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先生，名叫格拉姆·克拉克（G. Clark），是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泰斗。克拉克先生在经过长年的观察和比对后，把人类在石器时代所使用过的所有石质工具按照工艺技术分成了六种模式，分别是：
奥杜威（Olduvai），即模式一
阿舍利（Acheulian），即模式二
莫斯特（Mousterian），即模式三
石叶（Bladelet），即模式四
细石器（Microliths），即模式五
磨制石斧和石锛（Polished axes or adzes），即模式六
大体上来说，从模式一到模式六有一个由远古到晚近、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模式一和模式二的故事。
最初级的被称为模式一，也叫奥杜威模式，这种模式以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出土的砍砸器为代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模式的石器主要由能人制造并使用。尽管当今的学者已经发现了南方古猿使用的石器，且年代比能人的奥杜威石器更早（330万年前），但是在学术界传统的石器工艺分类体系中，奥杜威石器依然被视为最初的模式，它是一切的开始。
有些尴尬的是，虽然能人制造砍砸器的方式有时被称为奥杜威工艺，但其实他们砸出来的石器，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工艺。找一块圆润的鹅卵石，用力砸开几个崩口，使其棱角分明，边缘稍显锋利（其实依然很钝），棱角用以砍砸骨头和坚果，圆润的部分用以手持，一块奥杜威模式的石器就完成了。
奥杜威模式毕竟是人类制造工艺的起点，比较原始，石器形态也是随机的，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考古人员，有时也很难将奥杜威石器和普通石头区分开。尽管今天一些学者认为奥杜威石器在工艺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大体来说，这些石器杂乱不一的形态说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能人还没有足够的规划能力以制作出形状相对固定的工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对当下处境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以能人的认知水平，他们制作工具的行为更多是关于“当下的”，而不是关于“未来的”。
我在前面的内容中曾说过，制作并使用工具其实是对时间的折叠，如果说工艺粗糙的奥杜威模式是对时间的初步折叠，那么人类祖先在制作更先进的石器时，则是对时间的进一步折叠和存储。
模式二和它的主人——直立人——登场了。
阿舍利手斧
阿舍利模式的典型石器由于被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因此得名。在阿舍利模式中，有一种手斧非常常见，成了阿舍利石器模式的代表，它的主要用途是刨挖植物根茎或者肢解猎物，应该说，这类手斧的制作初衷，也是为了应对匮乏。
仔细观察阿舍利风格的手斧便会发现，这种石器的制作者在加工石料的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直立人首先选取一块大体对称的石头作为原料，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石头上逐步剔除多余的部分，最后形成一类以泪滴状手斧为代表的、有相对固定外形的石器。学者在非洲、欧洲、亚洲西部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见到这种结构的手斧，即使这些遗址彼此之间相隔万里，但是直立人所制作的工具在形制上却大体稳定趋同，这意味着一种行为模式或一种文化已经诞生了。
这种相对固定的石器形制同时也说明，直立人在制作工具时已经对石器的形状有了规划，并且会按照计划进行打制和调整。也就是说，直立人在制作一件阿舍利手斧时，他的大脑至少会思考三件事：
1.这块石头现在是什么样的。
2.这块石器未来是什么样的。
3.如何才能把现在的样子变成未来那样的。
如今的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能力感到不屑一顾，但是对于100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来说，却意味着心智水平的巨大飞跃。因为这种规划能力的出现说明彼时的他们已经不再被囚禁在片刻光阴之中，而是突破了“当下”，意识到了“未到的将来”，这是人类进行一切策略和理性选择的基本前提。手斧的形状也可以生动地说明，直立人的大脑已经能够为这种思维提供物理基础了。
按照传统观点，直立人从能人进化而来，这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分布得非常广的人种，他们活跃在距今大约180万年到20万年前，非洲、欧洲和亚洲等地都有他们的遗存，这使得直立人这三个字不仅有着内部的细分，而且在含义上还出现了外延，比如180万年前已经出现的匠人和6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也时常被一些人类学家归入广义的直立人中。
有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如果说直立人是从能人进化而来，那为什么能人和直立人的生存时间会有重叠？尽管如今某些学者对能人进化成直立人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是一些传统观点的支持者表示，是一部分能人进化成了直立人，而这些直立人和剩下的能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彼此之间少有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关于这种论点，我们从模式一和模式二两种石器的空间分布上不难看出端倪。
制作模式一的能人主要生活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曾零星出现他们的化石，而直立人的生活区域就大得多，除了非洲，欧洲和亚洲等地也有他们的遗存。按照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来看，直立人至少在180多万年前就扩张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他们使用的模式二石器技术也被散播开来。但吊诡的是，这种相对先进的石器制作技术并没有席卷欧亚大陆，而是仿佛遇到了某种屏障，在地图上的一条线之前止步了，这就是很多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学者时常会提起的莫维斯线（Movius-Line）。
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哈拉姆·莫维斯（Hallam L. Movius）全面分析了各个遗址的石器形态后，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到欧洲东侧的直线，将整个欧亚非大陆划分成了两个文化圈：这条线以西，模式二的阿舍利手斧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频繁出现；而在这条线以东，模式二的阿舍利手斧却几乎没有出现过，特别是中国境内，几十万年来，绝大多数石器都长期处于模式一即奥杜威水平，这意味着在莫维斯线以东，几十万年前的直立人使用的是非洲200多万年前已经出现的石器技术。有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古人类比莫维斯线西边的古人类在技术上落后上百万年。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学者表示，这是因为东亚远离人类起源地，所以处于边缘地带，缺乏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气候环境相对稳定，直立人没有靠技术适应环境的动机。更有学者从工具的材质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他们认为东亚地区的植被比较茂密，尤其是竹子，在人类的栖息地广泛生长，使得东亚特别是中国境内的直立人无须依赖石器，靠竹木器一样可以生活，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行为和工艺。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听起来不太客气，那就是莫维斯线以东的人类在心智水平上不及线以西的人类，石器工艺上的差距则是人种优劣之分的体现。
真正的原因目前在学界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莫维斯线的存在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是个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地区。这同时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让每个中国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人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情景，假如你是一位考古学者，有一天，你在中国某个小镇的遗址现场做挖掘工作，将所有的出土文物和地层关系都整理完毕后，你发现了一个规律：在最底下的地层中，出土的器物都有着明显的本地特色，比如吃饭用的筷子、刻有汉字的香炉、舞龙用的铜锣和练太极的剑等等。而在稍晚一些的地层中，出土的文物大体上没变，却零星发现了一些吃饭用的刀叉和印有字母的金属扣子，你对此感到很惊奇。在更晚一些的地层中，虽然本土文物依然还有不少，但是刀叉的数量多了起来，而且还出现了某个印有字母的招牌和西方款式的香水瓶，而到最上方地层时，筷子几乎没有了，全部变成了刀叉，汉字也随之消失了，文物上的字符都变成了字母，你甚至在一个银质艺术品上发现了一个西方人的面部浮雕，除此之外，还有击剑的面罩和马术的靴子、各种油画颜料和《圣经》等明显带有西方文化印记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