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彼时的清朝刚刚在一场激进的政治改革中遭遇了挫败，全国上下一片肃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洋人和洋教在官府的妥协下不断地渗入这个古老国度的各个角落，激烈的文化冲突随之而起。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暴力运动便犹如野火一般烧到天子的脚下，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此时应该关注的，是一位老人的病情。
这位老人名叫王懿荣，1899年的时候他54岁，那一年，翰林出身的他在清朝的首都任职国子监祭酒，这个职位在今天相当于中央党校的校长。王懿荣本身有着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同时身居高位的他还有着足够的财力和社会关系可以搜集到各种古籍文物，这使他成为清末重要的金石学家。
1899年夏，王懿荣患了疟疾，经过诊断后，郎中开出了几方中药为他舒缓病情，当家里的下人从药肆回到宅邸后，带回的一方名叫“龙骨”的中药引起了王懿荣的注意，那是一些龟壳和牛骨的残片，但奇怪的是，其中一些残片上却布满了诡异的刻画符号，仔细看去，仿佛一些青铜器上的铭文。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立刻意识到，这味中药并不一般，上面的符号应该是比周代铭文更为古老的字体，如果这个推理没错的话，那么这些文字应该来自久远神秘的殷商，一个在当时依然被传说和迷雾笼罩的时代。
甲骨文现世了。
意识到事态的重大之后，欣喜不已的王懿荣立刻交代家中的下人去多多搜集这种带有刻画符号的“龙骨”，也使得这味中药的价格在京城水涨船高，这些骨头片之前在药肆按斤售卖，还常常无人问津，后来凡是带字的甲骨竟然涨到了“一字一金”的价格。有人回忆说，药肆老板将售卖甲骨的商贩引荐给王懿荣时，这位饱读诗书的大学者竟然兴奋地不顾斯文、赤膊迎客，足见他对这些甲骨的痴迷程度。
要想得到更多带有文字的甲骨，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溯“龙骨”的源头。在王懿荣一再的打探和追问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是“龙骨”和所有神秘文字的源头。
我相信，王懿荣先生一定深深地挚爱着那些上古文字，如果时局允许，他很可能会将自己余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这些龟甲和牛骨中，以窥探那些历代先贤都不曾涉猎的古早时代；如果时局允许，他甚至可以不断地搜集甲骨，然后整编成册，再传阅四方，以享受著书立说带来的荣誉和满足。
然而，时局不允许。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这是清朝《对万国宣战诏书》中的一句话，这部诏书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同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在北京保卫战中，王懿荣受命组织军民抵抗，这位学者穷尽一生所学都没能找到退敌之术，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军旗飘扬在烟火滚滚的京城街巷，悲愤交加的他回到宅邸，携家眷默然走向了深井的边缘。
“扑通……”阴冷幽怨的水声响起，王懿荣的故事结束了。
然而，甲骨文和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故事却依然在继续，在王懿荣死后的二十多年里，甲骨文的线索不断地将中外学者吸引到洹河一侧的小村落附近。1928年，殷墟的发掘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一个3 000多年前上古王朝的国都终于抖落了身上厚厚的黄土，重现于世。
北境的匮乏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放到公元前16世纪的河南。
在成汤消灭夏朝之后，商族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商王朝却五次迁都，直到公元前14世纪左右，商王盘庚才把首都迁移到了殷，即今天的河南安阳。直到商朝灭亡，殷一直都是其首都所在，所以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或者殷商。至于商族人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迁都，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三种观点颇受关注。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水患导致了频繁的迁都。在商朝早期的一段时间，中国地区再一次气候转冷，夏季季风减弱，锋面降雨带随之南移，黄河流域迎来了大量的降雨，在得到了充沛水量的补给之后，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广泛的水患，正如后世数千年里人们经常见到的那样。在这种灾害的侵扰之下，农业生产无从谈起，而农业的崩溃也意味着根本性的匮乏，建立在农业之上的社会也会随之倒塌。万般无奈之下，商朝人只有不断地选择新的宜居地，让生产生活回归正轨。
第二种观点认为，商族人不断地迁都是因为王朝内部出了问题，或者说他们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从周朝开始，中国王朝的王（皇）位交接方式以嫡长子继承制居多，国家未来的最高权力归属早在老一代君主去世之前已经安排妥当，这有利于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商朝毕竟是中国第二个王朝，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在商朝早期，最高权力的交接方式主要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这两种方式还会彼此掣肘干扰。哥哥死了，王位由弟弟继承，等弟弟也死了，那王位又该由谁继承？弟弟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还给哥哥的儿子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两支不同的血脉。中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都在反复地说明一个道理，在一个王朝中，最高权力的归属容不得任何的暧昧不清，否则，父子反目、兄弟相煎的悲剧就会随之而起。商朝早期很有可能就是如此，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自中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混乱的王位继承制度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风波，王位的竞争者和他们背后的拥趸者互相倾轧，暗自拆台，每换一位君主，便意味着人事任命的广泛变动和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王朝的首都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地更换的。彼时，商朝政权也如同夏朝灭亡之前那样，渐渐失去了内部的共识，诸侯不再臣服。直到盘庚把首都迁到殷地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渐渐成为主流，权力也终于找到了交替的正确方式，之后才有了殷商政权的稳定和扩张。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商人迁都的解释值得一提，那就是商朝迁都是由于一系列军事失利所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和水患之说有着相同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气候的剧变。当气候转冷时，黄河地区会迎来更多的降水，北方地区由于降雨带的南移会变得更加干旱，而由降雨量决定的农牧交界线也将会被重新划定在更南的位置。寒冷和干旱会极大地减弱北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饥寒交迫之下，凶狠的北方民族会面目狰狞地望向温暖的南方。从考古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在商朝早期清晰地看到北方青铜文化的扩张和南方商朝文化的后撤，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就这样被直观地展现出来。面对北方敌族的步步紧逼，商王朝内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任何应对失当都会触动各方势力敏感的神经，进而引发政权的动荡甚至君王的更迭，王朝的首都也伴随着最高权力的改弦更张而不断迁移。这种观点认为，是北境匮乏引发的军事压力间接导致了商朝的不断迁都。
相对来说，我更认同军事打击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历史中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甚至更加清晰直观的例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马帝国也面临着和殷商王朝一样的压力，在帝国的北境生活着诸多蛮族，这些蛮族凶悍尚武，一直是罗马的大患。风调雨顺的时候，蛮族会在北方安分地种植庄稼，但是当降水减少的时候，这些蛮族就会出现食物短缺的问题，匮乏的压力便会经由他们的战斧和怒吼转嫁到南方罗马人的头上。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安（Cornelius Christian）和他的同事在统计完罗马历史降雨量后，发现有两个数字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即降雨量和罗马皇帝被杀的概率。每当降雨量下降时，罗马皇帝被杀的概率就会随之上升，因为一旦降雨量减少，北境的蛮族就会因为匮乏而南侵，随之而来的军事压力会掀起一系列政治风波，皇帝稍有不慎就会命丧黄泉，要么像瓦伦斯那样死于沙场，要么像塞维鲁那样死于政变，这也意味着君主的任期会早早结束，如同商朝频繁迁都时的几位君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