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维也纳会议
这次圆舞曲式的会议上的第三个主角是沙皇亚历山大。他是由他的祖母——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宫廷中抚养成人的。那个精明的老妇人教导他一生要以俄国的荣誉为重，而他的私人教师——一个崇拜伏尔泰和卢梭的瑞士人，则给他灌输了满脑子的人性之博爱。在两种不同的教导中，这个男孩成长为既是自私的暴君又是伤感的革命者的奇怪组合。他在他的疯父保罗一世在世时曾饱受侮辱。他也被迫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随后形势发生了逆转。他的军队为联军赢得了那天的胜利。俄国成了欧洲的救世主，那个强大民族的沙皇被公认为是治愈了世界的多种疾病的半神人物。
但亚历山大并不十分聪明。他不像塔列朗和梅特涅那样了解世间的男男女女。他很虚荣（在那种情况下谁又能不虚荣呢？），而且爱听大众的掌声。当梅特涅、塔列朗和非常能干的英国代表卡斯尔雷围坐在桌旁，边饮着一瓶匈牙利产的托考伊白葡萄酒边决定到底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就成了大会瞩目的主要人物。大家需要俄国，因此对他礼貌有加，不过他亲身参与会议的实际工作越少，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支持他提出的神圣同盟的计划，这样就会让他忙得脱不开身，别人就可借机做手头的事。
亚历山大是个社交人物，喜欢参加聚会和会见。逢到这种场合，他就乐不可支。可是在他的性格中还有极其不同的一面。他竭力想忘掉他忘不掉的事。1801年3月23日夜里，他坐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中，等候其父退位的消息。但保罗拒绝在那些醉酒的军官们摆在他面前桌上的文件上签字，他们一怒之下把一条围巾缠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之后他们下楼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是全俄的沙皇了。
那个恐怖之夜的记忆，长期保存在这个十分敏感的沙皇的心里。他一直受教于由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任教的学校，他们不信上帝而相信人的理智。但是理智本身无法平息这位沙皇内心的尴尬。他开始倾听和观察，试图找出一条调整自己良知的出路。他变得十分虔诚，并对神秘主义感兴趣，那种对神秘和未知事物的莫名其妙的热衷，和底比斯及巴比伦的庙宇一样古老。
伟大革命时代的巨大热情，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影响了当时的人民。经历了20年的忧虑和恐惧的男人和女人都不再那么正常了。门铃一响，他们就会跳起来，因为那可能是独子“在光荣的战场上殉职”的噩耗。革命的“兄弟情谊”和“自由”在伤心透顶的农民的耳中不过是空话。他们要抓住哪怕是与可怕的生存问题有关的任何东西。他们在悲惨的境遇中很容易上当受骗：一大批装作先知的人向他们传布从《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挖掘出来的含义不明的段落充当神奇的新教条。
1814年，已经咨询了一大批神迹医生的亚历山大，听说一个新的占卜女人预言了世界末日的来临，并告诫人们及时改悔以免为时过晚。所说的这位冯·克吕丹奈尔男爵夫人是一名俄国妇女，年龄和名声都不好说，她原先的丈夫是沙皇保罗时代的外交官。她曾挥霍她丈夫的钱财，还因奇特的风流韵事使丈夫蒙羞。她就这样过着放荡的生活，直到她的精神失常，有一段时间疯疯癫癫的。后来由于一个朋友的突然死亡而皈依宗教。从那以后她就蔑视起一切娱乐活动。她向她的鞋匠忏悔了先前的罪孽，那人是摩拉维亚教派的虔诚兄弟，是于1415年被康斯坦茨会议以异端罪名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约翰·胡斯那位先前的宗教改革家的追随者。
之后的10年，男爵夫人住在德意志，从事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的特殊任务。要劝服欧洲的救世主、沙皇亚历山大认识错误是她一生最大的抱负。而亚历山大内心备受折磨，也一心要聆听可以给他一线希望的任何人的说教。双方一拍即合定好会面。1815年6月4日的晚上，她被带进沙皇的寓所。她看到他正在读《圣经》。我们不清楚她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但她离开他3小时之后，他已经泪流满面，并且发誓说“他的灵魂得到了安宁。”从那天起，男爵夫人就成了他的忠实伙伴和精神导师。她陪他去巴黎，又到维也纳，那段时间，亚历山大没去跳舞，而是待在克吕丹奈尔的祈祷室里。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把这个故事讲得如此详细？难道19世纪的社会变革不比一个最好忘掉的女人的经历更重要吗？这当然是不用说的，但是已有大批书籍会告诉你各种十分精准详尽的事实。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史实，而是更多的历史。我想让你们在弄通一切历史事件时抱有一种观念：千万不要把一切都想得理所当然。不要仅仅满足于“某件事情何时何地发生”的说法。要设法发现每一行动背后隐藏的动机，那么你们就会对周围的世界理解得更清楚，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别人，当一切都说清办妥之时，那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我不想让你们认为神圣同盟只是1815年签署的一纸文件，在国家档案馆的什么地方被遗忘而且“死”掉了。它可能被遗忘，但绝没有“死”掉。神圣同盟对门罗主义的出现有直接责任，而主张美洲是美洲人的门罗主义对你们的生活有明显的作用。因此我才想让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个文件是怎么出炉的，在虔诚的基督教献身精神的冠冕堂皇的声明之下隐藏着什么真正动机。
神圣同盟是一男一女合作的产物：一个遭受了可怕的精神震撼，尽量要平息极度骚动的灵魂的不幸男人，和一个在荒唐的生活之后丧失了美貌和魅力，想用自命的奇特的新教义的弥赛亚（救世主）身份来满足自己出名的虚荣和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我在讲述这些细节时，不是在揭示什么秘密。像卡斯尔雷、梅特涅和塔列朗这样头脑清醒的人物都充分理解那个伤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轻易地把她打发回她的德意志领地上去，只要给帝国警察权力无限的总监写上几行字，事情就会办妥。
但法国、英国和奥地利有赖于俄国的好心。他们惹不起亚历山大。他们对那个又蠢又老的男爵夫人百般容忍是出于无奈。尽管他们认定神圣同盟完全是废话，还不如用来书写协议的那张纸值钱，但他们还是耐心地听着沙皇给他们读这篇在《圣经》基础上试图创立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的初稿。因为这正是神圣同盟想争取的，而且签署文件的人都庄严宣称，他们将“在各自的国家管理及与他国的政治关系中，以神圣宗教的信条，即公正、基督教仁爱及和平为唯一的指导，这些信条远不应只用于私人关系，而应在王公的会议上当即产生影响，并且应该作为商讨人类机构及补救其不完满的唯一手段来指导他们的一切步骤。”他们随后相互承诺要“依靠真实和稳定的友爱精神的纽带，彼此视为同胞，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点，都互相帮助和支援”，以永远保持团结。还有更多的类似的词句。
最终，神圣同盟由对其条款一字不懂的奥地利皇帝签署。也被需要拿破仑旧敌的友谊的波旁王室签署。再被希望亚历山大支持其“大普鲁士”计划的普鲁士国王签署，以及受俄国支配的一切欧洲小国都签署了。英国没有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那全是一纸空文。教皇也没有签署，因为他不满意这件事有一个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插手。而苏丹没有签署是因为他未曾听闻此事。
然而，欧洲的人民群众很快就不得不注意了：在神圣同盟的空洞词句背后站着的，是梅特涅在列强中创建的五国联军。这些军队是要有事情做的。他们让人明白，欧洲的和平不能遭到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干扰，因为他们是化了装的雅各宾派，希望革命的日子卷土重来。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接连几年的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衰退。随之而来的是幸福来临的诚挚信念。在战场上首当其冲的士兵向往和平，而且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但他们并不想要神圣同盟和欧洲列强会议如今赏赐给他们的那种和平。他们呼喊着自己被出卖了。但他们小心翼翼，以免被秘密警察的奸细听到。反动是胜利的。制造这一反动的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办法对人性善良是必要的。但同样难以忍受的是，似乎他们的初衷并不那么善良。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苦难，大大妨碍了有步骤的政治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