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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页

    尼安德特人群体B的某位成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水草丰美、猎物繁多的山谷,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山洞里一顿比划,急切地想要拉着族人回到那个山谷去看一看。由于他们的语言只能谈论“此时此地”的事物,而无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们很难描述出处于另外一个地方的山谷的样子,只能让其他同伴亲眼去看那个山谷。这样一来,知识传播的效率大打折扣,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那个山谷时,那里已经被迅速行动起来的智人群体A占领了,智人解决了食物匮乏的问题,尼安德特人则没有。

    场景二:

    智人群体A的某位成员狩猎时遭遇剑齿虎,他抡火把、耍长矛,总算死里逃生,惊魂未定地回到了部落,站在一块石头上,露出自己肩膀处的爪痕,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刚才的遭遇嚷嚷了一遍。智人有效的语言传播能力让群体A中的其他成员都明白了那里是剑齿虎的地盘,是狩猎时应该避开的危险区域。

    尼安德特人群体B的某位成员狩猎时遭遇剑齿虎,他又是嚷嚷又是扔石头,总算是死里逃生,惊魂未定地回到了山洞里,露出自己肩膀处的爪痕,上气不接下气地比划哭诉,洞里的其他同伴可能会对他表示慰问,可是他们粗糙且简单的语言却不足以说明前因后果,毕竟剑齿虎并不在“此时此地”。由于无法分享知识和经验教训,剑齿虎所在的区域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致命的威胁。

    这种知识在群体内的传播对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关于危险的知识会直接左右人类个体的生死,进而影响整个群体的平均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寿命上的差异会越发明显地体现出来,在之后我们会详细介绍。

    场景三:

    智人群体A的成员们正在部落里分割猎物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战吼,十几名陌生的智人男性手持长矛和弓箭冲了进来。部落A的成员们见状也立刻反应过来,拎起武器与外来者展开对峙。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部落A的年长者站了出来,询问入侵者首领的身份,双方交谈后得知,部落年长者与入侵者首领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于是入侵者首领命令手下纷纷放下武器,一场致命的仇杀化解于无形,双方既保留了尊严,又避免了流血。智人正是通过用语言讨论一个不在现场的人(超越时空),进而建立起了某种社会连接,群体之间的斥力被消解了。

    尼安德特人群体B的成员们正在山洞里分割猎物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战吼,十几名陌生的尼安德特男性手持石斧火把冲进山洞里。群体B的成员们见状也立刻反应过来,拎起武器和外来者展开对峙,双方大吼大叫、互相恐吓,没有精密的语言,没有高效的沟通,无法知晓彼此的身份,当然也不清楚对方的意图。双方就这么越走越近,最终,一场头发和牙齿横飞的搏杀开始了。

    由于尼安德特人没有精密的语言,所以他们很难建立复杂的社会组织关系,群体和群体之间引力相对较弱,斥力相对较强,使得他们很难维系一个大规模的群体并协同行动。而智人则不同,精密的语言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或者为众人所知的人,就算不在现场,也可以为个体或族群之间提供组织资源。可以说,智人正是通过精密的语言系统建立了一种人际关系的无形网络,大大减弱了智人物种的内耗,同时增强了协同性。

    这并不是我的想象,而是被人类学家观察到的事实。在人类社会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用“盘道”或强行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来化解冲突的例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曾经在自己的著作《昨日之前的世界》中描述过他在新几内亚雨林中所接触的原住民社会。在当地一个数百人的小型社群中,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社群中其他人的名字和样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他离开自己所属群体的核心活动范围时,就有可能遇到陌生人。这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假如对方人多,而我方只有一个人,那么最好知趣地转身离开,以免惹麻烦;如果对方落单,我方人数众多,对方也会识趣地回避;如果双方都是一个人,通常会各自走开以避免冲突。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不同族群的两个人撞上了,察觉到彼此的时候已经离得太近,来不及回避,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坐下来,报上自己或亲友的名字,开始“盘道”,说一些诸如“我是某某的亲戚”“我的某位朋友和某某关系很好”“你认识某某吗?”之类的话,以找到共同认识的人来建立联系。如果找到了,紧张的对立情绪就会立即消散,也就避免了一场武力冲突。

    戴蒙德教授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在非洲生活着一个民族——“昆族”,在他们的社会中,亲友关系的价值被智人用精密的语言更清晰、更夸张地体现出来。昆族人散居在保护区中,平日分成不同的队群,如果一个昆族群体遇到一个陌生人,那他们彼此之间会详述所有的亲友关系,如果有交集,双方便会消除戒备;如果发现这个陌生人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很可能会将其驱逐或杀死。

    这种盘道的方式极大地缓解了人类社会的消耗,减弱了群体之间的斥力。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恰恰在于智人精密的语言系统有着超越时空的特性,可以谈论并不在现场的人和事物。

    以上所假想的三种情景都很好地体现了语言的价值所在。语言使得更多的知识被更快、更广地在群体中传播,这些知识可以明确地告诉同伴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比如别去剑齿虎的地盘)。同时,精密的语言也为智人提供了宝贵的组织资源和人际连接,无形的社会关系网让不同群体之间的斥力大大减弱,不仅降低了冲突爆发的概率,而且在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中,团体之间还能够互相帮助和扶持,这使得智人建立更大规模的团体成为可能。

    消失的尼安德特人

    事实上,语言能力同样是人类为了应对匮乏压力而演化出来的。他们应对了某种环境中强烈的筛选压力,在险象环生的旧石器时代,更好地发扬上述两个语言上的优势,便有更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实现文化乃至基因的扩张。那么,什么样的人能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优势呢?

    足够长寿的人。

    这个答案或许让一些人感到意外,但其实逻辑很简单。一个群体里的最年长者通常来说也是人生阅历最丰富的人,他比年轻人去过更多的地方,遭遇过更多的危险,经历过更多的春夏秋冬,参与过更多的部落冲突,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活下来了,这样,他便可以把自己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传递给族群里的人。年长者也极有可能是群体中社会关系最复杂的人,因为更长的人生经历让他接触了更多的人,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同时他很可能有着更多次的繁衍,这意味着他会有更多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如果他的寿命足够长,那么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更加庞大。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在解决暴力纠纷的时候往往都会找个“老人家”出面主持公道,或者请“老爷子”出来说几句,无论是北京的混混们还是意大利的黑手党,都认同这个逻辑。在旧石器时代,智人并没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而是被分割成一个个成员小于150人的小群体。在这种情况下,长寿的个体在精密语言的加持下会给自己和所在的群体带来巨大的选择优势,久而久之,长寿者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人类学家们观察到了这一优势存在的直接证据,是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老人”更高频率地出现在智人中。

    确切来说,是“老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固定群体在智人中出现了。

    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实验室的陆艳博士和李辉教授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蕾切尔·卡斯帕里(Rachel Caspari),这位学者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李相熙教授(Sang Hee Lee)曾经专门研究过旧石器时代的“老年人”。今天,国际卫生组织将老年人定义为65周岁以上的人,但是在旧石器时代这个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根据卡斯帕里和其他学者的谨慎推测,在蛮荒的旧石器时代,30岁已经算是老人了。为什么是30岁呢?这需要从古人类的牙齿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