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崔氏夫妇携着刚刚学步的儿子崔罗伊从韩国首尔举家迁往美国，在洛杉矶定居。夫妇俩完全按照韩国家庭望子成龙的传统养育儿子，强迫他从事法律行业或者从医。罗伊极力反对父母这种以追求社会地位为唯一目的的做法，为了表示自己对父母强制性的人生规划的抗议，他在青少年时期学会了吸毒，还多次离家出走。
崔罗伊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大厨，他迫切地希望父母能够支持他的梦想。多年来，父母一直坚持让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最终他们妥协了，只要求他，如果一定要学，就必须进入烹饪学校里的“哈佛”。
美国烹饪学院坐落于纽约北部风景秀丽的海德公园，是美国顶尖的培养大厨的学校。崔罗伊来到这所学校，把自己一贯的反叛精神用到了创意烹饪实验中。他把不太常规的食材加入传统食谱，这一做法惹怒了他的部分同行，因为这些人往往更注重完善经典食谱。
毕业后，罗伊开始在美国东西海岸有名的高档酒店工作，最后成为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的主厨。在那里，他甚至可以给贝拉克·奥巴马这样的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做饭。但彻底改变他的事业和人生轨迹的，则是和希尔顿酒店食品饮料部主管马克·曼古尔拉一起工作的那段经历。
一天晚上，逛完酒吧回来，曼古尔拉一边品着香槟酒，一边享用墨西哥玉米卷的消夜——这搭配确实不常见。他大声问他的嫂子爱丽丝·希恩可不可以把墨西哥玉米卷里的传统肉馅换成韩国烤牛肉。第二天，曼古尔拉就让罗伊试着做出这样的玉米卷。
罗伊把墨西哥玉米卷里的碎牛肉换成了韩国烤肉，做成了轰动一时的小吃。许多洛杉矶的食客以前从未尝试过韩国食物，但他们很快就迷上了这道美味的小吃。
这三个人没有开实体餐厅卖烤肉玉米卷，而是买了一辆卡车，挂上“科吉韩国烤肉”（KOGI KOREAN BBQ）的横幅，在镇上开起了流动餐厅。在卡车上卖食物，他们并非头一个。早在1866年，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主查尔斯·古德奈特就把一辆军用货车改造成一辆卡车，装上厨房用具、食物和其他用品，把肉、豆子、咖啡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卖给北部和东部那些赶牛去市集的人。20世纪30年代，奥斯卡·梅尔热狗车穿梭在全美各个城市。这是一种长27英尺的热狗形状的车，装满了热狗，受到了万千家庭的欢迎。而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成排的玉米卷卡车，向建筑工地的工人出售高热量的便宜食物。不大喜欢这种食物的人给这种车起了一个“蟑螂车”的外号，反映了这类卡车贩卖低劣食品和不卫生的坏名声。
科吉和其他食品车的区别在于，它把两个不大可能结合的因素结合到了一起：在卡车里出售优质食品。一般而言，优质食品只出现在高档餐厅，而卡车里贩卖的往往都是低劣的食物。崔罗伊和伙伴们把蟑螂车改造成了轮子上的高级餐厅，获得了查格美食指南的好评。美食车的机动性，使崔罗伊能够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把美味的食物带给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从大都市中赶时髦的人，到吃腻了食堂想换换口味的大学生。由于成本低廉，崔罗伊和伙伴们出售的虽然是高级餐厅级别的食品，定价却和街边小吃一样。他们的经典产品——韩国烤肉玉米卷加上由21种原料熬制的酱汁——只要2美元。
2008年是科吉运营的第一年，其年销售额达到200万美元左右。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几百名焦急等待的顾客，其中一些人甚至情愿排两个多小时的队。经过这一年爆炸式的增长，他们的业务不断扩大，增加了三辆美食车，还开了两家餐厅。此外，将流动餐车变成轮子上的高级餐厅，也成了城市（后来也扩展到了乡村）中最为流行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自各种职业背景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厨师，有失业的IT员工，纷纷尝试开起自己的美食车——有的是直接受到崔罗伊的成功的影响，有的则是看见和这种饮食方式有关的电视节目或电影而受到了启发。
崔罗伊善于以原创的方式把各种食材混合在一起，这是一名好厨师的标志。但我要讨论的是他在厨房之外展示出的那种善于把不大可能组合起来的选项组合在一起的能力，这可以很好地说明本章要论述的延展的元素。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本章我们将介绍最出人意料的资源组合蕴含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我们将研究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从投资者到秘书——是如何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混合在一起的。把看起来不大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选项组合起来，比如竞争和友谊、常规工作和创新、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等，可以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发现、更好的工作方式和更加幸福的生活。问题是，要把这些初看毫无关联，甚至互不相容的资源组合起来是极为困难的。为克服这一困难，我将向大家介绍如何将明显对立的事物连接起来，持之以恒地寻找正确的组合方式。
与敌同眠
通过崔罗伊的案例，我们认识到，尽管作为厨师的个人比传统餐厅拥有更少的资源，但他们可以做出更加有创意的食物，同时保持较低的售价。这真是充分利用资源的绝佳案例，也促使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个行业。很快，我就见识到了崔罗伊的影响力。2013年，我刚到休斯敦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休斯敦就已经有一百多辆美食车了。我试着尽可能多地拜访这些美食车，品尝他们做的食物（结果体重增长了15磅[1]！），采访美食车的车主和营业人员。对我这个“吃货”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垂涎的研究项目，但我的研究发现比我吃到的美食更令人兴奋。
不可否认，我见到的这些美食车车主和我之前研究的其他企业家身上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凭借自己有限的资源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有人甚至每天工作18个小时。和之前采访的延展者一样，他们也依靠更少的资源创造出了更多的东西：比一般正规餐厅的厨房少得多的烹饪设备，所有原材料全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铁皮卡车里，里面的温度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30华氏度[2]。
除了企业家们都会遇到的困难之外，我还在这些美食车车主身上，从他们的成功和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上面，发现了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些美食车车主把竞争和友谊结合在了一起。
当问到对竞争的看法时，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和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的态度一致。杰克·韦尔奇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CEO之一。他奉劝企业家们：“要么收买你的竞争对手，要么彻底打败他。”从追逐的视角来看，韦尔奇的建议是很合理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会抢走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客户、晋升机会、职位或预算。心理学研究也为韦尔奇的这句话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有研究发现，当某项资源看起来比较稀缺时，人们就会更有动力从别人手中争夺这项资源。
而在延展者看来，韦尔奇提出的摧垮竞争对手的建议不仅没道理，而且简直愚蠢。延展者眼里的资源，即使算不上丰富，至少也是有多种利用方式的，所以争夺资源的行为对延展者而言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妨碍了他们发现和创造更多的资源。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彼得·卡内瓦莱和塔西拉·普罗布斯要求一个小组的被试与同伴进行协商，但要把对方视作竞争对手，尽可能多地争取利润。他们要求另外一个小组的被试与同伴进行合作，一起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
在协商开始之前，卡内瓦莱和普罗布斯给每位被试发放了一盒火柴、一个装着图钉的硬纸盒和一支小蜡烛，任务要求是让被试想办法给蜡烛安一个烛台，这样蜡烛就可以好好地燃烧，避免烛泪滴到桌子上。与合作小组相比，竞争小组找到解决办法（把图钉从硬纸盒中拿出来，用图钉把盒子钉在墙上，把盒子当作蜡烛的烛台）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卡内瓦莱和普罗布斯的研究表明，竞争可能会损害一个人践行延展的能力。
除了杰克·韦尔奇的建议，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竞争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清楚竞争和友谊如何和平共处，然后才能明白竞争并非一定意味着一场争夺资源的恶战。
威廉·奥尔蒂斯在休斯敦经营一辆出售墨西哥玉米卷的美食卡车。作为一名有志向的厨师，他突破了传统玉米卷的限制，创造了许多新口味的玉米卷，深受顾客的喜爱，这让他感到无比自豪。他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试验，最终想出了他自己的韩国烤肉玉米卷。一天，他对菜谱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买来了相应的食材，腌了几个小时的牛肉，满怀期待地希望这道还没写进菜单的特色美食能够赢得好评。当他把车停在自己的停车点，开始一天的生意时，一切都看起来非常顺利。
很快，奥尔蒂斯就发现，不远处还有一辆卡车。他和往常一样，走到竞争对手的卡车旁边，和车主打招呼。简短的问候很快就引向了各自的卡车当天提供的菜单上面。奥尔蒂斯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后来跟我讲了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另外一辆卡车也卖韩国烤肉……我认识那个人，他就像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他会到那里去。虽然我已经把我的韩国烤肉准备好了，该腌制的也都腌制好了，但是，我走过去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不卖我的韩国烤肉玉米卷了，因为你在这里。’我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们不是竞争对手。我们是同一阵营的。我跟他说我不会卖的。”
奥尔蒂斯竟然主动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菜品收起来不卖，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但这并不是一个特例。我听说了无数个美食车车主互相帮助的故事，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他们会帮助卖比萨的车主跑腿去商店买马苏里拉奶酪（甚至自掏腰包），会帮忙修理卡车。他们互相把对方当成亲密的好朋友，而不是要搞垮的竞争对手。他们教对方如何完善经营流程，从而提高利润；偶尔休息一天，他们还会自愿到对方的卡车上帮忙，亲自为对方做宣传——更不用说在闲暇的时候一起喝啤酒聊天了。
当然，这些友好举动并不会消除竞争的存在。美食车车主们依然会竞相争夺各种荣誉称号——业务经营最成功，顾客最多，赢得最佳的停车场所，提供最美味的食物，等等。但有了友谊元素的加入，这种本应充满争斗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每个人的经营状况也变得更好了。
竞争与友谊的混合，激励着美食车车主们更加卖力地工作。他们追求卓越，努力提供更加出色的产品，努力把生意经营得更加井井有条，从而赶上朋友们的水平。但我不明白的是，竞争和友谊这种不大可能结合在一起的搭配是怎么形成的？为何一群奋力谋求生计的创业者会和那些与他们抢夺同样的顾客、争夺同样的停车场所乃至社交媒体关注等稀缺资源的人做朋友呢？
1954年，著名的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提出，他可以把天生互不信任的一群人拉到一起，通过简单的社交接触让他们彼此相互喜欢。奥尔波特研究的是让不同种族相互抱有敌意的偏见，而他提出的这个消除偏见的办法简直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只要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相处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前提是要满足4个条件：双方地位平等，拥有共同目标，相互合作，尊重彼此的法律和文化习俗。
近来，有更多的研究对奥尔波特的接触假说进行了完善。这些研究表明，连奥尔波特起初提出的那四个条件甚至都不是必要的。综合分析515个有关接触假说的研究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只是单纯的相互接触，就可以增加我们对潜在对手的喜爱。为什么一种简单的接触会有这么大的积极作用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出乎意料——这和一遍遍地听一首让人讨厌的歌，最后就会喜欢上这首歌是一个道理。
就在奥尔波特提出接触假说之后不久，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也有了一个发现，即当接触新事物时，我们总是会感到害怕，但渐渐地我们的反应就会变得积极起来。综合分析前人关于音乐的研究，扎荣茨发现，哪怕是最开始讨厌的曲调，只要不断地听，人们也能渐渐喜欢上。你既不需要给听歌的人付费或者提供任何奖励，也不需要提供额外的好处。歌如此，人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个人的身边待得越久，就越有可能会喜欢他。这和我们的直觉恰恰相反，因为老话总是说“距离产生美”“亲不尊、熟生蔑”。将这一结论应用到人际关系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会喜欢上自己的竞争对手。我们和竞争对手拥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却由于资源上的竞争关系而不愿亲近。
威廉·奥尔蒂斯和其他美食车车主一直保持着交换食物的传统，这给了他们进行密切接触的机会，让他们在热腾腾的美食交换中渐渐对彼此产生好感。这些美食车车主经常相互拜访，交换食物，有时是为了认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有时是为了和许久未见的人叙叙旧。这其中还有个比较实际的原因——通过食物交换，他们能换换口味。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换行为让竞争对手们进行了近距离的互动，这种互动缓和了竞争的氛围，帮助他们建立了更加有意义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会演变成真挚的友谊。[3]
社交接触帮助我们和竞争对手建立友谊，它让我们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建立起了一种好处多多的关系。和我们激烈竞争的人，却在我们的成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激励我们做到更好，甚至就像威廉·奥尔蒂斯和他的同伴那样，直接相互帮助，使双方都做到更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英格拉姆和埃默里大学教授彼得·罗伯茨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对澳大利亚悉尼的大型宾馆进行了调查，这些宾馆共有14000间房间。他们对宾馆的总经理进行采访，询问他们有没有和其他大型宾馆的经理建立朋友关系。随后，英格拉姆和罗伯茨掌握了每位经理拥有的朋友数量与该宾馆业绩表现的相关关系。他们惊讶地发现，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每和一个竞争对手交朋友，就可以给宾馆带来将近268000美元的收入增长，对整个行业而言，则可以带来约9000万美元的销售额增长，增幅达15%。宾馆经理和争夺相同客户群的竞争对手交朋友之所以能带来宾馆收益上的增长，是因为这种出人意料的友谊激发了相互合作，缓和了你死我活的竞争，还促进了信息共享。
在许多组织机构中，不同的团队相互争夺资源，甚至不能忍受和对方共处一室，更不用说相互信任了。如果争夺相同客户群的美食车车主和宾馆经理都能建立友谊，那么组织机构内部的敌对团队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共处一室，相互交换想法、工具甚至个人目标等资源，就可以逐渐把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更有效、更有意义的关系。
[1]1磅≈0.454千克。——编者注
[2]华氏度（℉）=32+摄氏度（℃）×1.8，130华氏度≈54摄氏度。——编者注
[3]我的研究发现，这种把竞争和友谊混在一起的做法在其他城市的美食车车主之间并不常见。有些人从其他地方来休斯敦拓展业务，他们刚来的时候以为这会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但当有竞争对手过来和他们共享美食时，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里既支持友谊，也支持竞争。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和竞争对手做朋友，有些人还表现得很不友好。但最终，他们认识到和竞争对手做朋友有着巨大的好处和意义，所以很快也照做了。
远非“常规”
如果说关系是一个组织机构的心脏，是连接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那么常规就是组织机构的大脑。它规定了做事情的主要步骤，一步一步地指导我们完成任务。正因如此，我们对常规又爱又恨。爱的是它免去了我们大部分的主动思考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但这份容易也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毕竟，没有人会愿意一整个星期都不动脑子。
说到常规，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用“无聊”“没人性”“僵化”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它。这或许没错，但常规也概括了人们在各个组织机构里所从事的工作：人才招聘、处理客户关系、制订预算等。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常规为人的生活提供了某种稳定性，保证了大部分结果的可预测性。如果设计得够仔细，执行得够完美的话，常规的流程到底由谁来执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每次运作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产生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就像某个习惯或电脑程序一样，常规是可以自动运转的，无须人的思想、努力或个性。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常规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创新是常规所必不可少的。这和我们一般对常规的理解恰恰相反，但仔细想一下，“常规”这个看似不带有个人色彩、毫无创意的概念确实有着另外一番模样。
玛莎·费尔德曼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布莱恩·彭特兰曾做过一项研究，试图改变人们对常规的看法。在他们眼中，常规是有活力的、创新的、有个性的。常规绝非意味着不动脑筋，它提供了大把的机会，让人们运用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做出一番不一样的事业。为了解释他们对常规看法的大转变，费尔德曼和彭特兰对常规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区分。
首先，他们认为常规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想象。常规是我们对以往所做事情的一种概括。当我为女儿做上学前的准备时，我会给她准备午餐——在两片全麦面包中间夹上三片火鸡肉，还会打包一份她喜爱的零食，并检查她的作业。我把这一系列的动作称为“为女儿做上学前的准备”的常规流程。这种概括性的描述有助于我弄清楚做这件事需要完成哪些步骤，也便于我向别人提及这件事。当我跟我妻子兰迪说，让她为女儿做上学前的准备时，她不用多问就知道该做什么。
但常规还有另外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往往很容易被忽视。常规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心理意象而已，它还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特定动作。哪怕我们遵循的是始终如一的常规习惯，我们也会把自己投入进去，每次做这些事情时的表现都会多少有所不同。有时候，这些不同是我们故意走弯路造成的。例如，我可能会在女儿的午餐包里放一张纸条，祝她一天愉快。有时候，这些不同的出现纯属意外。比如，我可能会在她的三明治里放上两片火鸡肉，而不是常规的三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现实条件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比如当我家没有面包片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用面包圈给她做三明治。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识的决定，也无论差异有多么微乎其微，我的常规流程中的不同动作都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在女儿的午餐包里放的纸条可能会让她高兴一整天，而这种好心情可能就会让她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三明治里的火鸡肉放少了就可能让她饿肚子，而肚子不舒服则可能会让她考试考砸。我把面包片换成面包圈，可能会让她因此爱上另外一种三明治，而这可能会改变我们今后的常规习惯。
个性赋予了常规生命，执行人的不同也让常规变得更具个性化。对于没有面包片做三明治这件事，兰迪的反应可能和我完全不同。她可能选择不再做三明治，而是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午餐，这是她对午餐这部分常规做出的更改。
如果我女儿根本不喜欢新午餐，就可能把它扔进垃圾箱里。一般而言，收捡垃圾会被认为是一套非常简单的常规行为：按照一定的路线，把居民垃圾箱里的垃圾倒进卡车，然后拉到垃圾填埋场处理。不过，斯科特·特纳和维叶琳娜·林多娃两位教授就针对收捡垃圾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6个自治市收集数据，试图弄清楚收捡垃圾到底需要付出多大努力。
卫生部门承担着提供这一服务并保持标准化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要保证在固定的时间收垃圾。来得太早，有些居民来不及把垃圾从草坪上拖到路边。来得太晚，就会接到许多居民的来电，询问是不是自己家被落下了。
哪怕是看起来最为简单直接的工作，也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挑战，而对垃圾收捡员来说，保证在固定的时间收垃圾远不是什么常规的事情：卡车可能会坏，遇到道路施工必须绕行，天气不好，倒下的树挡住了去路，或者该来工作的人没来，等等。研究人员发现，垃圾收捡员需要不断随机应变，才能保证提供居民要求的标准化服务。他们小心谨慎，并灵活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来完成这件常规之事，哪怕这有时需要他们完全地偏离常规。有时候，他们会改变路线，重新确定这一常规流程中各节点的先后顺序。有时候，他们会向同事寻求帮助，改变常规的执行人。他们甚至还会自己修卡车，以保证赶上时间进度，这些都给这套常规增加了新的元素。
他们总是能准时地出现，所以有时居民甚至会“按照收垃圾的时间来对表”。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非常简单直接，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其中满是人们充分利用资源随机应变解决问题的痕迹。
上述案例中常规与创新的密切交织让我们意识到，哪怕是看起来最无聊的工作，也可以因人的不同而变得大不相同。不过，一个人要把自己的观念、经历和独特的视角融入工作，常规并非唯一的途径。还有另外一个途径——身份。身份不仅可以说明我们是谁，还可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为。但问题是，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身份隔离开来，在办公室内外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如果可以把我们的各种不同的身份结合起来，我们就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处理问题，应对机会与变化。
我们的多重身份
20世纪20年代初，贝蒂·奈史密斯·格雷厄姆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她高中辍学，后来成了一位单身母亲，为了抚养儿子，她在得克萨斯州信托银行做秘书工作。这并不是她想做的工作。她本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二战”结束后，刚刚离婚的她为了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学会了速记和打字。她工作得十分卖力，一路升迁，成了银行董事会主席的行政秘书。
就在她升职为行政秘书的那段时间，电动打字机开始引发办公室工作的变革。电动打字机更快、更方便，但它有个很大的缺陷：它对打字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现错误。即便是最微乎其微的小错也会让整页纸都报废，让打字员不得不重新打一遍。
格雷厄姆担心自己犯错太多，会丢掉这份工作。一天，她看到油漆工在粉刷银行的窗户。油漆工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可以轻易地改正错误：只要把出错的地方重刷一遍就好了。于是，格雷厄姆有了一个主意——用白色颜料把纸上出错的地方遮盖起来。这个重大发现是她把自己作为秘书和艺术家两种不同身份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如果成功的话，这将帮她保住自己的工作，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还可以帮助其他许多秘书。
她在老板的几份文件上做了试验。她把一种白色的、永不褪色的速干水性颜料涂在错误的地方，重新打上正确的字母。这个办法很管用，但她没跟任何人说，就这样把老板糊弄过去了。她的老板一直没有发现文件上面本来有打错的字母。
经过一番实验之后，这名秘书兼艺术家对自己发明的修正液进行了完善，由此诞生了20世纪最畅销的办公用品。她创建了立可白公司，该公司生产的修正液成了打字员的大救星，也让仅仅出现一点儿小错就要丢掉整张纸的浪费得以避免。[1]
贝蒂·奈史密斯·格雷厄姆利用自己具有的不同的身份背景创造出了修正液，她的案例让我们认识到身份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巨大影响。不论是什么主题的研究项目，我几乎都会让受访者完成一份简单但有启发意义的调查问卷。我会让他们就自己的身份信息填5个空：我是×××。有些人会填上自己的社会特征，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等；有些人会填上自己个人特质，如智慧、善良等；还有些人会写上自己的职业角色，如秘书或艺术家。事实上，我们的身份包括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各种不同特征、特质和角色的混合体。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身上蕴藏的解决问题的变通能力。
某种身份使我们更加关注某些事情，而忽视另外一些事情。虽然大多数人都拥有多重身份（我的一些身份有：男性、丈夫、父亲、研究人员、老师、壁球运动员），但要同时将这些不同的身份利用起来则并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各种身份分割开来，只启用和周围环境相匹配的那种身份。
在我的MBA（工商管理学硕士）课堂上，上课的学生很多都是工程师，但有时候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管理者身份，总是从单一的工程师的视角来解决技术问题。在跨职能团队中，人们经常只关注自己的本职身份，如营销、财务、会计、运营、研发等，而忽略了他们共有的同为团队成员的身份。这就导致了员工们各自为政，坐井观天，而无法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格雷厄姆是在看到油漆工工作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的艺术家身份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把各种身份混合起来的办法，那我们就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在我们的所有身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职业身份和作为父母的身份，二者的结合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科技企业家及Tapestry（一个家庭联络网站）的创始人安德鲁·道林表示：“企业家们不大谈论自己作为父母的身份，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两者根本水火不容。”我们经常感觉需要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分割开来，工作单位也常常鼓励我们这样做。
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一直以来，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多重身份会给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人们陷入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中，疲于应付。除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之外，同时做好两件事情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人做父母做得越好，其职业表现就会越糟糕，反过来也是一样。
道林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他指出，虽然做父母会花费很多时间，但也能给工作带来好处，它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教会我们如何收拾烂摊子等技巧，还能让我们多一个审视问题的视角。他的想法是有研究支持的。创新性领导力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采访了61名职业女性，她们中间有中层管理者，也有资深高管。当被问到其工作之外的角色对工作有怎样的帮助时，她们表示，工作之外的经历对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有重大的帮助。除此之外，她们工作之外的角色还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好处，例如提升自尊心和自信心等心理素质，而这些心理资源会被她们带到工作当中。
为得到更加严谨的评估效果，研究人员又对276名职业女性进行了调查，同样覆盖了从中层到高层的管理者。他们设计了一个包含21项指标的评估体系，用于对受访者的多重身份进行评估，以确定每个人的组合身份，这些指标包括职业、婚姻、家长、社区及友谊等方面。随后，研究人员评估了她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管理能力。结果表明，这些职业女性的身份越是多样化，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管理能力也越强。
同样，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比如团队管理和纠纷处理的技能，也有助于提升家庭幸福。在和兰迪交往了大概一年之后，我们俩互相给对方进行了一次绩效评估，这是我们从工作中学到的技能，我们把它应用到了家庭生活。这本是一项企业性质的活动，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谈论个人生活的办法。事实证明，我们俩还真的碰对了运气。最近，心理学家詹姆斯·科尔多瓦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215对夫妻，引导其中一部分夫妻完成一项“婚姻检查”，这也相当于一种绩效评估，用以评估夫妻双方的优点和缺点。研究表明，和控制小组相比，进行了绩效评估的夫妻，其夫妻关系满意度、亲密度和接受度在随后的两年里均有所提升。
要克服身份分裂乃至任何其他资源分裂的困难，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经常会把不同的资源定义为彼此的对立面：竞争关系—友谊关系、常规工作—创造性工作、工作身份—个人身份。但延展者会在这些看似不可连接的事物之间牵线搭桥，想方设法把各种不同的资源结合起来。
[1]格雷厄姆的儿子后来也成名了。迈克尔·奈史密斯是一名乐队成员，也是电视剧《顽童合唱团》的联合主演。
连接对立面
风景秀丽的千山之谷坐落在南非彼得马里茨堡和德班两座城市之间。这个地区魅力无限的自然风光，遮掩了当地居民的贫困生活。种族隔离政策加剧了这里的贫苦，当地居民甚至没有自来水、电等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必需品。1998年，我曾在谷里一个叫马培培兹（Maphephethe）的乡下村子里住过一晚，我住在一个茅草屋里，地板是用压实的牛粪做成的。上床睡觉之前，我和款待我的那家人在他们的烟熏屋里喝了一会儿啤酒，谈论社区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不远处的米卡高中，我有幸参观了一个新建的计算机实验室，这是南非第一个采用太阳能供电的实验室。实验室建成的18个月后，学生们的考试通过率从原来的30%上升到了70%。
我去南非是为了完成一项长期的研究项目，研究太阳电子照明基金会这个位于华盛顿的机构是如何一方面把电带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还能把对环境的损害控制在最低水平的。尽管已经到了21世纪，仍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用不上电，无法实现食品、药品冷藏，无法给孩子们提供晚上写作业所需的灯光。而在基金会领导人内维尔·威廉姆斯看来，给用不上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上电虽然意义重大，但可能会带来破坏环境的副作用。
威廉姆斯造访了50多个发展中国家，亲眼看到了电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的极大改善，也看到了其给环境平衡带来的潜在威胁。目前还没有完全通电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一般也并不会优先考虑电对环境的影响。过去，那些赢得了支持资金的地区，往往都选择了用有害的化石燃料发电。
除此之外，威廉姆斯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支付电费。技术升级的成本远远超出了该基金会的资金水平。而对单户居民来说，电费将占到他们全年收入的一半。除了金钱方面的现实考虑之外，威廉姆斯笃信，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电白白送给当地人，他们就不会产生所有者的那种责任感。因此为了实现给村子通电，当地居民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需要的设备。
威廉姆斯认为，他可以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他选择不把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家庭贫困和支付电费以及通电和地理隔离看作相互对立的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解决方式就是向国家政府或电力公司申请资金，搭建便宜但对环境有害的电网。但威廉姆斯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找到了各方之间的平衡点。他利用太阳能实现了不污染环境的可持续发电，同时说服了贫困地区的居民花钱买电。他利用当地的学校、法院等示范单位，让居民亲眼看到电力技术可以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较高的技术成本促使人们更加关心这件事，而贫困社区之间的地理隔离也使得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搭建成本，反而比传统的对环境有害的供电技术成本更低。太阳能发电技术逐渐提高了当地的教育质量，也刺激了当地企业的发展，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出路。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不得不在两个对立的选项之间做选择，仿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研究表明，面对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把两者看作相互对立的两面。要想做个好父母，自然就不能在职业上做到更好；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电，自然就要破坏环境。这种“桶装分组”的办法将看似对立的两个选项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别，以作区分，这种做法方便我们把事物整齐、清晰地分成各个小组，简化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按照这个逻辑，不同桶里的东西是没办法混合起来的。就像水和油一样，不论我们怎么想方设法让它们混合，它们就是天生地互不相溶。
桶装理论强调的是同类物品的相似性和不同类物品的差异性，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就无法看到不同类物品之间混合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哪怕在同一个桶内，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和多样性。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工作，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处理所谓的对立面，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把对立的观点混合起来。在内维尔·威廉姆斯眼中，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二者不可分割。于是，他把二者混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更具价值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收入的增加使人们能够买得起对环境友好的技术，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努力工作才能购买这一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才会更加在乎。
特拉华大学教授温迪·史密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所谓的对立面。她和同事一起发现了克服桶装分组心理的三大重要步骤。
第一，接受对立面存在互斥要求的事实。不必说，两个对立面总是存在相互冲突的时刻。但如果你刻意忽视这些互斥的要求，那就是给自己设下了失望的陷阱。
第二，认清两个对立面各自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认识到两个对立面的内在价值。做父母对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益处？它是否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做一名尽职的员工又能怎样改善家庭生活，并同时对组织机构和团队合作做出贡献呢？
第三，发掘两个对立面的协同作用。一个对立面（比如做父母）能对另一个对立面（如做一名尽职的员工）产生怎样的帮助？反过来呢？虽然我们会本能地把两个对立面看成相斥的两个方面，史密斯教授却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利用其中一个对立面促成另一个对立面的实现。
如能通过某种途径，把我们生活的不同部分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拥抱一个完整的人生。但事实是，我们往往不加思考地摒弃看似对立的概念、想法、策略及其他资源。组织机构也会犯同样的错误，错误地认为他们抱有的许多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营销部门只关注好卖的商品，设计团队却迷恋最新的技术；工会组织致力于争取合理工资，而管理层则一味追求更多的利润。
世界上许多重大难题的解决，都源自把不太可能组合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这往往是其他人所忽略、否决或直接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克服对立面的矛盾，或者说，寻找不同资源之间的正确组合方式，往往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我们从美国最著名的一位发明家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
最可贵的偶然源于多年的坚持
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民爱上了一种新材料：橡胶。这种防水材料取自巴西橡胶树的树液。起初，橡胶只作橡皮之用，随后迅速被当作实用性的防水材料。橡胶产业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在美国引起了一股狂热，许多人把一家人的财富和生计都赌在了橡胶上。
查尔斯·古德伊尔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位破产了的五金制品商的儿子。他的财务状况并不比他父亲好多少。1834年，古德伊尔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入狱。这不是他第一次入狱，也不是最后一次。古德伊尔也想借着这股橡胶热发财，于是他让妻子给他带了些橡胶和一根擀面杖，想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黏糊糊的东西，结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查尔斯·古德伊尔想要找到合适的化学制品与橡胶混合，让橡胶变得更好用。从监狱出来之后，他用氧化镁对橡胶进行干燥处理，做出了橡胶鞋。他希望这个发明能让家人从此摆脱贫困，也希望以此展现出橡胶更多的商业用途。但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和当时的许多橡胶大佬一样，古德伊尔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发现，橡胶对温度极其敏感，在温度高时会熔化，所有用橡胶做成的东西都会化成黏糊糊的一团儿，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在寒冷的冬天，橡胶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低温会让它失去弹性。
古德伊尔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他搬到了纽约，为他的橡胶实验找到了新的工作室。他深信自己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混合材料，让橡胶的性能稳定下来。一天早上，古德伊尔没有足够的橡胶了，于是只好把用过的橡胶再次拿来做实验。他有往实验材料上涂东西的习惯，所以，为了除掉上面的金粉漆，他用了硝酸。那块橡胶变黑了，古德伊尔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几天以后，他突然想再看看那块黑橡胶怎么样了。他在废纸篓里翻来翻去，找到了那块橡胶，发现橡胶平整干燥，比他之前的所有橡胶混合物都更具使用价值。他的这一发现引发了众人的兴奋，纽约一位资本家出资数千美元，支持他把这个当时看来最好的橡胶发明投入生产。
但古德伊尔可没这么好的运气，1837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瓦解了银行系统，许多企业因此倒闭了，他的橡胶厂也难逃厄运。资助他的人瞬间丧失了信心，对他的橡胶实验也失去了耐心。古德伊尔再次陷入贫困。他只能在自己的废弃橡胶厂里安营扎寨，到附近的海港捕鱼果腹。
但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人看中了古德伊尔橡胶实验的最新成果，觉得很有前途，所以帮助他重新把橡胶厂开了起来。古德伊尔还拿到了一份用硝酸混合橡胶生产150只邮包的订单，这可以算是他早期的商业成功了。他还卖掉了几千个救生圈，用的是同样的生产工艺。他自信已经掌握了橡胶产品的秘诀，于是在一次长期的工作旅行之前，他把生产的橡胶邮包放在了一个温暖的房间里，认为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邮包已经分解了，把手都掉了下来。他的前景再一次暗淡了下来。
虽然再一次陷入困境，但古德伊尔继续坚持自己的橡胶实验。当时，他的家人已经因为他的屡次失败吃了不少的苦头，他们总是要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始终无法摆脱生活的困顿。古德伊尔的实验一直失败……直到那次最幸运的意外发生。
1839年的冬天，查尔斯·古德伊尔在厨房里给家人讲解他最近的实验。这是他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他梦想着自己能够在某一天彻底揭开橡胶之谜。这一次，他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之情。在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他将手迅速一挥，不小心把一块橡胶掉在了热炉子上。
当古德伊尔低头想看看那块橡胶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橡胶竟然没有熔化。相反，在炉子的极高温度下，橡胶炭化了，变成了一种类似皮革的东西。
这次偶然的发现让他信心大增。他把那块橡胶钉在了门外，让它经受了一晚上的严寒考验。第二天一早，他发现橡胶依然和前一天晚上一样有韧性。终于，古德伊尔发现了用橡胶制作商品的方法。[1]
多年来，古德伊尔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正确的混合配方将橡胶变成一种更稳定、更好用的物质。他的发明为数十亿美元的橡胶产业奠定了基础，给汽车、医疗等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虽然是一次偶然事件让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他能够最终发现正确的配方，并能意识到自己发现了成功的配方，完全得益于他多年来的不断尝试。
我们越是不断坚持做某件事，就越有可能想出成功的解决方法。在《离经叛道》一书中，亚当·格兰特解释了为何最好的想法总是来自想法最多的人。查尔斯·古德伊尔并非天赋异禀，他发明橡胶也并非一蹴而就。相反，他的发明是多年来不断尝试新组合的结果。
[1]虽然古德伊尔是一位有为的发明家，但他并不善于经商，生意做得很糟糕，专利申请也失败了，他就这样与潜在的财富失之交臂。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and Rubber）虽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和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曾写道：“人的一生不应只用金钱的标准来衡量。我不会抱怨说自己辛苦劳作，果实却被别人窃取。一个人，只有当他努力耕耘却没人因此有所收获的时候才有理由后悔。”
水和油
大家都知道，水和油不相溶。水分子有电极，它的一端带负电，另一端带正电。这种特性促使了氢键的形成，让水分子可以和其他带电分子结合。油分子不带电，无法形成氢键。所以，当我们把二者放进同一个容器时，就会看到油分子和油分子聚在一起，水分子和水分子聚在一起，容器中形成了界限分明的两层。
我们以往对待资源的态度也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总是不能充分利用资源的相互融合所带来的价值。虽然使劲晃动瓶子，水和油会暂时混合起来，但用不了多久，它们还是会各自分开。同样，要找到一个可以持久有效的混合资源的方法，只是简单地摇晃一两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对资源的看法，改变我们利用资源的方式。
往水油混合物里加入乳化剂，就可以让这两种不同的液体相结合，形成一种更加稳定的混合物。其实，当我们在搜寻可以把资源结合起来的经历、情景及其他因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加入某种“乳化剂”，从而找到资源相互重叠、相互联系的地方，而不是把资源视作装在不同的桶里的不同种类的东西。
这种把看似不相容的东西组合起来的能力，可以促使我们与竞争对手建立友谊，促使我们在所谓不讲人性、僵化静止的常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也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崔罗伊改革了食品行业，贝蒂·奈史密斯·格雷厄姆改变了办公用品市场，内维尔·威廉姆斯给发展中国家通上了电，查尔斯·古德伊尔创造出了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项发明。关注他人忽略或者放弃的那些意想不到的组合，我们可以更好地把资源结合起来，发挥出资源的最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