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黑人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之际，欧洲“自由”工匠的境遇却不佳。的确，在当代许多作家和观察家眼中，广大工人（所谓的“无产阶级”）竟然没在悲惨境遇中全部死掉，简直是奇迹。他们住在贫民窟凄惨地段的肮脏房子里。他们吃的是劣质食物。他们受的教育极低，只能达到他们可以做工的程度。遇到死亡或事故，家中也得不到抚恤。但酿酒业（他们能对立法机构施加很大影响）却无限量地为工人们提供廉价的威士忌和姜汁酒，鼓励他们借酒浇愁。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来出现的巨大改进，并非出自单个人的努力。两代仁人志士都献身于拯救世界免受过于突然地使用机器所带来的恶果。他们并没有设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做会是很愚蠢的，因为别人积累起来的财富如能运用得法，就会为全人类带来好处。但他们反对的是那种观念——认为一种是有钱人，拥有工厂，可以随意关闭工厂而无挨饿之虞，而另一种是劳动者，则要接受任何工作机会，不管能拿到多少工资，否则就要面对全家挨饿的风险，这两种人之间能够存在真正的平等。
改革者们尽力制定能够协调劳资关系的一系列法律。他们在各国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如今，大多数劳动者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到了令人满意的每日平均8小时，他们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而不再下矿井、进棉纺厂的梳棉车间。
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凝视着那些浓烟滚滚的大烟囱，听着火车行进的轧轧声，观察着装满各种过剩物资的仓库，思考着如此巨大的活动将给未来的岁月造成什么样的终极结果。他们记得人类曾经在没有工商业竞争的条件下生活了千百年。他们能不能改变现存秩序，摆脱往往因追逐利润而牺牲了幸福的竞争体制呢？
这一观念——对美好时代的模糊憧憬——并不只在一个国家中出现。在英国，拥有许多棉纺厂的罗伯特·欧文创立了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取得了成功。可惜他死后，那块新拉纳克的繁荣也就烟消云散了。一名法国记者路易·布朗试图在全法国建立“社会车间”，但未见效果。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倾向社会主义的作者们不久就开始认识到：游离于常规工业生活之外的个别的小型社区绝对无法有所作为。必须要研究整个工业和资本社会的基本原理之后，才能提出可行的处方。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弗朗索瓦·傅里叶这些实干的社会主义者之后，便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两人中以马克思更为知名。他常居德国，本人聪颖过人。他听说过欧文和布朗的试验，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问题产生兴趣。但他的自由观点使德国警察当局颇为恼火，他被迫先后逃亡到布鲁塞尔和伦敦，他在伦敦任《纽约论坛报》的通讯记者，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当时没人重视他的经济学著作。但在1864年他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并在3年后的1867年出版了他的举世闻名的专著《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相信，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漫长的斗争。引进和普遍使用机械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他们使用他们多余的财富购买工具，用劳动者来产生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又被用来建立更多的工厂，如此反复，以至无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与此同时，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却越来越穷，他预言，最终会由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财富，而其他人都变成了他的雇员，仰仗他的善心过活。
为防止这种局面，马克思建议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他在欧洲大革命的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列举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而奋斗。
这些观点显然遭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对；许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通过了严厉的针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警察也奉命冲散社会主义集会并逮捕演讲人。但那种迫害始终无济于事。烈士们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业做了最好的宣传。在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人数与日俱增，而且不久就清楚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指望一场暴力革命，而是利用在各国议会中逐渐增强的势力改进劳动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他们与天主教和新教的进步分子合作，消除由产业革命造成的弊端，实现对由于使用机械而增加的财富的更合理的分配。
[1] 查理·马特，曾统治法兰克（715——741），战果卓著，是查理大帝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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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
但是世界经历了另一场巨变，其重要意义要胜于政治和产业革命。饱受压迫和镇压的几代人之后，科学家终于赢得了活动的自由，如今在努力发现主宰宇宙的基本规律。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对最初模糊的科学观念和科学发明做出了某些贡献。但4世纪时的大迁徙毁灭了地中海的传统世界，而对灵魂比对肉体更感兴趣的基督教竟把科学视为人类想窥视全能上帝领域的神学事务的狂妄无知，因此把科学与七宗罪相提并论。
文艺复兴在一定而有限的程度上打破了这堵中世纪的偏见之墙。然而继之在16世纪初发生的宗教改革，始终敌视“新文明”的理想，研究科学的人若是胆敢超越《圣经》中记载的狭窄知识的限度，便会再次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
我们的世界，到处都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伟大将军的雕像，他们率领着欢呼的士兵走向光辉的胜利。有些地方则会用一块简朴的大理石宣告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找到了长眠的归宿。1 000年之后，我们大概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事情，到那时，一代幸福的人的孩子将会懂得那些前人的杰出勇气和几乎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他们是抽象知识的先驱，而正是这种抽象知识才可能使我们的现代世界成为现实。
这些科学先驱中的许多人都曾饱受贫困、轻蔑和羞辱。他们住在阁楼里，死在地牢中。他们不敢把姓名印在他们著作的封面上，也不敢在家乡印刷他们的科学结论，而是把手稿偷运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秘密印刷所。他们受到新旧教会的刻毒敌视，成为煽动教区信众以暴力反对“异端”的布道中没完没了的话题。
他们东躲西藏，也能找到一处避难所。荷兰是最富宽容的国度，当局虽然对科学研究并无好感，但拒绝干涉人们的思想自由，于是那儿便成了知识自由的避难之地。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到那里去享受一下短暂的休息，呼吸一下自由空气。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讲过13世纪的伟大天才罗杰·培根曾在多年中受禁不准写一个字，否则教会当局会重新找上门来。500年后，哲学巨著《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们时时处于法国宪兵的监视之下。又过了半个世纪，敢于质疑《圣经》中上帝造人一说的达尔文，在每一个布道坛上都被当作人类的敌人而加以谴责。直至今日，对于大胆闯入科学的未知领域的人的迫害也并未彻底终止。就在我写本书时，布赖恩先生正在对一大批听众大讲“达尔文主义的威胁”，警告他的听众抵制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的错误。
哲学家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细枝末节。应该做的事情毕竟都完成了。发现与发明的最终受益者是广大群众，也正是他们，总是把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诋毁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伽利略
17世纪仍然偏重于探索遥远的天际，研究地球相对于太阳系的位置。即使如此，教会仍然反对这种不宜的好奇心。第一个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死后才出版他的著作。伽利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教会当局的监视之下，但他继续使用他的望远镜，为艾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观察资料，对那位英国数学家助益极大，使他得以发现下落物体存在的有趣规律，即后来所说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一发现至少在当时终止了对天空的兴趣，人们开始研究地球。17世纪后半叶，荷兰生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发明了可用的显微镜——一个怪模怪样的小玩意儿，使人们得以研究造成人类疾病的元凶“微观”生物，从而奠定了“细菌学”的基础。由于发现了种种致病的微小生物，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免除了患上大量疾病的危险。显微镜还使地质学家们能更仔细地研究深埋于地表的不同的石头和化石。这些研究使他们确信：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创世记》中所述的古老得多。1830年，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出版了《地质学原理》，否认了《圣经》中讲述的创世纪的故事，对地球的缓慢形成及逐渐变化给出了饶有趣味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