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
我读小学时，学校附近的治安一度不好，民间盛传学校附近总有“拍花子”出没，“拍花子”是老北京话，指的是那些用麻醉药物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学生家长在告诫自己的孩子要注意安全时总是会用“拍花子”吓唬他们，说：“拍花子拿沾了药的手绢往你脸上一蒙，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一醒过来你就已经在大山里给人端屎端尿啦。”后来学校附近的民警给师生做安全培训时不断强调，学生放学以后不要单独行动，要结伴而行。民警说的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对“拍花子”来说，控制和绑架一个孩子很容易，但同时控制好几个孩子却很难，任何一个孩子的尖叫和哭号都可能让他陷入大麻烦之中。学生结伴而行使得“拍花子”的收益期望降低了，而成本和风险却大大提高，正如民警在做安全培训时说的那样，“拍花子”看到集体行动的学生，多半会选择放弃。
这个逻辑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斑鬣狗等猛兽也明白这个道理，捕食时面对一个古猿很容易，但是面对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古猿，恐怕就得好好斟酌一番了。
首先狩猎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对于喜欢埋伏起来发动突然袭击的猛兽来说，避开一个古猿的视线并不难，难的是避开好几十个古猿的视线，这些眼睛长在头部前侧的灵长类动物原本视线范围就比较广，他们在集体行动时还喜欢一边走一边四处观望，任何一个古猿哪怕在无意中瞥到猛兽的踪影，只要他“嗷”的一声，猛兽的伏击计划就彻底泡汤了，之前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也全部白费。
如果不伏击而是直接袭击呢？恐怕也很难，一只拿着石头的古猿似乎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几十只拿着石头和棍棒的古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算是某个猛兽真的顶住“火力”成功地杀死了一只古猿，那它在密集的棍棒和石头的攻击下也未必能全身而退，而且其他古猿也不太可能呆呆地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猛兽平静地享用同伴的尸体。在集体行动的古猿面前，猛兽狩猎的收益期望大大降低了，成本和风险却大大提升了，无论怎么看，这笔买卖都是不划算的。
如此看来，集体行动以加强自保听起来似乎是个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其实想做到这点并不简单，甚至很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在空间上彼此靠拢，还意味着在精神上要彼此连接，这需要他们具有额外的脑力。
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类学家，名叫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几十年来他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其著作《人类的进化》（Human Evolution）中，他明确指出“灵长类动物群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防御，抵御外敌。”且“当某一种动物失去了森林的保护时，它们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天敌的攻击之下，介于此种情况，群居团体的成员数量开始增加，它们变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灵长类动物要想维持这个团体，成员之间需要记住彼此的身份，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脑容量以装载这些信息。罗宾·邓巴博士研究了各种灵长类动物之后发现，决定灵长类群体规模的恰恰就是脑容量，脑容量的大小与群体规模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黑猩猩是自然界中与现代人有着最近亲缘关系的动物，据观测，它们的群体规模通常在40~60只，这个数量是由他们393.8毫升的平均脑容量决定的。生活在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脑容量不到450毫升，而大约200万年前左右出现的能人（之后我们会详细介绍），其脑容量已经扩大到了600毫升以上。我们假定从南方古猿阿法种到能人的进化过程中，脑容量是不断变大的话，那么2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脑容量应该在450~600毫升之间，其团体规模应该超过黑猩猩的平均水平（40只）。罗宾·邓巴教授推测，南方古猿群体的规模大概在67个左右。将近70只古猿拎起棍子和石头，斑鬣狗恐怕会陷入深深的沉默。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套路在古猿生活的东非草原上也曾经发生过，1个古猿单独行动的时候，斑鬣狗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扑杀；5个古猿一起行动的时候，斑鬣狗会谨慎地发起进攻；20个古猿一起的时候，斑鬣狗会犹豫不决地在远处观望；70个古猿成群结队一起行进时，斑鬣狗们就会当作什么都没看见了。
在这里忍不住多说一句，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平均脑容量为1 500毫升左右，据罗宾·邓巴先生的观察和统计，现代人的团体规模极限是148人，粗略估算大概为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是现代人在社交时建立稳定关系的人数极限，一旦生活中和我们互动过的人数超越了“邓巴数”，大脑就会出现记忆模糊。在生活中我们总是需要不断地结识新的人，于是多年不联系的同学就被我们渐渐地遗忘了，一面之缘的人也渐渐没了印象，那种“你还记得我是谁吗？”的尴尬就会在生活中不断地出现。
集体活动大大提升了团体中每个成员的生存机会，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碳同位素告诉我们，在200多万年前的东非草原上，斑鬣狗或许只是威胁到祖先生命的猛兽之一，还有另外一种猛兽，给当时的古猿带来的威胁可能要大得多。相对于喜欢狞笑个不停的斑鬣狗，这种猛兽更加安静、优雅、迅捷、致命，它的名字叫作恐猫（Dinofelis）。
恐猫的体型看起来类似于豹子，但是更加粗壮厚实一些，0.7米的肩高和2米的体长，相对于身高不到1.5米的古猿来说实在是太有压迫感了，尽管它们早已灭绝，但是古生物学家推测，在它们还活跃的时候，一直是人类祖先的首要天敌，不仅是因为它的利齿相对于剑齿虎来说短而结实，非常适合掀开古猿的头骨，更因为它们的猎杀方式让集体行动的古猿在抵抗时也有些力不从心。恐猫通常选择在夜间古猿熟睡时行动，突袭某一个体，这样不仅可以避开其他古猿的视线，避免与整个群体正面冲突，还能在得手后更加方便、快速地享用自己的战利品。这样一来，猎杀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收益提升了很多，古猿很可能因此成了恐猫的主菜。
但是，恐猫猎杀成功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它发起袭击时，其他的古猿听到同伴遇袭的声音后不会赶来支援，而事实上，人类的祖先在集体行动之外还具备了另一种特质，使得恐猫的袭击无法轻易得逞，也使得我们在面对危险和苦难时可以相互照应，那就是——共情（Empathy）。
共情
有一个网友说过一番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自己对另一个人的厌恶达到什么程度呢？假如那个人头发着火了，而他手里正好有一杯水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喝下那杯水。
其实很少有人会这么铁石心肠。对别人悲惨的处境感到同情，进而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祖先的基因里，因为这是进化的必然结果。
共情并不是人类的专属行为，而是在动物界普遍存在的。就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来看，人类的共情可能追溯到1 800万年前，与哺乳动物的进化有关。这是因为当哺乳动物养育自己的后代时，需要对后代的各种情绪做出回应。可以想见，如果孩子都快疼死了，父母却对此毫无察觉，那么父母的基因将很难被传承下去。对后代的情绪有更敏感的感知，无疑会给具备这一特质的基因带来强烈的正向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后代“感同身受”的能力从父母和孩子之间蔓延开，个体不仅关心自己的后代，也开始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近亲和朋友。当这种关怀进一步扩散时，即便是陌生个体的情绪，也能被感知和回应，这就是共情。正如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博士潘彦谷等专家总结的那样：“当共情能力出现以后，它可以迁移到亲代养育环境之外，并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中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