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词源学也能看出人们对左撇子的偏见由来已久：dextrous（惯用右手的，手巧的）和adroit（灵巧的）这两个词的来源与右手相关，而sinister（邪恶的）、awkward（笨拙的）、gauche（粗鲁的）这些词的来源则与左手相关。实际上，sinistral这个形容词指的是左撇子的、左旋的（逆时针）。我们现在用ambidextrous这个词形容两只手一样灵巧，但它的意思其实是“两只右手”。天真的我们可能会期望在科学里看到更加理性的态度，但许多关于偏手性（习惯使用一只手的偏手倾向）的所谓的科学论断也一样无情。19世纪的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我们在本书中会经常提到他的著作）认为左手性、招风耳、窄额头等特征暗示了此人有天生堕落的倾向。甚至到20世纪40年代，精神病学家艾布拉姆·布劳还写道，左撇子“表现出来的，不外乎是婴儿般幼稚的抗拒性，属于一种堕落”。还有一种理论将这种“反常现象”归因于其母亲在孕期所经历的激素失调。
美国西南部的祖尼人对于偏手性的直觉理解可能要更加深刻。在祖尼人的神话传说中，身体的右侧代表浮躁和不安，左侧则象征着思考与启发。面对这些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观点，托马斯·赫胥黎不禁评论道：“当我们用现代手段对古老的传统进行严格查证时，它们往往会退变成一个个梦。而祖尼人的梦是相对清醒的，甚至能预兆现实，这是多么神奇啊！”祖尼人用心理二分法来看待镜像般的身体两侧，是十分有见地的。如今我们都知道，身体两侧分别由大脑的两个半脑所控制：左半脑更擅于分析，常以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按顺序处理信息，还控制语言，包括听、说、读、写的能力；右半脑看待世界的方式则更加全面，能够识别图案，包括人脸、旋律的结构、艺术作品的构成等。右半脑在确定整体时并不需要将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解和分析。我们的右手是由左半脑控制的，左手则是由右半脑控制的。荷兰艺术家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在其著名画作《画手》中描绘了身体两侧的互相依存性：左手画右手，右手画左手。
有关偏手性来源的理论也层出不穷，比如柏拉图提出的“愚蠢的奶妈”理论，又比如这一观点：被抱在母亲心脏附近的新生儿很少哭泣。确实，和我们的远亲灵长类动物一样，我们总是把孩子抱在左侧。不过，胎儿和新生儿更喜欢他们的右侧肢体，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举例来说，我们从超声图像可以看到胎儿吮吸右手大拇指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吮吸左手大拇指，这个现象早在胎儿还只有13周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并且会一直延续到哺乳期。虽然测试结果并未确证这一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解释偏手性的理论，是以右手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的相对自由性为基础的。在出生前的几周里，大约有75%的胎儿能够自如地将右手伸向母亲的腹壁，而左手则被限制在母亲的脊椎以内。
和龙勃罗梭一样，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左撇子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不过，这种病理学主张无法解释有关左撇子的所有迹象，同样地，单靠环境影响论也无法得到全面解释。与身体诸多特征一样，导致偏手性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胎儿时期或者出生过程中发生的某些问题或许可以解释一小部分左撇子现象，但其实多数左撇子是遗传的，而且女性左撇子要比男性多出2%，当然左撇子的比例还具有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性。全球约有85%~90%的人都是右撇子。毫无疑问，偏手性必然与基因有关。如果你是左撇子，那么你的孩子遗传左撇子的概率要高于其他人，不过这个概率也不过是50%。但是，不管是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影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要比父亲大——左撇子母亲生出左撇子孩子的概率要远高于左撇子父亲。
有趣的是，为何左撇子在人群中如此罕见呢？目前，人类正试图通过基因制图和大脑两半球的功能不对称性来解释这个问题。
此外，偏手性并非为人类特有。和许多其他特征一样，人们常误以为偏手性是人类独有的，并且声称它们象征着人类在动物界的尊贵地位。1905年，英国社会活动家约翰·杰克逊创立了“双手文化社团”。他认为：“双手兼用，百利而无一害！”杰克逊希望人类可以恢复至双手兼用的自然状态，正如他在动物园里所观察到的类人猿那样。“为什么现在就无法拥有无比灵活的双手呢？为什么人类不能恢复双手兼用呢？”
正如柏拉图对人类双手同利性的错误认识一样，杰克逊对于动物双手同利性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或许他在动物园的观察本该更加细致。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圈养黑猩猩的偏手性，随后才开始研究野生大猩猩。研究发现，一半大猩猩惯用右手，另一半则惯用左手；而惯用右手的黑猩猩似乎要稍多一些。许多其他动物也展示出偏好某一侧的特点：鱼类通常喜欢转向某一侧游动，一些两栖动物总是用同一只脚去试探或者移动物体。克里斯·麦克麦纳斯在其2002年出版的《左手，右手》一书中，用生物学和物理学解释了偏手性。书中讲述了12世纪中国皇帝宋徽宗的一个故事：画师画出了御花园里的孔雀的写生图后，宋徽宗指出了一处错误——画中的一只孔雀正抬起右脚，迈上花坛。宋徽宗说道，孔雀登高时，总是先抬左脚的。
需要强调的是，偏手性其实是宇宙结构一个非常基础的特点。有一个自然现象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人类所知的第一对暹罗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是由一个未能完全分裂的受精卵发育而来，通常具有对映形态（镜像性）。1811年，昌和恩于泰国暹罗出生，不过他们的父母是中国人。昌和恩具有和普通连体人一样的特征：他们的手腕相连，两个人的身体结构完全对映，就连头皮上的头发也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生长的。昌的左手指纹和恩右手的指纹要比和自己的右手指纹更加接近。另外，昌是右撇子，而恩则是左撇子。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中，创作了“俄狄浦斯”这一杀父娶母的艺术形象；到19世纪，精神分析的先驱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比喻一种心理疾病。远隔两千余年的文学和科学进行了镜像式的呼应。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描述了现代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一个悖论——镜中世界和万物颠倒。这种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呼应，本身也具有镜像性。
生物的偏手性会带来一系列奇怪的影响，而比这更有趣的是非生物体存在的“偏手性”。非对称性是一条自然法则。大多数盘绕于枝条或者其他植物上的藤蔓植物总是向右旋转缠绕，少数向左旋转，这便是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偏手性”。之所以被称为“偏手性”，是因为这种现象首先是在人类身上观察到的，但实际上，自然界有许多现象都体现出向左或向右的倾向性，甚至连亚原子这样的微粒也是如此。从专业角度来说，自然界这种对左侧或右侧的偏向性被称为手征性（chirality）。这个词和原来提到的手相术（chiromancy）一样，也是源于希腊语cheir这个词，意为“手部”。手征性几乎随处可见，就连生物分子也存在这种现象。蛋白质分子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不对称的手征性，才得以形成螺旋式的氨基酸多肽链。而DNA双螺旋结构本身也存在一种偏向，这种螺旋总是向右旋转，原因显而易见，两条主链只有具有相同的偏手性，旋转时才能完全吻合。
物理学家还探测到原子核弱反应有左旋与右旋之分。同一组原子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从而形成空间结构互异的分子。虽然其中只有一种连接方式具有实际功用，但大多数的生物分子都呈现出镜像结构。想知道这种镜像颠倒会对化学反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只需将双手手掌相对，置于眼前即可，因为它们即是对方的镜像。如果你把双手同向叠放，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吻合的，这就是左右手的手套没有办法混用的原因。同样地，原子之间也以对映体的方式结合，最后形成成对的镜像结构。至于这种结构究竟是左旋（L）还是右旋（D），则取决于偏振光被偏转的方向。你在一些膳食补充剂上看到的神秘首字母，譬如L-lysine（左旋－赖氨酸）指的就是这种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