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哺乳图的各种变体都有各自的渊源。在罗马神话中，皮斯塔斯神是爱与仁慈的化身。有些文字和艺术作品将她描绘成一个丰腴的、正在给年长的父亲或母亲哺乳的少妇。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转述了历史学家马克西姆斯讲过的故事：
一个地位低贱的平民少妇刚刚生下孩子，得到许可去看望被关在监牢里的母亲。进牢之前，看守对她严加搜身，以防她偷带食物。后来发现她用自己的乳汁给母亲哺乳。
老普林尼说，在这一善举的发生地，罗马人建起了一座神殿，以表彰女子的“孝母行为”。长期以来，这种故事被归为“罗马仁爱”之列，在文艺复兴时期，它们被看作“基督教博爱”的体现。在许多作品中，女儿哺乳的对象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对于这一性别转换，亚鲁认为，它带上了乱伦的色彩，因而玷污了孝行。在17世纪荷兰画家施托梅尔的画作《罗马仁爱》中，年轻的女儿和年老父亲之间的巨大年龄差，给人以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在约翰·斯坦贝克于1939年出版的小说《愤怒的葡萄》的结尾处，上述意象得到再现。在最后一章中，饱受苦难的乔德一家遭遇暴风雨，在一处谷仓暂且安身。尽管全家人穷困潦倒，但是谷仓内还是收留了一位境遇更惨的人——一个快要饿死的中年男人。在故事中，乔德一家和其他西进的俄亥俄州移民一样，一直在与残酷的自然界抗争，与无情的雇主和地主抗争。斯坦贝克通过使用神话意象暗示读者，受压迫的人们只能相互帮助，彼此给予物质支持和精神寄托。这一意象出现在小说的最后：少妇罗斯产下死胎，乳汁丰盈，她把那个垂死男人的头放在膝盖上，用自己的乳汁喂他。
在古代神话没落很久以后，兴起了一个思想派别——弗洛伊德学说。该学说仍然使用神话意象，但对自然哺乳行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如今，虽然语言学界仍然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教条主义隐喻术语津津乐道，但作为治疗方法的心理分析却已式微。虽然弗洛伊德首创的“性学版图”引领了人们的探索之路，但其结果却被无知和幻想扭曲了，对任何一个没有路标的大陆进行探索都会遭遇类似的境况。现在，人们常把弗洛伊德本人描写成一个奸诈的、只顾及个人喜好的自大狂。但是在整个20世纪，他有关乳房的论述对思想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仍是无人能及。
弗洛伊德神话中两个占统领地位的神是阴茎和乳房，他对身体这两个部位的关注比对阴道和阴蒂多。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是“坏男孩的器官”，弗洛伊德自己的这一器官就有很多麻烦。他坚信：男孩害怕阉割，这种恐惧心理会一直折磨着他们；女孩则因羡慕、渴望她们兄长的阴茎而难以入眠。亚鲁写道：“然而，乳房像一个半遮半掩的女神雕像，告诉人们，它很久以前就待在那里了，魅力从未减退。弗洛伊德一直认可乳房的重要性，当然对阴茎的重视也从未减少过。”对弗洛伊德有关女性性征的论述，亚鲁戏谑地说，让我们沉思片刻，想一想假如没有“乳房渴望理论”，心理学将会怎么样。
像大多数神话一样，弗洛伊德学说中也需要“男神”和“女神”。在早期，乳房在弗洛伊德的“万神殿”中具有至高如上的地位。在他晚期的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中，弗洛伊德用惯常的自信语气说道，乳房和哺乳构成了“所有后续的爱之关系的原型，不论性别皆是如此”。诗中出现的苹果、睡梦中的鸟儿啄咬女人的嘴——无一不在隐秘地模拟“哺乳行为”，以及这一行为带来的持续终生的快感。借用灵活机巧的修辞，弗洛伊德甚至宣称：不管人们幼时是吸吮过母乳，还是由奶瓶喂大，或者根本没有得到过母爱，人类成年后无一例外都在体验着不能再与乳房亲密接触的痛楚。精神分析师认为有没有吃过母乳应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几十年来，他们的标准提问是：“母亲是否亲自给你喂过奶？”然后手拿钢笔，等着分析对象给出答案。
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心理有5个发展阶段，其中之一是口欲期，它由婴儿吸吮乳汁发展而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随处可见。美国历史学家德莫斯于1970年发表论文《17世纪新英格兰巫术的隐含内容》，他在文中推断说：
在有关女巫的历史记录中，“口头内容”起到了突出作用。在“女巫大审判”中揭露的巫术，扰乱人心，令人瞠目，那些巫师一定在人格发展的最初阶段经历过某种创伤。此处很适合插入一些有关早期新英格兰人母乳喂养的信息：他们断奶的方式可能非常残忍。
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母亲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亲自给孩子哺乳，于是就把新生儿交给乳母。乳母通常来自社会底层。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法国，再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直存在有关乳母的记录。父母给婴儿找乳母的动因非常多样。有的是因为母亲病亡，有的则因为雇请乳母可以象征社会身份。另外，在历史上还曾不断地出现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不给孩子哺乳，乳房的吸引力就会保持得更长久——特别是在崇尚小而坚挺的乳房的时代，这一观点更加流行。美国心理学家瑟若在《母性迷思》一书中写道：“曾经盛极一时的雇请乳母的做法，到今天几乎已难觅踪迹，这看上去挺离奇的。乳母喂养似乎已经从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此有矛盾心理。”曾经雇得起乳母的社会阶层因为可靠的瓶装奶的发明，也不再请乳母了。
虽然一度盛行，但是乳母喂养一直颇有争议。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医生布兰卡特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让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任由自己的乳汁干涸，这样的人不配做母亲。”布兰卡特的一位医生同行贝弗维克诘问道：“什么样的母亲才不给自己的孩子喂奶呢？一个纯粹的母亲，怎会让自己无辜可爱的孩子冒这种风险？”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先驱卢梭确定地宣称：“母亲应该亲自哺乳……女人在这方面的责任无可置疑。”当然，大多数这样的话都是由男性作家所写的，他们常告知女人们应该怎么做。大多数人都认为母乳喂养非常重要，从实际角度看，这种看法不一定总有道理，但至少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该观点正确无疑。当时还没有细菌致病论，有关母亲抗体的相关知识也不具备，布兰卡特等医生将问题描述得更加简洁：“孩子已经习惯于妈妈的喂养。”当时，荷兰风俗画将先前哺乳的圣母形象提升为奉献于普通家庭的妇女形象。普拉在《消费激情》一书中描述了乳母的卫生标准和品行标准是怎样的：“《公牛选择乳母的规则》这本书建议，要像研究母牛一样仔细察看所有的候选人——她们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况如何，舌头的洁净度如何，脸色如何，乳房是否结实、坚挺，最重要的是看她们是否品行端正、为人良善。”
1906年，安布罗斯·比尔斯在他编纂的《魔鬼词典》中，用讥讽的口吻对“哺乳动物”重新定义，对乳母喂养进行了讽刺，他说：“哺乳动物，名词，脊椎动物科属，雌性给幼崽哺乳，但是当她们文明起来、开化以后，就把幼崽交给奶妈或用奶瓶哺乳了。”虽然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公然地反对乳母喂养，但是有人认为，过去曾经流行的乳母喂养应该对现代儿童发展和养育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瑟若写道：
米开朗琪罗、朱丽叶、郝思嘉、丘吉尔全都有过乳母。雇请乳母不是需要遮遮掩掩的事。在不同的时代，欧洲的城市人家大多给初生婴儿请过乳母。这种做法，即使是善意而为，看上去也和今天的心理学家、儿童专家和绝大多数普通人最崇尚的母爱观背道而驰。
问题的关键是看乳母喂养这件事是否会带来良好的养育效果。乳母喂养过的婴儿，长大后也可能具备极强的立足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亲自哺乳对孩子日后发展的益处就小。令人难过的是，许多有过乳母的人会碰到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折磨他们一生的被抛弃感，与人进行情感和身体接触时的抵触感。瑟若举的例子只能说明雇请乳母曾是普遍现象，但很难证明它具有积极作用。众所周知，米开朗琪罗性格执拗、情绪多变；丘吉尔对人冷漠疏离、好胜心极强。朱丽叶和郝思嘉都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但是二人的行为都极具象征性，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年轻的朱丽叶自杀，而郝思嘉也称不上是爱孩子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