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分类
是什么神经机制能让智慧、能力和专业知识抵挡衰老的有害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挡大脑神经疾病带来的侵害？为了探究这一课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模式和模式识别的概念，以及它们在我们的心智世界中的作用。所谓“模式识别”，指的是生物体将一个新的对象或一个新的问题识别成已经熟悉的一类对象或一类问题的能力。模式识别能力对于我们的心智世界来说是基本能力。正如我在“大脑的一天”里描述的场景一样，没有它，任何对象和问题都会变得全然陌生，我们也无法将先前的经验运用到应付这些对象和问题上去。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模式识别是成功解决问题最有用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识别某些模式的能力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形成了，识别其他模式的能力则需要在后期阶段习得。大多数甚至所有哺乳动物都具备随时可调用的模式识别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哺乳动物的大脑（包括人脑）含有模式识别的“硬接线”或“预接线”呢？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不在于“是”或“否”，而在于“到什么程度”。
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基本的模式识别机制，大脑机制也需要环境提供一些“最后触发”，以便充分发挥其功能。当这种“最后触发”（通常表现为在早期环境里受到的恰当的感官刺激）不足时，即使是最基本的模式识别机制，也无法完全运作。因此，多数模式识别过程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对每一类模式识别的影响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时间尺度的巨大差别——从数百万年到短短数年。
我们大脑中存储的某些类型的模式识别记录了数百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集体经验的“智慧”。按照著名神经系统科学家杰奎因·富斯特（Joaquin Fuster）的说法，我们称这类智慧为“种族智慧”，或者说“门属智慧” [1] 。
数百万年来，这类智慧对很多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印刻在基因中。更准确地说，或者为了避免前文潜在的目的论语气，那些大脑中存储了可“随时调用”的“种族智慧”的物种生存机会更大。我指的是人类至今仍具备的情感反应，比如对蛇类和悬崖的恐惧，看到太阳升起时的喜悦，以及对火的躲避。研究表明，即使是如此基本的反应，也不是完全现成和立即调用的，它们在早期发展阶段就需要环境的恰当触发刺激。
这类可随时调用的模式识别，或者富斯特所称的“种族智慧”，还包括视觉皮质中用以调整对环境简单特征做出反应的神经元。当视野里出现特殊的斜度、角度或相反方向时，它们就变得活跃起来。人们不禁相信，这类种族记忆能够让特定物种的成员，也许是整个物种群体，形成对自身生存尤为重要的感官鉴别力。世界由无数的物理属性构成，包括各种各样的感觉。有些感觉其他物种有，我们也有，有些感觉其他物种有，我们没有（比如紫外线视觉和高频听觉）。这些属性对不同物种并非同等重要，恰恰相反，不同的物种或物种群，它们的生存取决于和其栖息环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显然，它们能从不同的种族记忆甚至是感觉系统中受益。
[1] 注重动物分类学细节的读者可以将哺乳动物的集体记忆视作“亚种”或“类”。“门”是分类学上一个较为高级的存在。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属于脊椎动物门，分成5类：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我速记时使用“门”这个词，因为“类”有很多其他内涵。
作为文化的智慧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截然不同的模式识别层次：人类文化的结晶。“智慧”这个词一般不会用于描述一群人，更别说一个物种。但它可以用于人类，人类是一个聪明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文化赋予的丰富多样的模式。
正如我们所知，模式形成和模式识别的能力并非人类独有，其他具备学习能力的物种也有。而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文化将这些技能代代相传、人人相传。高级灵长类动物具备这种能力的初级形态。黑猩猩与其他猩猩的根本不同就是，它们有时候会表现出独特的非基因决定的知识传播行为。这种行为通常被解释为初级“文化”的迹象。作为一名进化连续性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我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但即使我们接受了该前提，灵长类动物的“文化”在本质上也非常有限，因为它们唯一的知识传播机制就是直接模仿。没有实用的符号系统，这样的“文化”走不了太远。
至于其他物种，模式形成是一件“私事”，每一个物种成员都是认知天地里的鲁滨孙·克鲁索，需要在孤岛上建造自己的心智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模式形成的潜力受个体大脑运算能力和个体生命周期长度的制约。个体之间的积累效应不存在或很微弱，这种潜力相当有限。我们看到，处于文化赋能效应、非遗传性知识传播初期的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虽然能在人类的教育下学会基本的“手势语”，但却不能独立构建类似的语言。文化的影响可以超越大脑本身的能力！
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可以免于从零开始发现世界。我们受益于数千年来社会逐渐累积的知识增量效应，这些知识以符号的形式被存储，通过各种文化介质进行交流，并代代相传。作为社会积累的集体智慧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会将认知能力自发赋予使用它的人类社会成员。如果智慧是指能让我们从已有角度识别新情况、新问题的各种可用模式，那么人类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种族。
组成人类文化的大部分内容是存储以及传承这种集体智慧的方式。这让我们能拥有智慧，它远远胜过个体大脑的运算能力。人类社会的这一独特优势以及强大的工具对种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知识传播的文化介质依靠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语言只是其中一种，但语言发挥的作用非常特殊，极为重要，它是其他文化介质的源头。除了自然语言，我们还使用更专业的“语言”，比如数学和乐谱。
这些符号系统——自然语言和专业语言——是跨越时空传递特定信息的有力工具。我们从希罗多德的专著中了解古希腊城邦及其与波斯帝国的战争。我们从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The Callic Wars ）和约瑟夫·弗拉维的《犹太战争史》（The Jewish War ）中了解罗马帝国的征战。还有，得益于马可·波罗的记录，我们知道了忽必烈的蒙古帝国。 [1]
语言让我们形成或真实或虚假，或者真假未知的表述。事实证明，这使得语言极具适应性和有效性，不仅能构建“是什么”，而且能构建“将会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和“不想成为什么”。
因为语言在狭义上没有内置“真相过滤器”，因此它成了一种特别强大的意图、推断和形成目标的工具。这种既能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又能按照期望中世界的样子创建符号模式的能力，与大脑额叶创建真正目标以驱动行为的所谓执行功能相互影响。人类为未来创建心智模式的能力，也就是超越现实存在的我们所期望的世界，它的出现很可能是额叶的执行功能和语言共同发展的结果。
然而在广义上，语言确实含有内置“真相过滤器”，而且语言的某些规则塑造了统治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我们经常排斥某些违反语言规则的表述，这并非因为它们不知所云，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违反了某些基本的自然规则。比如，“昨天我本来要去看电影”这句表述并不难以理解，在一个时间箭头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的世界里，它非常合理；而“我跌倒之后摔上去了”只有在一个重力方向相反或随机的世界里才正常。
语言不仅是记录特定知识的手段，还通过对我们的世界施加某些模式来塑造我们的认知。没有这些模式，我们周围的世界会成为一个看起来全然不同的万花筒。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代表着社会集体智慧的丰富模式，这让我们得以免除重新发现关键模式的艰辛。
童年时代，我们学习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而我们可得的不止是一件沟通交流的工具。我们还掌握了分类法，也就是将代表世界的事物、事件和印象分门别类，从而让世界保持稳定和可控的一种方法。字义知识是模式系统的一部分，能使我们将新事物归入熟悉的类别里。通过学习语言词汇及其概念结构，我们获得理解事物复杂层级关系的能力；通过学习语言的语法结构，我们取得将可能存在关系的事物分类的能力。没有哪个个体的生命长到足以“从零开始”弄懂所有这些分类和关系。我们拥有了这座语言宝库，也就拥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知识和智慧。随着我们收集大脑微线路复杂活动的能力不断提高，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生物体的大脑中找到类吸引子现象，不同的吸引子对应不同的语言单位，字词、从句，等等。如果不能运用语言中暗含的“集体智慧”，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语言未能对感觉施以有序高效的影响是精神分裂症的成因之一，它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智出现混乱。
语言凝结了人类千百年来的集体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哪些特质很重要，哪些特质不重要。但本质上，智慧不仅是陈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人们向智者提出“是什么”的问题较少，“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较多。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一直在探讨语言的谓语指称性。与各种事物和特质相关的动作表现是语言结构的中心所在。语言作为一种识别模式，不仅能让我们把做的事分类，还能让我们决定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
语言是一种“诚实”的介质吗？也就是说，它是否包含了世间万物的唯一“真实”分类？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辩论出结果的命题。任何数量庞大的物品或特质都有相应的替代性分类。自然语言中隐含的分类反映了对我们的文化和物种最重要的特质。在会说话的狗或海豚的世界里（更别提会说话的蚂蚁或细菌了），语言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析同一个物质世界。不同物种的智慧！因此，语言首先是一种实际的介质。
语言内在的种族智慧既非基因遗传，也非固定不变。和它的神经媒介新皮质一样，语言很灵活，随时能接纳改变。不同于种族记忆，语言所凝聚的种族智慧仅仅反映了人类数千年而不是数百万年的历史，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毋庸置疑，语言涉及大量的脑处理和认知运算过程。其中，最接近“硬接线”的是语音发声过程。似乎婴儿生来就具备发出一系列语音的能力，而且这些语音在所有语言和文化中都能被识别。随着婴儿在一个特殊语言环境中成长，达尔文所说的进化过程出现了：某些发音得到加强，其余的则消失无踪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12岁之前能够无师自通地掌握不同环境下的语言，而在之后就不行了的原因。可以说，即使在语言发展的最基本阶段，也离不开遗传和环境因素复杂的共同作用。
语言学家经常惊异于世界上数百种语言的相似程度。其中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相似性证明了语言是由一种非常精确的基因决定的，人类的大脑里存在一种语言专用的、特定的、固有的神经回路。
但我认为，语言相似是因为广义上的使用者相似，使用者生存的环境也相似。简单地说，世界上的语言之所以相似，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物种的成员，拥有相似的生理构造和需求，占有相似的生态位，我们是同一个世界的居民。不同语言的词汇内容相似，是因为使用者周围的环境相似，采取的行动相似。不同语言的语法相似，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相似的事物关系种类。但是，当普通环境剧烈改变成特定环境，栖息者的语言也会跟着改变。
用来支撑这一观点的例证通常是爱斯基摩语，据说它用几十个词来描述雪花的不同形状，其他语言里没有这种情况。有语言学家认为，南非和坦桑尼亚部落的科伊桑人和哈特撒人（Hatsa）的搭嘴音（这可能反映了第一批晚期智人的某些原始语言特征）反映了语言对沙漠地貌特有的声学特征的适应性。同样地，不太出名的加那利群岛中有一座拉戈梅拉岛，岛上关契斯原住民的口哨语（早已被西班牙语取代）反映了语言对当地特有地貌的适应性，使岛上居民能隔着山谷交流。如果因为某种奇怪的变异，某些人变得像海豚一样主要生活在水域，或者像鸟类一样主要生活在空中，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语言会变得和其他人类语言截然不同。这是因为语言经历着文化的演变，而它们对使用人群的效用又塑造了这种演变，无论是作为表达工具还是作为沟通工具。
在经典作品《人工智能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中，赫伯特·西蒙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即生物体行为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栖息的环境，而不仅仅是其内部结构。西蒙举了蚂蚁的例子，他认为蚂蚁以复杂的路径在复杂的地貌上穿行，比起其神经和运动系统来说，更多的是地貌本身凹陷、凸起和存在障碍的结果。如果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小型动物（比如蛇或毛毛虫）置于相同的环境当中，它也会在大致相同的复杂轨迹之间来回移动，尽管它的内部机制和蚂蚁截然不同。它甚至不必是活的有机体，被置于相似环境的小机器人也会遵循相似的路径。同样地，人类语言的形成，比起神经组织的特性，更多的是具体环境影响的结果。这确实使语言成了“种族智慧”的宝库。
另有一种观点支持基因决定论，用史蒂芬·平克的话来说就是固有的“语言本能”，他认为凭借“语言本能”，儿童可以迅速容易地习得语言。儿童能以惊人的速度学习语法包含的复杂规则系统而无须将之“植入”大脑，乍一看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复杂性领域近来的研究，尤其是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关于“元胞自动机”的研究表明，复杂机制可能源自速度惊人的简单规则，它通过速度来对抗我们的常识性直觉。而且，儿童也能以惊人的速度习得其他各种技能，这种速度成年人无法比肩。大家都知道，早期的培养对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家、舞蹈家或运动员非常必要。举个更常见的例子，50岁学驾驶的人肯定不可能像十几岁学驾驶的人那样快速掌握驾驶技巧。年轻时快速习得的技能在成年后会被部分遗忘，这并非语言所独有。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可能反映了“修剪”的时间进程——本书之前讨论的一种现象。这是否意味每一种技能都是由基因遗传所决定的固有“本能”呢？我不这么认为。
我怀疑“语言本能”这一概念是人类狭义地看待大脑，认为语言孤立于其他大多数认知功能的结果，包括它在大脑里的映射、它的发展以及脑损伤给它带来的退化。还有一种更加节制、更加可信的想法，即认为一旦大脑里的神经回路复杂到一定程度，语言就可能自然产生。根据这一假说，语言不依赖任何特定、专用的回路，而是大脑里非常复杂但用途相对一般的神经网络的产物。
支撑该假说的是现代的语言机能神经解剖学知识，包括损伤学和功能神经影像学研究都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结果。现在我们知道，与之前的一些假设相反，语言并没有老实待在大脑里某个“语言专用”的特殊部位。实际上，语言涉及的神经遍及新皮质，它们与不同的皮质区相连，每一种都负责表现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表现动作词的皮质位于主管运动的运动皮质附近；表现物体词的皮质位于包含事物心理表征的视觉皮质附近；表现关系词的皮质位于包含空间心理表征的躯体感觉皮质附近，等等。这恰恰是一幅自我组织的神经网络的分布图，而非基因决定的网络图。
我的意思是不是大脑的内部结构对语言本质以及可支配的其他符号系统毫无影响呢？这绝对是一个谬论，何况它还出自脑科学家之口！大脑当然会影响这些系统——产生巨大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系统受到限制的是复杂性而非具体内容。西蒙提出了一个同样令人叹服的见解，认为“物种集体知识储库”和个人知识储库的“智慧储库规模”大致相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认识的自然语言字词数量（“物种集体智慧”储库）和大师记忆中的棋局模式数量（特殊领域里的个人智慧）大致相同：50000个左右。这个数字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但它可能是对特定领域里涉及模式形成、内化和存储的某些重要能力的一种有趣的估计。
图6 大脑的语言区域
（1）语音识别；（2）表现物体词的皮质；（3）表现关系词的皮质；（4）表现动作词的皮质。
因此，“智慧的等级”确实存在，不同类型的智慧反映了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经验：数百万年的“门属智慧”、数千年的文明以及我们数十年的生活。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传播模式。
不同门属的智慧（或亚门、“类”）
以大脑里的一套流程为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基因记录和传播），由特定的刺激或情境自动触发。这类智慧凝聚了哺乳动物数百万年进化的经验，表现为人类对特定刺激的基本情感反应以及基本的认知特性。
物种智慧
以文化编码，通过代代相传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适者生存”。这类智慧凝聚了人类数千年的经验，表现为语言以及我们使用的其他符号系统。
群体智慧
这类知识是相同背景下某一群体（比如从事相同职业的人群）拥有的技术和才能的总和，使他们能够以相对轻松的方式完成对多数人来说很艰难的复杂任务。
个体智慧
这是本书的主题，我们走在探索它的道路上。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模式识别的文化介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一般来说，你的语言等同于你的智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同样正确：你的智力等同于你的语言。正如我们刚刚了解的，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库，让你得以模式化世界。
[1] 如果马可·波罗捏造了他的部分旅行见闻，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怀疑的那样，那么这会是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介质既传播正确信息（知识）又传播错误信息（知识）的经典事例。托勒密关于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地心说”假设也属于错误的知识（至少我们目前相信是如此）。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文化工具，语言必须创建世界的某些基本方面，但它对于具体表述并没有内置的“真相过滤器”。
苏联的“离经叛道者”
伟大的俄裔犹太人心理学家利维·维果斯基（Lev Semyonovich Vygotsky）率先发现文化在形成个人认知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语言。他博学多才、特立独行，具有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格。他的朋友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卢里亚是他狂热的门徒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们非常年轻（维果斯基二十七八岁，卢里亚二十四五岁），两人开始一起构建一种研究心理学的独特方法，他们称之为“文化历史理论”。该理论的主要思想建立在一个听起来费解但很深刻的前提下，即个体发育的认知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化”各种外在文化介质进行的。基于这种“文化历史理论”，维果斯基和卢里亚开始研究一般的文化和特殊的语言如何塑造个体认知。
“文化历史理论”首次出现在一篇名为《工具和符号》（“The Tool and the Symbol”）的论文里，类似一个知识告示。论文是维果斯基和卢里亚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合写的，并未公开发表，因为违反了苏联越来越具压迫性的主流教条。原始的俄语文本已经丢失，只留下了英文翻译版本，这是他们为美国的一场会议准备的，但实际上从未发表过。4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氛围“解冻”，他们早期的观念被证明没有过失。正是那时，卢里亚沮丧地发现俄文手稿丢失了。他是一个实干家，不惧怕任何挑战的阻碍，他告诉我说，他把英语版本的《工具和符号》重新“翻回”俄语，并且让它看起来就和原始文本一样。怀着敬畏和好玩的心情，我也这么做了，结果我们善意的伪造被当真了。如今，它被收入维果斯基作品集的第一卷，但卷中没有对事实做出解释。
维果斯基和卢里亚的“文化历史”心理学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同时受到抨击的还有他们对中亚部落的跨文化研究。卢里亚去原住民部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实验，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研究结果很吸引人。乌兹别克斯坦的部落成员无法复制现代西方社会常见的视错觉实验。这表明，即使是最基本的知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卢里亚兴高采烈地给留在莫斯科的维果斯基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决定命运的七个字“当地人没有错觉”（“Natives have no illusions”，illusion有错觉、幻想之意），后面是一排感叹号。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电报会受到拦截和审查。在一个基于幻想建立的社会里，“没有错觉”很容易被理解成危险的政治亵渎“没有幻想”。卢里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局对他极尽谴责，还称他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考虑到卢里亚的犹太人背景和苏联历史上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特质，这一指控虚假得离谱。该事件使卢里亚结束了跨文化研究，只能在4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短暂的政治解冻期发表了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原始部落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维果斯基和卢里亚发现当局的批判越来越猛烈，他们随时可能会被逮捕甚至流放到劳改营。20世纪30年代，情况变得愈加糟糕。对科学家来说，如果政治上不顺从，轻则遭到公开谴责，重则可能受到谋杀的威胁。
维果斯基命运悲惨，充满戏剧性。他于1934年去世，时年37岁，他的思想在苏联被压制数十年，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他的遗孀告诉我，在他去世数年后，她确信他早早死于肺结核是一件幸事，因为这让他免于落到一个相比之下悲惨得多的下场。要是再多活一两年，他很可能会死于古拉格集中营的暴力之下。如今，维果斯基被视为20世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相反，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卢里亚活了很长时间，后来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之一。他成功躲过了苏联的政治雷区，在有生之年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一致赞誉和认可。他也成了我的导师和朋友。
要是生活在一个更温和的环境里，卢里亚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神经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对卢里亚来说，大脑是相对外围的课题，而他第一次研究脑损伤是为了证明：失语症患者由于无法从语言中受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会退化到黑猩猩的水平。这个观点后来被卢里亚本人斥为幼稚和错误。无疑，这样的事实际上并未发生。
卢里亚的早年兴趣和作品集中于文化和智力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共享的知识如何变成个体知识。卢里亚早年主要从事发展性和跨文化性研究，他希望为此奉献一生。但事情并非如此。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改变，革命前几年的繁荣让位于露骨的国家暴政，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教条主义来监管科学的方方面面。这造成了各种结果，包括把基因学和控制论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及同时在生物学和农学领域推广无知的新拉马克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卢里亚的事业走上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正是此时，已经是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卢里亚去了医学院，随后和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缘分持续了将近40年，为卢里亚在神经心理学上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基础。我一直怀疑，卢里亚退守神经心理学是因为和心理学的其他领域相比，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没那么强烈，因而相对来说能免受政治审查。
“二战”是苏联的巨大悲剧，但也是这个国家相对荣耀的唯一时刻。他们集体努力击退纳粹入侵的这段时期，是苏联政权历史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没有产生对立的唯一时期。对照战前和战后发生在苏联的一系列异常悲惨的失败，这是唯一的胜利。对卢里亚来说，战争既是把他的余生和神经心理学绑在一起的原因，也是机会。他负责主持为受伤士兵开发神经康复方法的工作。身处这一职位，他每天接触的全是枪炮导致的贯穿性创伤，这成为他后来系统性研究大脑和心智关系的基础。该研究最后集结成两本书：《创伤性失语症》（Traumatic Aphasia ）和《高级皮质功能》（Higher Cortical Functions ），确立了他的世界杰出神经心理学家的地位。
今天，我们感慨于坎坷的经历把卢里亚领上了神经心理学之路。如果没有他，神经心理学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很可能根本不会。卢里亚几乎比任何人都更早地预见到，神经心理学事实上体现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融合，也就是我们过去一二十年所说的“认知神经学”。在卢里亚时代，这两门学科之间几乎没有产生交叉。即使是20世纪70、80年代，在卢里亚做出开创性贡献之后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理论心理学仍旧由对大脑一无所知且以这种无知为荣的人把控。迷恋于虚无的概念，可能就会以孤立的方式研究认知，无法解决如何在大脑里“实现”认知的问题。
神经科学家则高高在上地轻视心理学，认为复杂行为太过含糊，不值得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按照这一观点，你只有是一只蜗牛或者更低等的动物，才有资格成为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主流”神经学家使用新造的“认知神经学”这一术语时，他们脸上蔑视的表情表明，他们认为该术语只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说法。卢里亚的能力超前于同时代的人，他一视同仁地思考大脑和认知，并将它们融为一个整体。他确实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的《高级皮质功能》可以说是认知神经学的第一本专著（尽管此后很久该术语才诞生），开创了一门学科。 [1]
今天，维果斯基和卢里亚的理论遗产无处不在，东西方学界都予以认同，它经过扩充和转化，已经不再只是苏联的知识遗产，更是世界遗产。苏联也不再是发扬光大该遗产的沃土。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的北美和西方各国才是维果斯基和卢里亚精神最具革新性的延续之地。就此而言，这些遗产和苏联传入这些地区的另一样伟大事物具有相同的命运——斯坦尼弗拉斯基表演学校，它为美国的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的“方法派表演”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通常无人提及或承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卢里亚之间的连续性。卢里亚年轻时很钦佩弗洛伊德，和他通过信。后来在苏联高压统治的那些日子里，尽管官方对精神分析学极尽嘲笑和谴责，卢里亚私下谈及弗洛伊德时仍心怀尊重和兴趣。弗洛伊德早期的爱好是研究大脑，他对该领域的贡献在今天被称为“行为神经学”。现在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里广泛使用的一些术语就是弗洛伊德首创的（比如“失认症”）。弗洛伊德是大脑和精神相统一的最早支持者之一。但他认为当时的科学还没有准备好探索“最后的荒野”，还没有准备好解开大脑的谜团。因此，他专注于精神研究，从而创立了精神分析学。20世纪末，科学环境和一般知识环境已经成熟，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最终融为一体。你可以把弗洛伊德和卢里亚看成是融合曲线上的两个点。卢里亚能成功促使这种融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对大脑和文化如何相互作用的敏锐理解，以及对“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思考。
开放
在更深远的意义上，维果斯基和卢里亚所提出的文化塑造心智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心智的生物学机制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有些类型的模式识别是大脑固有的，有些则不是。这意味着大脑必须要有一定的容量，事实上是巨大的容量，来存储之前不知道其性质的、从个人经验或文化中习得的各种信息和规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进化聪明地用“少即是多”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老”的皮质下结构预先装入代表“门属智慧”的固有信息，直接参与感官输入处理的皮质区：视觉、听觉、触觉都是如此。运动皮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预连接”。
但在更复杂的皮质区，即联合皮质中，预先装入的知识相对较少。相反，它有很大的空间处理各种信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应对环境投向生物体的曲线球。皮质区越发达，进化时间越短，“预装软件”就越少。同时，复杂而不可预知的外部世界对生存提出的要求越高，它们打造自身“软件”的能力就越强，处理信息也就越熟练。这种“软件”打造能力表现为吸引子的日益复杂化，转而通过赋予这些新脑区开放式的容量——用以处理错综复杂的事物——来实现。
与这种先天预装的处理器不同，如视觉皮质的特定角度的神经元，这些最发达皮质区的模式识别性能被称为“突然出现的”，因为它确实是突然出现在大脑里，既复杂又非常“开放”。
这就得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结论：大脑进化遵循一个大主题，即逐渐从“硬接线”转变为“开放开明”。因此，最发达的多模态联合皮质的功能组织并非每一个具备自身功能的小区域的集合。用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说，它不是“模块化”的，相反，它是高度交互式和分布式的。多模态联合皮质伴随着自然发生的连续分布即“梯度”进行发育，控制它的是脑组织和神经网络组织，而不是某些由基因决定的先天的特定内容。从神经解剖学角度看，联合皮质中相近的认知功能体现在相近的皮质区。认知度量与大脑度量的一致性恰恰体现了自组织大脑的“突现属性”。我把这种新皮质组织的突现原理称作“梯度原理”。相比之下，通过基因编码获得这种认知度量和大脑度量之间的一致性会造成基因信息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幸运的是，进化拒绝了这种浪费的方式。相反，进化在大脑里留出了一块思想的白板，以精妙的神经性能为动力，让其能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并装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