，民众亦仇视之。海龄激起民变，被“乱民”戕害的传言，也就是基于此理而产生的。统治者和其治下的民众互不信任到这种程度，岂能同仇敌忾，共御外辱？鸦片战争，清廷之败，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