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
18世纪下半叶不仅仅是知识和政治上怀疑重重的时代，也是旧的经济观念被更适于那个时期的新观念取代的时代。在法国革命几年之前，路易十六那位失败的财政部长杜尔哥就曾提倡过“经济自由”的崭新主张。杜尔哥生活在一个深受繁文缛节、烦琐规章和庞大官僚想加强法治之苦的国度。他写道：“取消这些官方监督，让人民为所乐为，一切就会顺利了。”他那著名的“自由竞争”创意很快就成了战斗号角，当年的经济学家纷纷应召而至。
与此同时，在英国，亚当·斯密在撰写他的巨著《国富论》，又一次呼吁“自由”和“贸易的自然权利”。30年后，拿破仑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在维也纳获胜，在政治关系中拒绝给予人民的自由却在工业生活上强加给了他们。
如在本章开篇时所说，机器的普遍使用，证明对国家大有裨益。财富飞速增长。机器使得英国那样的一个国家就能够支撑拿破仑战争的全部负担。资本家们（就是提供资金购买机器的人）收获了巨额利润。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要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他们要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仍对政府施加重大影响的地主贵族分庭抗礼。
在英国，其议会成员依旧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来选举，而大批的新兴工业中心仍旧没有自己的代表，于是他们便通过了1832年的修正案，修改了选举制度，赋予了工厂主阶级对立法机构的更多的影响力。然而这却招致了数百万产业工人的极度不满，因为他们被撇在了一边，在政府中没有了发言权。他们开始为争取选举权而四下活动。他们把要求写成文件，就成了《人民宪章》。对这份宪章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没等到结束就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英国政府被重新爆发的雅各宾主义和暴力威胁吓坏了，便任命已届八旬高龄的威灵顿公爵为军队首脑并征集志愿军。伦敦已处于围城状态，以便做好准备镇压即将来临的革命。
可惜宪章运动由于领导不力而不了了之，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新兴的富有的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资产阶级”一词，新的社会秩序的鼓动家们把这个词一直用到他们离开人世）缓慢地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大城市中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把大片的牧场和麦田变成凄惨的贫民窟，堵塞了进入每一个现代欧洲城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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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解放
普遍使用机器并没有带来目睹铁路取代驿站的那一代人所预言的幸福与繁荣的时代。虽然提出了若干补救方案，但无一能解决问题。
1831年，就在通过第一个修正法案之前，当时最重实际的政治改革家和研究立法方案的伟大的英国学者杰里米·边沁，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要想舒适，便要使他人舒适。要使他人舒适，便要去关爱他们。要关爱他们，就要在实际上热爱他们。”杰里米是个诚挚的人，他说出了他相信是真实的话。他的观点得到成千上万英国人的赞同。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够幸福的邻居的幸福负有责任，他们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天哪，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经济自由”（即杜尔哥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在中世纪限制妨碍了工业力量的旧时代是必要的。但作为一国最高法律的“行动自由”却导致了可怕而又骇人的状况。工厂里的劳动时间只由工人的体力来限定。只要一名女工能够坐在织机前没有累得晕倒，她就还得继续干下去。五六岁的儿童被送进纺纱厂，以免他们在街上遇险或者闲逛。法律强迫贫困儿童去工作，否则就要受罚，被锁到机器上干活。即便如此，苦工的回报却是坏到极点的食物，只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夜里休息的地方不啻是猪圈。他们往往累得在工作时就睡着了。为防止他们打瞌睡，工头手提皮鞭来回巡视，在要把他们弄醒继续干活时就抽打他们的指关节。不消说，在如此的条件下，成千上万的童工死去了。这是非常不幸的，而雇主毕竟还是人，不是全无心肝，也一心希望能禁用“童工”。但既然人是“自由”的，儿童自然也是“自由”的。何况，若是某位先生尽量在他的工厂中不使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对手另一位先生就要雇用多余的小孩，原来那位先生就会被迫破产。因此，他就不可能不用童工了，直到国会颁布一条法案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为止。
然而，由于议会不再由老的土地贵族掌握（他们曾鄙薄并公开蔑视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工厂主），而是由来自工业中心的代表所控制，而且只要法律不允许工匠组成工会，议会就不会有所作为。当然，那年代的有志之士对这些悲惨状况并非视而不见，他们只是无能为力。机械出人意料地征服了世界，还需要成千上万的高贵的男男女女花费多年的努力才能使机器达到其应有地位：成为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奇怪的是，对当时遍及世界各地的野蛮的雇工制度的首次攻击，却是为了非洲和美洲的黑人的利益。蓄奴制是由西班牙人引进美洲大陆的。他们曾试图使用印第安人在农田和矿山中劳动，但印第安人脱离野外的生活之后，就倒下并死去。为了使他们免于死亡，一个好心的教士建议把黑人从非洲运来干活。黑人体魄强壮，还能忍受恶劣的待遇。再者，与白人交往还可以给他们机会学习基督教义，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因此从各方面来看，无论对好心的白人还是对他们无知的黑人兄弟，这都不失为绝好的安排。但由于使用了机器，对棉花的需求巨大，黑人被迫比原先干得更苦，而且他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在监工手下开始死去。
难以置信的残暴故事时时会不胫而走，传到欧洲，在所有的国家里，男男女女开始为废除蓄奴制奔走呼号。在英国，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扎卡里·麦考利（他是那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父亲，如果想知道一本历史书可以写得多么奇妙有趣，就应该读一读他的英国史）组织了一个抵制蓄奴制的社团。他们首先设法通过了一部法律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1840年之后，在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中就没有一个奴隶了。1848年的革命结束了法国领地中的蓄奴制。葡萄牙在1858年通过了一条法律，从当日起的20年内给予一切奴隶以自由。荷兰在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把两个多世纪前从农奴那里剥夺的自由还给了他们。
在美国，这一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和一场持续的战争。虽说《独立宣言》制定了“人人生来平等”的原则，但皮肤黝黑、在南方种植园劳动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却成了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人对蓄奴制的反感日益增加，而且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的这种感情。然而，南方人却宣称，没有奴隶劳动他们就没办法种植棉花。激烈的争论在几乎近50年的时间里在参众两院愈演愈烈。
北方坚持己见而南方毫不让步。看来不可能达成妥协了，南方各州以脱离合众国相威胁。这时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而终于没有发生是出于一个非常伟大的好人的贡献。
1860年11月6日，伊利诺伊州的一名自学成才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被强烈反对蓄奴制的共和党人选为总统。他对人类使用奴隶的罪恶有发自内心的憎恶，而他犀利的感觉又告诉他，北美大陆上容不下两个敌对的国家。当不少南方的州退出合众国并组成“美利坚联盟国”时，林肯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征召了志愿军。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以极大的热情响应了号召，随之便是残酷的南北战争。南方准备更充分，又有李和杰克逊的英明领导，因此曾多次打败北军。随后，新英格兰地区和西部的经济实力开始起作用。一位鲜为人知的叫作格兰特的人一举成名，成为这场伟大的废奴战争中的查理·马特[1]。他连续以重拳出击，粉碎了南方防线。早在1863年，林肯总统就颁布了《解放宣言》，给全体黑奴以自由。1865年4月，李在阿波马托克斯率其勇敢军队的残部投降。几天之后，林肯总统被一个疯子暗杀。但他的工作已完成。除去仍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之外，蓄奴制已在文明世界的所有地方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