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走得太快，免得让人不知道你在哪里
复兴之星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完善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尽管出现过波折，但总体来说，人的寿命、生活条件和自由选择的机会都得到了改善。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我们的领路人呢？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像爱因斯坦一样，离经叛道，致力于追求高于常人的目标。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人们的嫉妒与憎恨，当已有的理论或知识体系被他们的发现与突破所挑战时，人们的嫉妒与憎恨都是在所难免的。日语中就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谚语——“凸出来的钉子总是要被敲打”。
许多推动社会启蒙与发展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哲学家也经常遭受打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迫屈服于权威的压力。因为他们总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时代，因此妨碍了权威的利益，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最能抑制他们的就是宗教教条，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
14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时期开始了，后来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当时，人们勇敢地站了起来，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开创了现代社会。他们满怀着对知识、行动的渴望和极大的好奇心，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前进路上的荆棘
天空在赞美上帝永恒的光辉，
它们在呼喊他的名字，
世界在赞美他，海洋也在向他致敬，
听啊，这神圣的语言，
是谁在支撑着这天空和数不清的星星？
是谁在指引着灿烂的太阳？
这是一首贝多芬在19世纪为之谱曲的赞美诗。在文艺复兴初期，天主教会占统治地位，神职人员掌管着科学和教育，马丁·路德还没有挑战上帝掌管天空的理论。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这一学说。大约公元前250年，尼拉多塞（Eratosthenes，又译为埃拉托斯特尼）已经计算出地球是一个周长大约为25 000英里的球体，但当时的教条仍然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教会仍然严格坚持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公元2世纪提出的地心说。
终于有人站起来提出异议了。1473年生于波兰的哥白尼反对权威的地心说，并用精确的计算证明了太阳系中日心说的最初理论。
由于担心自己的理论会引起教会的迫害，哥白尼推迟了文章的发表。1543年，在他即将辞世之前，他才允许自己的学生雷蒂库斯（Rheticus）出版了自己的原始手稿《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但是，出版商未经授权，在该论文前加上了一篇序言，歪曲了哥白尼的著作，说论文中的内容只不过是一种简化计算的方式。
20年后的1564年，伽利略出生了。这位生于意大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多才多艺，还擅长演奏鲁特琴和绘画。他最终成为天文学史中的关键人物，为人们正确理解动力学和重力学奠定了基础。他还研究了内聚力（使身体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分子引力）。伽利略不仅在科学认知方面独领风骚，还发明了钟摆的概念。早在1582年他就研究过钟摆的运动，甚至还在辞世前画出了一张钟摆的草图，虽然并没有把它付诸现实。关于钟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还会详细讨论。
伽利略这位通才会对天体的秘密感兴趣，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1609年荷兰人发明望远镜之后，伽利略是首批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的人之一。他还制造了一架可以放大20倍的折射望远镜，虽然还比不上现在业余望远镜的水平，但在当时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通过发现金星和月亮一样有盈有亏，他提出了可以检验地心说和日心说的第一个实证性证据。结果发现，托勒密的地心说不仅更为复杂，而且是不正确的。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撼动了神学和哲学世界观。
伽利略把天体理论的主要部分都写入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文中。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一次客观辩论。不幸的是，伽利略把教皇的观点通过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出来，并对其进行了嘲讽，结果他没能逃脱教会的迫害。天主教会花了73年才禁止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但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和随后迫使他收回自己言论的行动在5个月内就完成了。他也因此一直被软禁在自己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中，直至去世。对他来说，路上的荆棘影响了自己的整个进程。
“在科学领域，”伽利略曾经说，“众多人认可的权威未必比得上一个人的粗陋推理。”教会可以软禁伽利略，但始终无法阻止科学的前进。
飞跃的时机
大约200年后，一位英国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不仅动摇了自然科学和宗教教条的根基，而且还挑战了上帝的权威。当时，天主教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科学和教育的控制权。1436年，约翰·古登堡已经开始研制印刷机，并于1440年完成，使得书籍等文字作品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于是，能够了解《圣经》及其教义的人数急剧增长，科学著作也是如此。1520年，教会进行改革；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脱离天主教会，并成立英国国教会，进一步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同样撼动了法国的宗教体系。发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面貌和社会面貌，带领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
按照父亲的希望，年轻的达尔文首先学习医学，但他很快就开始厌恶解剖学和手术的血腥，却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父亲认为他不务正业，很为他担心，于是把他送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职业选择。当时的英国国教会人员收入颇丰，这也许就是英格兰的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者都是牧师的原因。他们的教会使命与探索世界的目标是融为一体的。
1831年，达尔文完成了神学课程，但他并不急于接受神职。相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参与“贝格尔”号航行考察，取得了第一手的地质研究资料。作为地质学家的他声名鹊起，《“贝格尔”号航行日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更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名望。
对生物的观察帮助达尔文了解了物种的变化，并于1838年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尽管他对自己的进化论确信不疑，但由于担心这一理论会给自己戴上反社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帽子，从而给自己惹上大麻烦，因此他推迟了自己论文的发表。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达尔文重新对植物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并且经常咨询畜牧学家。他急切地想继续自己的实验并找到所需要的全部证据，以便在论文发表之后能够有力地驳斥别人的质疑与反对。
达尔文充分意识到，发表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只与亲近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理论，并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他希望时间可以慢慢改变人们的想法。但1858年6月，他听说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提出了类似理论，才不得不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在推迟20年之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终于在1859年11月22日出版了，并且很快就卖出了1 250本。经过大家的普遍认同，科学界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物多样性的权威理论。作为整个国家对达尔文卓越贡献的认同，他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在牛顿的墓地旁边。
科学与宗教之争
在达尔文时期，社会与科学的进步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的作用，并使得曾经一度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等，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思考。
在很长时间里，执掌前进方向的基督教会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指挥棒，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我将会讲述它们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人们开始质疑上帝作为造物主的说法，并认为人类是自身物种的主宰者。
现在，人们的一些推测大大超前。人们预测人类疾病将会消失，死亡也会推迟，但必要的教育和讨论没有跟上。基因工程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谁有权利引领人类发展道路的问题，将会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应对日常挑战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领导者为我们指路。
导游模式
有很长一段时间，做演讲的时候我都是急匆匆地赶到目的地，演讲结束后又急匆匆地飞走。后来，我的妻子多丽丝也开始陪我演讲。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成为我的私人编辑，为我打开了一扇五彩的窗户。现在去各地演讲时，我们要么早点儿到，要么晚点儿走，总之给自己多留出几天时间来对当地进行考察。在我写本章内容时，我不禁想起了各地的导游，他们带领着队伍前进，同时还通过一项既简单又有效的方式与队伍保持联系：挥舞着旗帜来引领队员前进。
导游和其他领导者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必须要处于队伍的视野范围之内。通常，领导者的才干和能力总会鹤立鸡群，远见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要处理好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日常问题不仅要依靠基本的领导技巧，还得要求他们不能超出下属的思维领域之外。维也纳爱乐乐团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演出开始之前，有人问首席小提琴手：
“指挥先生今晚要指挥的是什么乐曲？”
“我不知道他指挥的是什么，”首席小提琴手回答说，“但我知道我们演奏的是什么。”
即使是天才领导者，也需要下属的配合才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如果我们把下属落下过远，只顾自己朝前跑，那么我们做的就是无用功。政界的情况稍微有所不同，参加竞选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会被批评为目光短浅。但其中也有例外，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政治生涯就比较长。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十三章还有关于科尔的详细介绍。
设立一个机动目标
当预测未来时，要做到处于整个队伍的视野范围之内可不容易。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大趋势》和《2000年大趋势》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我把人们似乎知道，而又不确定的事物合成了一幅新世界的画面。
阿尔·史密斯（Al Smith）曾连续4次当选纽约州州长，1928年还竞选过美国总统。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经偶然听到过他的金玉良言：“在队伍中不要太超前，因为人们会忽略了你还在其中。”我对此受益匪浅。他是一个心思极为敏锐的人。一次在他竞选州长的时候，一个反对者在后面大声喊道：“告诉他们，你都知道些什么，阿尔。就一分钟的时间！”史密斯立即回击道：“我会告诉大家你和我都知道的事情，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阿尔·史密斯是第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尽管后来他输给了赫伯特·胡佛。约翰·肯尼迪是第二个竞选总统的天主教徒，也是第一个在总统竞选中胜出的天主教徒。约翰·克里则是第三个参加总统选举的天主教徒。在他参加竞选的时候，天主教徒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障碍，而史密斯和肯尼迪当时在参选时却因此而遭遇巨大困难，我认为这表明了美国社会的进步。
阿尔·史密斯关于游行队伍的比喻一直刻在我心里，它是我所听到的关于领导力的最有价值的建议之一。它帮助我避免过度地陷入未知世界中，否则我就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盲目地猜测了。我们对自己邻居的关心要远远多于对另外一条街的人的关心，对于未来我们也是如此。人们想知道的是与现在生活相关的、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人们的猜测和解释有时又过于直接。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成功登上月球后不久，许多评论家就已经开始想象在月球上建立第一个房产项目和火星探险旅行。其他的预测还有电视将成为新的主要教育手段，直升机会取代汽车成为通勤工具，药丸会取代食物，机器人会料理我们的家务，汽车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但是，这些线性推断就像慢慢上升到空中的气球一样，很快就会失去空气甚至生命力。
发送者和接收者必须处于同一频率之内
我们真的很难说领导者究竟应该领先队伍多远的距离，而且这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在政界，你既需要超越群众来展示自己的洞察力和对群众的情感，也需要稍微超越时代来体现自己的远见。公司领导只能稍微超前于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要与下属好好沟通，才能料理自己的生意。不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们似乎都被期望要超越自己的下属。不管怎样，市场才是决定性因素：对于政治家们来说，选民就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来说，顾客就是决定性因素；对于那些有志于揭示未来的人们来说，大部分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队伍中太过超前。稍稍收一下你们的缰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