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通过这些细节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出土的文物和地层关系或许可以推测，一开始，这个中国小镇里生活着中国人，后来，一小部分西方人抵达了这个小镇，并且把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带了进来，那些零星出土的刀叉就是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西方文化在这个小镇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势，到最后，生活在这个小镇的几乎全都是西方人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个小镇的主流，而当地的中国人则从这个小镇上消失了，西方人取代了中国人，实现了对这个中国小镇的人口置换。
如果上述的一切没有发生，那么筷子和附有汉字符号的文物将会是出土文物的主流，说明西方人没有对这个小镇实现人口置换，这个小镇一直生活着中国人。
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就如同这个小镇，不同的石器制作技术就像筷子和刀叉那样分别代表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从石器技术出现开始，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个别情况，如广西百色和河南三门峡等遗址外，基本上都没有发现阿舍利模式的石器。石器制作工艺大体来说是稳定不变的，百万年来都是原始的模式一工艺（奥杜威模式）一脉相承，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仅仅从石器文化上来看，中国地区的古人类并没有被西方来的人种置换过，这也为一些学者提供了部分证据，他们在此基础上结合化石等证据后，认为现代中国人是中国境内本土直立人连续进化而来的，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和分子人类学得出的现代人走出非洲的理论有所抵触。直到今天，人类学家依然在热切地探讨如何将两种不同的理论协调起来，目前多地起源附带基因交流的观点颇受关注，在之后关于智人的章节中，我们再详细探讨。
阿舍利手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线索，它们本身的结构也蕴含着更加深邃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认知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分析文物的形态和内涵来了解古人的认知水平和精神世界，而阿舍利手斧则成了很多认知考古学家热衷的研究对象。
比如，美国学者迪特里希·斯托特（Dietrich Stout）曾经借助神经科学技术监测过人类在制作石器时的脑部活动。在核磁共振仪等器械的扫描下，专家们发现，人类在打制奥杜威石器和阿舍利石器时，都激活了相同的大脑区域，只不过在制作阿舍利模式的石器时，大脑的右侧额下回也被激活了，通常这一区域是帮助人类调控多线程任务并且抑制不当行为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在制作阿舍利模式的石器时这一脑部区域要被激活，因为不加克制、毫无规划地乱砸一通，石器便不会被塑造出规范的手斧形态。
实验室的专家们还指出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种打制石器的长期训练，增强了白质纤维束在额叶和顶叶皮层特定区域的连接，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相比，人类大脑中与制造工具有关的神经回路要分布得更广。可以说，正是这种制作工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的认知模式，可见“劳动创造人”的哲学理论与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是部分契合的。
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制作工具时的规划能力，其价值和意义要深远得多。要想制作一件合格的手斧，直立人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做出一系列恰当的动作，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人们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做出一系列恰当的动作才能实现的呢？
语言。
要想发出清晰准确的声音，人们需要精准地协调唇、齿、舌、喉、咽等部位，任何一处不恰当的动作都可能使发音变形、表达混乱。同时，即使以上的动作都标准，也未必能够正确表达，因为一句话里的词汇需要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出现才能承载意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句话的含义很简单，这是因为字词是以正确的时间顺序出现的。
如果这句话变成“天门安京爱北我。”很多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了，这种对词句和概念进行时间规划的能力对于今天的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动物来说，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并不确定直立人是否有成熟的语言系统，也许他们只会咕哝两句或者嚷嚷两嗓子，但是百万年来石器制作技术对人类大脑的塑造，为后来的智人形成复杂的认知能力提供了基础和巨大的加速度，因为打制石器和组织语言的脑部活动区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
美与性
正如前文所说，阿舍利手斧本身是用来挖掘植物根茎和肢解骨肉的，本是一件用以克服匮乏的工具，但除了实用价值以外它还承载了巨大的意义。手斧除了反映人类认知水平的飞跃之外，还体现出了另外一种进步，那就是直立人已经有了对美的见解。
一块出土于英格兰诺福克的手斧直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那块呈泪滴状的手斧中间还镶嵌着一块贝壳。这种说法或许并不恰当，因为那块贝壳并不是后来被镶嵌进去的，而是原本就在石头上，后来一个直立人在四处游荡时相中了这块嵌有贝壳的石头，把它当作手斧的原料，并且小心翼翼地围绕着贝壳在其四周开刃，最后，一件中心镶有贝壳的阿舍利手斧就完成了，很多看到这块手斧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可以说，英国直立人已经活得十分精致了。
为什么说这块镶有贝壳的手斧体现出直立人对美的见解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人往往会偏好创造出那些有对称结构的东西，小到手斧，大到宫殿（大家不妨想想紫禁城的样子），这种左右两边沿着中轴线准确重复的形式会给人一种稳定感和秩序感，它意味着这件东西在被创造时，各种因素都是在制造者可控的范围内。如果一个东西严重不对称，或者形状乱七八糟，那说明制造者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而是勉强为之，那么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很糟糕，因此，人们下意识地将“好”和“对称”捆绑在一起，最终成为一种审美倾向。
这种审美倾向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比如：“那人的脸长歪了。”“你瞧这家具做的，两边都没对齐。”等等，这些语句虽然是在描述人和物的对称状态，但其中消极和否定的情绪却很明显，这说明，在我们的意识里，多数时候，对称才是符合审美标准的。
制作那件手斧的英国直立人不仅在石器结构上实现了严谨的中轴对称，甚至还有余力和闲情雅致围绕着一块贝壳开刃，这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进而展示自己高超的石器打制技术，这种行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答案很可能是关于性的。
自然界中有很多物种以性作为生殖手段。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中，雌性交出的配子（卵子）在体积和质量上要远远超过雄性的配子（精子），特别是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的雌性还会承受怀孕和哺育的压力，这使得雌性动物会在雄性动物之间进行精心的挑选，将那些健康、强壮、聪明的雄性个体甄选出来，以确保自己的后代在基因和生活境遇上都能获得保障。
由于雌性的生育周期长，生育成本高，所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与雌性繁育后代进而扩散自己基因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这也导致雄性之间的竞争和攀比无处不在。
早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就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雄性鸟类长着明显夸张艳丽的羽毛，并且时不时地向同类展示。这在19世纪时曾让很多学者感到困惑，毕竟大而长的羽毛并不能帮助雄性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甚至艳丽的颜色会让它们更容易暴露在环境中遭到天敌的袭击，既然这些性状这么消极，为什么还会被环境压力选择出来？按照目前学术界中一种常见的假说来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压制了环境选择，那就是性选择。
一只雄性鸟类即使长着夸张累赘的羽毛却依然能健康地活着，这说明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活力以抵消羽毛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其外部性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的健康程度。比如，如果一只雄鸟被寄生虫感染，那么它的身体发育就会出现问题，它的羽毛便不会那么长，颜色也不会那么艳丽，同时，寄生虫是有可能传给子代的，这会大大降低幼崽的成活率，而雄鸟自己的死亡率也会更高，这些情况会极大地提升雌鸟和幼崽的生存压力，并限制父母基因的扩散。相反，美丽的外表则象征着健康和长寿。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那些倾向于选择美丽雄性的雌性们所生下的后代也会有相对更高的成活率，久而久之，这种审美倾向也就伴随着基因而扩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