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突然迎来了一次降温，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这次降温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在中国北方对应的地层中，一些喜暖植物的花粉开始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冷杉等喜寒植物的花粉。再比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冰川环境与全球变化学家姚檀栋院士也在自己的文章中介绍了同一时期内由氧同位素线索记录下来的气候变动，一般情况下，空气中氧18的丰度与气温呈正相关关系，气温越高，氧18在空气中所占比例也越高，当携带着相应比例氧18的空气被冷冻进冰芯里或者固定在山洞中的石笋里时，其内部的氧18历史丰度曲线就会显示出过去千百年来的气温起伏规律。然而，无论是祁连山上的冰芯还是莲花洞里的石笋，其内部的氧18丰度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里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有过一次广泛的降温。除此之外，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畔这两个古老的农业种植区，也同样出现了降温现象，这很可能意味着4 000多年前的这次降温是全球性的，降温带去的干旱也使得上述两地的人们由于谷物减产而面临巨大的匮乏。当然，华夏的先民也感受到了显著的气候恶化，《墨子》中曾记载，在大禹生活的时代，日常粮食生产出现变故，社会也开始随之动荡（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气候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降温同样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当气温下降时，夏季季风会减弱，季风雨带将重新调整它的位置，黄河、淮河地区很可能迎来频繁的暴雨，其后果就是，黄河河道再也无法控制其蓬勃的水量，最终洪水四处蔓延，华夏大地一片汪洋。
通常认为，夏王朝建立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华夏文明之所以会在这个地区步入王政是由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从海拔高度来看，整个中国大致可以划为三级台阶，最高一级台阶在西部青藏高原一带，平均海拔在3 000~5 000米；最低一级台阶主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及东三省地区，平均海拔多在500米以下。4 000多年前，当气温骤降带来的剧变席卷全国时，最高一级台阶和最低一级台阶都将不再适合人类生活。
海拔最高的第一级台阶过于深入内陆，且有喜马拉雅山阻隔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当夏季季风减弱时，这一地区将长期被干旱和寒冷所笼罩，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环境承载力差，无法养育足够多的人口，而海拔最低的第三级台阶由于其地势太低并位于黄河下游，当洪水泛滥时，这一地区的人们会面临严重的内涝，生产生活自然无从谈起。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东西部的人们向中部地区迁徙成了更好的选择，因为那里既没有西部高海拔地区那些难以克服的恶劣环境，又可以免去东部低海拔地区的内涝之苦，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集中于中原地区，地少人多的匮乏困境也随之出现了。
匮乏会催生暴力，致命的匮乏会催生致命的暴力，在此起彼伏的屠戮和惨叫中，大团体吞噬小团体，强团体兼并弱团体，资源和权力被不断地集中和收敛，越来越多的人口也渐渐地被置于极少数人的主宰之下。就这样，在气候突变带来的巨大困境中，人口的大量聚集带来的量变终于引发了质变，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在气象学家看来，这一切之所以得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急剧转冷的气候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匮乏。为了应对这种匮乏，华夏社会终于实现了内部权力和资源的重新整合，轰然迈过了文明的门槛。
无论那场大洪水的起因是地震还是降温，在大自然不可忤逆的力量面前，即便是天纵之才也未必能有招架之力，不少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或许并非依赖于他个人的才华，他提出的疏导之法也未必能从根本上应对恐怖的洪灾。华夏先民之所以能够度过劫难继续向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自然渐渐平息了怒气。也许是堰塞湖的蓄水已经消耗殆尽，更有可能是4 000年前的那次降温终于告一段落，总之就在浩劫接近尾声之际，大禹接过了救灾的重任，之后便收获了民望，成为华夏的第一个王。
王者大禹并没有战胜山河，而是大自然亲手对他进行了加冕。无论怎样，勇敢睿智的他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也将会把上天赋予自己的权力一代一代地传递给自己的子孙。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切似乎应该世世代代延绵下去。然而，当他的子孙肆意挥霍上天赐予的权力时，另一个王朝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暗暗崛起了。
商王朝的故事开始了。
[1] 宋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
第10章
殷商的杀殉
1984年，一件盛放着人类头骨的青铜甗被偶然发掘，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对于殷商文化的追溯，商朝的血腥文明也逐渐浮出水面。
甲骨文现世
尽管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总是以夏朝作为数千年以来王朝迭代的开始，但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在说夏朝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就目前的学术进展来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仅仅存在于文献和典籍之中，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关于夏朝的学术论战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遗址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它的定年距今大约3 700年，从占地规模和基础设施情况来看，像是一个上古王都所在，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首都。
然而，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老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截至目前，学者们在当地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把二里头和夏朝联系在一起，所有关于夏朝的解释也都仅仅停留在猜测的阶段，这使得中华文明仿佛是从一片留白之中渐渐开始的。
如果我们回到典籍中去，追忆古人对夏朝的记载，便会发现，在夏朝末期，作为统治者的夏桀开始越来越疏于政事，整日沉湎于女色和酒精。统治阶级的昏聩荒诞往往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民众对统治者有着刻骨的仇恨，各地诸侯也不再臣服。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方式不再有共识时，夏朝也就渐渐失去了它内部的凝聚力。
就在夏王朝日薄西山，气若游丝之际，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商族开始渐渐崛起，在传奇领袖成汤的带领下，商族军队于鸣条之战中一举歼灭夏朝武装，擒获了夏朝最后一代君主夏桀，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寿终正寝，商朝开始了新的纪元。
在上古时代的中原大地上，传唱了400多年的古朴歌谣渐渐隐去，在接下来的五个半世纪中，以安阳为核心的广袤土地上将弥漫着鬼神的吐纳与巫师的呢喃。
今天，有不少学者认为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中国信史确凿无疑的开端，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在这里实现了精准的印证。然而从时间上来看，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殷墟才成为商王朝的都城，这样一来，整个中国可以被考古证实的文明史不足3 400年，和我们经常提到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存在着不小的出入。
但是，即便是这不足3 400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也备受疑古派学者和西方学者的质疑，胡适先生甚至曾经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可疑的。不得不说，在20世纪初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这些疑虑自有其时代烙印，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中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反求诸己的治学态度，随着民族苦难的加剧，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怀疑也越发剧烈，甚至喊出“废除汉字”这样疯狂的口号。
或许，正是祖先的在天之灵实在看不下去了，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决定“现身于世”，翻开这个民族被黄土深深掩埋的厚重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