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西方世界满怀热情但极不文明的基督徒，开始与东方古老的教义直面相对了。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着平和的佛像或者注目于孔子可敬的肖像时，丝毫不知该如何看待这些面带微笑、值得尊敬的遥远的先知。他们轻易地得出结论：这些莫名其妙的神灵不过是恶魔的化身，代表的是偶像崇拜和异教邪宗，不值得真正的基督信徒的尊敬。只要佛教和儒家的精神看似干扰了香料和丝绸的交易，欧洲人就用枪炮子弹来进攻“邪恶势力”。这种体制具有某种确定无疑的恶劣影响，留下了不快的敌意印象，对不久的将来毫无益处。
伟大的道德领袖
[1] “金律”一说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意思接近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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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人类的进步最好比作一个始终前后摆动的巨型钟摆。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的冷漠和对文学艺术的热衷之后，便是对文学艺术的冷漠和对宗教改革的热衷。
你们当然听说过宗教改革，能够想到的应该是一伙为数不多但勇气十足的朝圣者，越过重洋去追求“宗教崇拜的自由”。不清楚在历史进程的哪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我们这些信奉新教的国度，宗教改革逐渐代表了“思想自由”的概念。马丁·路德是这一进步的先锋式领袖人物。但是，当历史不仅是对我们光荣的祖先的一系列溢美之词，而是要用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的话来说，我们要竭力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许多历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人类的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好或彻底坏的。很少有什么事情非黑即白。给出每一个历史事件好坏两方面的全面的真实记述，才是一位诚实的编年史家的职责所在。由于我们都有个人的好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做到尽量公允，而不要让自己的偏见影响过大。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成长在一个地道的新教国家的地道的新教中心，直到25岁，都始终没见过天主教徒。我刚遇到他们时，感到很不自在，甚至还有一点担心。我知道，在阿尔巴大公为了拯救皈依路德教派和加尔文异端教派的荷兰人时，曾对成千上万的人施以火刑、绞刑和肢解，那就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故事。那些事仿佛就发生在前天，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也许会有另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1]，小小的可怜的我会穿着睡衣被杀害，尸体会被抛出窗外，如同高贵的柯利尼将军[2]的遭遇一样。
多年之后，我已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寓居数年。我发现那里的人民与我的同胞同样聪慧，而且要愉快、宽容得多。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开始注意到，在回顾宗教改革时，还要看到天主教的一方，而且不该亚于新教的一方。
当然，16和17世纪的善良人们都是亲历过宗教改革的，他们不会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总是对的，而敌人总是错的。当时的问题就是谁执行绞刑抑或被处以绞刑的生死对立，双方都愿意行刑。这本是人之常情，不必指责。
当我们回顾1 500年的世界时——那个年头便于记忆，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一年查理五世出生。中世纪的封建无序状态已让位于好几个高度统一的王国。其中最有权势的君主是伟大的查理五世，1 500年时他还是摇篮里的婴儿。他的外祖父是斐迪南，外祖母是伊莎贝拉；祖父则是哈布斯堡王族最后一个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利安，祖母是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大胆查理是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公爵，曾战胜法兰西，却被瑞士的独立农夫们所杀。查理这个孩子成了一大片领土的继承人，这些土地来自他的父母、双方的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姨姨以及表亲，分布在德意志、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他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所有殖民地。也是奇怪的命运在嘲弄吧，他出生于冈特的一座佛兰德斯的城堡，恰好是德国人在最近一次占领比利时期间用作监牢的同一处地方。尽管查理身兼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接受的却是佛兰德斯人的教育。
由于其父已故（据说是被毒死的，但未被证实），其母又失去神志（她携带亡夫之棺遍游其领地），这孩子就留给他严厉的姑妈玛格丽特抚养。查理被迫统治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上百个其他民族，却成长为佛兰德斯人和天主教的忠实儿子，但对宗教的不宽容心怀反感。他从孩童起直到成人，一直很懒散。然而当世界处于宗教狂热的骚动中时，命运却要他来治理。他时常奔波于马德里到因斯布鲁克，布鲁日到维也纳之间。他生性热爱平和宁静，却总是处在战争之中。我们看到，他在55岁的时候，怀着极度痛恨和厌倦的厌恶心理背弃了人类；3年之后，这个疲惫不堪和极其失望的老人辞世了。
查理皇帝的事情就讲到这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势力的教会怎么样了呢？从中世纪初期，教会就发动征讨异教徒的战争，教导人们过虔诚和正直生活的好处，可是到此时，教会已发生巨变。首先，教会太富有了。教皇不再是一群贫困的教徒的牧师。他住在宏伟的宫殿里，身旁围着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的文人。他的教堂和祈祷室挂满了新画的圣像，画上的圣者看上去更像希腊诸神，严格地说很没必要。教皇用于公务和艺术的时间分配得很不均衡，公务只占用了他百分之十的时间，其余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用在了观赏古罗马雕像、新发现的希腊古瓶、设计新的夏宫的蓝图，彩排一出新戏等事务上了。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们纷纷效仿教皇的做派，主教则尽力模仿大主教，只有乡村教士还忠于己责，他们保持着自己的高洁，远离邪恶的尘世和对美与乐的异端爱慕。他们也避开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似已忘记简朴与贫困的古训，大胆地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不招致太多的社会流言即可。
最后再说说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子比先前好过多了。他们更兴旺了，住房也好了，孩子进了较好的学校，所在的城市比原先更美了，他们的火器与宿敌似可以相匹：那些豪强们几百年来对他们的生意课以重税。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们，就说这么多吧。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文艺复兴对欧洲的作用，这样你就会理解，学术和艺术的复苏何以会继之以对宗教兴趣的复苏。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然后传到法兰西。在历经500年同摩尔人作战之后，西班牙人变得心胸狭窄，对一切宗教事务十分狂热，因此文艺复兴在那里不够成功。文艺复兴的圈子越扩越大，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变了味。
北部欧洲的人生活在酷寒的天气中，对生活的看法与其南方邻人差别迥异。意大利人在明媚的天空下过着户外生活。他们容易开怀大笑，尽情歌唱，享受快活。德意志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过，静听着雨点敲打着他们温馨的斗室里紧闭的窗子。他们不苟言笑。他们把一切都看得更加认真。他们时时意识到他们不朽的灵魂，不愿意取笑对于他们来说神圣的事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部分，书籍啦、研究古代作家啦、文法和教科书啦，倒是使他们兴致勃勃。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成果之一的大力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异教文明，则令他们谈虎色变。
然而，罗马教廷和枢机主教团几乎清一色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已经把教堂变成了欢乐俱乐部，人们在那里讨论艺术、音乐和戏剧，很少谈及宗教。这样，严肃的北方和更开化随意的南方之间的裂痕就变得越来越大，不过，似乎没人觉察到南北之间的裂痕会有威胁到教会的危险。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说明了宗教改革为什么发生在德意志而不在瑞典或英国。德意志人对罗马怀怨已久。皇帝和教皇间无休止的争论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深仇大恨。政权落在强势国王手中的其他欧洲国家，统治者往往能够保护其臣民免受贪婪的教士之欺。但在德意志，形同虚设的皇帝治下是一群不安分的小诸侯，善良的市民更直接地遭受主教和教士的摆布。这些高级教士竭力为文艺复兴时期历任教皇所嗜好的巨大教堂搜刮钱财。德意志人觉得自己在受骗，自然就心怀不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