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出生于婴儿潮时代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的思考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写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年危机也各有不同。30岁时我首次察觉到中年危机的阴影，就此开始寻找情感宣泄的途径。一种奇特的时间对称感出现了。平生第一次，我觉得过去和未来同等重要，并急切地希望一探究竟。我突然想要盘点自己的人生，拼接起松散杂乱的碎片。26年来，我第一次回到故土，找寻半辈子没联系过的老朋友。我写了一本书，算是一本知识分子回忆录，试图以连贯的视角来看待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出于切实存在的理由，我也决定评估一下多年来身体受到的损害，这并非突发奇想或者出于实验目的。在疏忽了多年之后，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全面体检。我很高兴地发现，各项医学指标都显示我的健康状况良好，从生理学上来说，我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年轻。尽管高兴，但我并不特别惊讶，因为我感觉身体状况很好，精力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怀揣惶恐与不安，我又做了脑部MRI（核磁共振成像），以此察看日益老化的大脑结构。我的智力并没有呈现下降的迹象。相反，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认知能力良好：我刚刚出版了一本相当畅销的书。我仍旧去世界各地演讲，无须借助笔记就能侥幸应对听众提出的那些技术性问题。任何时候，我都能同时处理很多事，通常还不会出错。我的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我在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个人研究和事业蒸蒸日上。偶尔我还会戏谑比我年轻得多的助手和研究生，取笑他们的体能和注意力都不如我。
然而，我知道自己携带某种基因。我的父系遗传和母系遗传中均未发现痴呆症的基因，但我母亲在95岁高龄死于中风。她的弟弟基本属于大脑健康的人，但患有一种好发于高龄的脑血管疾病“多发性脑梗塞”。他的病情是我根据他的脑部MRI结果诊断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我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很健康。我成长在俄罗斯（确切地说是苏联），27岁那年来到美国。虽然摆脱了苏联的政治体制，但我保留了许多自我毁灭式的生活习惯。我十几岁就开始抽烟，一直到四十岁出头才成功戒烟。我喝起酒来也比美国的中年犹太裔知识分子多得多。总之，我的生活里积攒了太多“毒素”，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
作为一名认知神经科学家，我习惯在实验室里从理论角度冷静地观察大脑。作为一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我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脑功能障碍和脑损伤的细微症状——我指的是别人的脑损伤。MRI检查意味着我将清清楚楚地发现我的大脑的所有潜在问题，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这种矛盾并非是我独有。偶尔和朋友——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神经学家、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聊天时，他们都说自己只对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感兴趣，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这种不可知论的声明总是伴随着一阵神经质的窃笑，我能理解他们。
但对我而言，对事物的未知通常代表着焦虑，而清晰地了解则总能起到积极作用，无论了解到的内容是好还是坏。朋友和对手通常会用不太好听的动物绰号形容我的性格特征，但他们从未将我比作“鸵鸟”。我一直很自豪于自己勇往直前的个性，现在我的脑袋正要进入脑部扫描设备的磁体线圈中。神经外科医生吉姆·休斯是我的朋友，起初我请他为我做MRI检查时，他对此嗤之以鼻，并且努力说服我放弃这个想法。
“如果发现良性肿瘤怎么办？”吉姆一直说，“你的生活会被痛苦毁掉！”他举出哈维·库欣的例子，后者堪称美国神经外科之父，但他自己的脑袋里就长了良性肿瘤。
对此，我自信地答道：“我的内心足够强大，肯定能理智地应对任何结果，而且不管怎么说，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要是我们在你的大脑里发现什么问题，那么我的生活会被痛苦毁掉！”吉姆恼怒地说。
经过一番争论，我们达成一致：为了满足我病态的好奇心，吉姆可以接受余生忍受折磨这一代价。我得到了吉姆的默许。
作为认知神经科学家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家，3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各类脑损伤对人类心智的影响，也观察和分析过成百上千的脑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I，但将要观察我自己的脑扫描图像还是第一次。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即使是最细微的脑损伤，也能给人们的智力和心灵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我对吉姆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我相信我能接受任何消息，包括坏消息，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了然都比无知更可取。所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四月天，我走进了位于曼哈顿中城哥伦布圆环的MRI大楼。
几天后我拿到了报告和图像（这些通常不允许交给病人，但我算是同行）。结果看起来不算糟糕，但也不算特别美好。放射科医生对我的脑沟（大脑表面类似核桃一样的褶皱）和脑室（大脑内部充满脑脊液的腔室）的描述是“大小正常”。据我自己观察，脑沟确实如此，但脑室看起来有些大，即便已经考虑到因为年龄增长而带来的预期膨胀（“扩大”的技术用语）。这意味着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脑萎缩。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左半脑有两小片区域的脑白质（连接大脑不同部位且被包裹在一种叫作髓磷脂的白色脂肪组织里的神经纤维）信号强度增高。我能看出来。这种检查结果不明确。对我而言，它们很可能是缺血性病变的表现，部分脑组织由于供氧不足而坏死：它们也可能反映了某些区域髓磷脂的减少——这种解释的可能性较小。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出现了轻微的脑损伤。
不全是坏消息。我的颈动脉和基底动脉“流动正常”，且未见明显弥散。这表明我的主动脉干干净净，没有堵塞，没有脂肪堆积的迹象，表明我的血管非常强壮。这与我几个月前体检时接受的一项常规颈动脉多普勒超声检查的结果相同。结合有点高但基本正常的血压来看，这些检查结果意味着我有幸远离了突发严重中风和动脉瘤破裂的可能。海马体（已知的对形成记忆很重要的海马形状的脑结构）大小正常——这绝对是好消息，因为海马体萎缩通常是老年痴呆的先兆。
为了平息焦虑，我拜访了纽约的一位顶尖神经病学家——曾供职于纽约长老会医院（很多年前刚移民至美国时，我在这里得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的约翰·卡罗纳博士。卡罗纳博士相当和蔼可亲，他对我进行仔细检查，观察我的扫描胶片，还把它们展示给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神经系放射学的负责人同事。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对我这个年龄来说，一切正常，包括两处缺血的“斑状”（形容“小”的一种独特说法）区域。
“就是一个好用的大脑，没别的了。”卡罗纳说，带着他一贯讨人喜欢的幽默感。
然而，目睹过成百上千的扫描图像，我始终觉得我的脑室比同龄人的要大，而且图像上显示的微小缺血性病变并非全是老龄化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给老朋友桑福德·安廷看了我的扫描图像。桑福德是纽约最有经验的神经系放射学家之一，我曾经和他合作过科学生涯中最具影响性的项目。
桑福德看了MRI图像，立即将一处斑状病变作为伪影排除了，并且自信且翔实地向我解释了伪影的形成过程。随后，他宣布另一处斑状病变“无关紧要”，断言我的脑沟和脑回（脑沟之间的隆起）“无比正常”，同时还夸赞了我的“完美大脑”。
至此，我终于解除了忧虑。回想起来，我发现这次脑扫描体验在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上都非常有趣。从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角度来说，超过一定的年龄，人们应该像我一样在常规体检中增加脑扫描项目，不需要年年检查，但至少三五年要检查一次。我们都知道预防检测的效用，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增添各种各样的苦恼。事实上，在医疗机构的推动下，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能够预防结肠癌的结肠镜检查以及乳腺癌筛查、前列腺癌筛查等。但脑扫描向来不在这种预防检查之列，好像大脑不是身体部位似的。这看上去非常不合情理，因为老龄人中痴呆症的发病率很高，而且通常超过其他疾病的发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