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甚至在他们的政治家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中推崇这种品德。当一个有实力的赛跑者来到斯巴达，吹嘘他用一条腿站的时间比任何国人都长时，人们就会把他赶出城去，因为他所自豪的成就是任何笨人都能取胜于他的。
“那很好嘛，”你会说，“专注于中庸和完美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品德，可是在古代，为什么只有希腊人才养成这种品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专门谈谈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人民，始终是住在遥远的阴暗宫殿里的统治者的“子民”，广大百姓是难以见到高高在上的神秘的统治者的。而古希腊人则不然，他们是100多个独立的小“城邦”里的“自由民”，最大的城邦里的人口也比一座现代大型村庄里的居民还要少。当住在乌尔的一个农夫说他是巴比伦人时，意思是说，他是向当时某个西亚的统治者纳贡的成百万人中的一个。但是当一个古希腊人骄傲地说，他是雅典人或者底比斯人时，他指的是一个小镇，那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国，那儿没有某个人做主，而是听凭市场上人们的意愿。
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他的祖国就是他的出生地，就是他在卫城的危险岩石中玩捉迷藏度过童年的地方，就是他与成千的男孩女孩一同长大成人的地方，他对他们的小名熟悉得如同你熟悉你同学的外号一样。他的祖国就是他的父母安葬之处；就是在那座高大的城墙之内的小房子里，他的妻子儿女安居在那儿。那是一块不过一二百亩的遍布岩石的土地，却是他们活动的全部天地。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样的环境会对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言行产生影响吗？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人民是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消失在群体之中。而古希腊人则始终与他的环境密切接触，从来都是一个人人相熟的小镇中的一员。他感觉得到他的聪慧的邻居在注视着他。无论他做什么，不管是写剧本、雕刻石像抑或编写歌曲，他都一直记着，他的努力定会受到家乡所有自由民的评判，因为他们个个都精通此道。这种认知要他追求完美，而他自幼便被教导的“完美”，离开中庸是达不到的。
在这样严格的“课堂”中，古希腊人在很多事情上成就卓越。他们创建了新的政府模式、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艺术理想，使我们始终无法超越。就是在比现代城市四五个街区还要小的村落里，他们完成了这些奇迹。
看看终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当时的世界。战争一停，他就决定将真正的希腊精神惠及于世。他将这种天赋从小城镇和小村落中带走，试图在他的新建帝国的广大领土上遍地开花结果。可惜，希腊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庙宇等熟悉的景观，离开他们自己的弯街小巷中熟悉的声音和气味，马上就丧失了他们为自己城邦的荣誉劳作时，那种激励他们动手动脑的中庸之道所带来的愉悦和非凡的感受。他们成了低劣的工匠，只满足于二流作品。古希腊小城邦丧失其独立并入一个大国之日，就是古希腊精神灭亡之时。而且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复兴。
15
古希腊人的自治政府
古希腊人是最早尝试自治的艰辛的实验者。
起初，所有的希腊人一概贫富均等。每个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牛羊，他的土屋就是他的堡垒，他可以随意来去。每当需要讨论事关公众的问题时，全体居民就聚集在市场。村中的一位长者被选作主席，其职责是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遇有战争，一个特别勇武和自信的村民就会被推举为指挥官，但战争危险一过，曾经自愿赋予他领导权的同一群人也同样有权剥夺他的职务。
不过，村庄逐渐发展为城市。有的人勤劳，有的人懒惰。一些人不走运，另一些人在与邻人交往中公然欺诈并聚敛起财富。结果，城里人不再由同样富足的人组成，相反，居民中有了一小批富人和一大批穷人。
还有一种变化。原先懂得率众获胜而被众人拥戴为指挥官的“领袖”或“君王”消失了。其地位被贵族取代——他们是一批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有了过多农场和土地的富人。
这些贵族比普通的自由民享有更多特权。他们能够在东地中海的市场上买到最好的武器。他们有许多闲暇可以练习格斗的技巧。他们住在牢固的宅邸里，还能够蓄养士兵为他们作战。他们彼此之间经常为争夺城市的统治权而吵个不休，获胜者便会取得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权来统治全城，直到他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杀死或驱逐。
这种靠军队维护统治的国王被称作“暴君”，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时，希腊的每一座城邦都在一段时间里被这样的暴君统治，顺便指出一点，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出类拔萃的能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事毕竟是难以容忍的。于是便有了进行改革的尝试，有记载的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就由此产生。
早在公元前7世纪，雅典人便决定清洗一下政坛，让自由民大众在政府中享有当初爱琴海先人获准拥有的发言权。他们要一位名叫德拉古的人为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保障穷人不受富人的逼迫。德拉古着手工作。可惜的是，他是个专门从事法律而大大脱离日常生活的人。在他的眼里，罪行就是罪行，待他完成制订律条后，雅典人发现德拉古的法律过于严苛，无法实施。依照这一新体系的法理，处死罪犯的绞索都不够用了，因为哪怕偷盗一个苹果都要被处以极刑。
庙宇
雅典人四下寻找更为人道的改革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最能够胜任的人。他名叫梭伦，出身于贵族之家，曾经周游世界，研究过许多外国的治国形式。梭伦经过对这一课题的仔细研究，给雅典人提出了一套符合希腊特色中美妙的中庸之道的法典。他尽力改进农人的条件而又不损害贵族的兴旺，因为贵族如同士兵，对国家做出了（或者确切地说，能够做出）重大奉献。为保护较贫穷的人群不受法官欺凌（法官总是选自贵族，因为他们可以不要津贴），梭伦制订了一项条款，允许蒙冤的市民向30名雅典同胞组成的陪审团申诉。
一个希腊城邦
最重要的是，梭伦迫使普通自由民对城市事务产生直接、切身的兴趣。他们不再能够借口“噢，我今天太忙”或者“下雨了，我还是待在家里吧”而闭门不出。法律指望他们尽自己的本分：出席市政厅的会议，为城市的安全和繁荣克尽己责。
这种“平民”参政的理念通常算不上成功，空谈太多。谋求公职荣誉的对手，彼此之间仇恨与诋毁太多。但毕竟教导了希腊人民谋求独立和自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6
古希腊人的生活
古希腊人是如何生活的。
你可能会问，若是古希腊人总是奔波于市场商讨国是，他们又如何能有时间照看他们的家庭和生意呢？我将在本章中为你作答。
每座希腊城邦都由一小部分生来自由的市民、大量的奴隶和零星的外邦人组成。但在一切政务中，希腊的民主政府只承认自由民这一组人群。
只在少有的短时间里（通常在战时，这时男人都投军了），希腊人才肯授权给他们称作“野蛮人”的外邦人。但这是例外。市民身份是个出身问题。你之所以是雅典人，是因为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在你之前就已经是雅典人了。然而，你身为商人或士兵，无论贡献多大，如果你的父母生来不是雅典人，你到死都是个“外邦人”。
因此，希腊的城邦只要不由国王或暴君统治，就由自由民治理，为自由民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支人数五六倍于自由民的奴隶大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相当于我们现代人要养家糊口和付房租一样，是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奴隶们要担负全城的烹饪菜肴、烘烤面包和制作烛台的全部工作。他们做裁缝、木匠、首饰匠、学校教师和会计员，他们要照管店铺和手工作坊，使主人们得闲去参加公众会议，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者到剧场去观赏埃斯库罗斯[1]的新作，或者听取对欧里庇得斯[2]革命见解的讨论——他竟然敢对宙斯的无上权威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