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变革，先让人们看到收益
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
标准、官僚就是死亡！
“欧盟宪法是完美的，虽然可能比美国宪法要略逊一筹。”2005年4月20日，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之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如是说。
2005年5月29日，法国人首先对欧盟宪法说“不”。法国人和随后提出反对的荷兰人都没有发现这部由政治精英们撰写的宪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800页的规章和原来的一些条约协议让普通人难以理解。而“略胜一筹”的美国宪法只有12页，只规定了总的原则，十分通俗易懂。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的否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他许多国家都因此推迟了全民公决。虽然这对于宪法的支持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对欧盟25个成员国的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对它进行修改，使之成为一部可以为全体成员国服务的宪法。
自此之后，欧盟宪法一直进展缓慢。许多人都在讨论批准它的必要性，而认为应该对它进行修改的声音却相对微弱。除非对它进行修改，并使之显现出为各国人民带来的利益（当然，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好处，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否则大家对它的抵制不会消除。欧盟正面临着应对人民正当要求的挑战，如制定一部合理的宪法，使大家理解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如减少昂贵的福利项目等。这对欧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40多年前，当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将会居住在欧洲，我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正在去往亚洲的路上，打算在泰国住一年。那是1967年，我还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工作，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只有首先使人们了解改革能够带来的利益，改革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当时我要在泰国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东北部地区加快农业发展。我们极力说服农民种植1/3的水稻，并在水稻中间种植其他庄稼。但是，他们抵制这一做法。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抵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知道基础设施是无法满足多余的粮食生产的。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十分开心地接受了新的种植方式，并且享受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
自此之后，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亚洲。我发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确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适应任何变化。我经常被他们的这种活力深深打动。此前，许多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海外华人也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现在当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商机后，他们又回来了。海外华人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与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商业方面的活力，而中国国内数亿的农村人口也在努力脱贫致富。在上海，我们认识了其中的两个：李凤和李闯（音译）夫妇。
他们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李闯的父亲是一位菜农，李闯从小就和父亲在这块祖祖辈辈耕作的农田里辛苦劳作。后来他娶了李凤，然后似乎也要重复老一辈的生活。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也听说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因此，李闯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收入能够好一点，就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地赡养自己的父母，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这个前景似乎相当诱人，值得他为之努力。
我和多丽丝是在几年前一次访问上海的时候认识李闯的。
我们在上海时都是住在波特曼丽嘉酒店，因为那个酒店可以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且它还紧邻上海的老城区，让人感觉新老中国就在咫尺之间。那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有些套房一天的价格要比大多数上海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它的周围就有一些老房子，人们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晾衣竿上，或者干脆就在树上或者路灯杆子上扯根绳子晾在上面。（当然，每次我们去上海，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已经被拥有现代设施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从酒店出来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一个小柜台，李闯夫妇就在那儿卖水果、小吃和饮料。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帐篷的东西，我们猜测可能是储藏室。多丽丝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妇怎样看待自己的小柜台和50米之外的菲拉格慕、路易·威登等国际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她向交往多年，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酒店公关部总监温雪薇询问这对夫妻的情况，于是雪薇向我们讲述了李闯的故事。
李闯夫妇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离开原来的农村生活的。他们只是想，既然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工地，那么卖些小吃和饮料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他们在酒店旁边设立了那个小柜台，因为周围的建筑工地是24小时不停工的，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建筑工人，因此他们也是24小时营业的。那个被我们认为是储藏室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两个在里面轮流休息。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己度人。雪薇安慰我们说，李闯夫妇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满意的，稳定的建筑工人客源使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养活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人的生活还是不错的。雪薇还补充说，2005年年底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李闯为什么他的妻子露面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李闯告诉她说，妻子在这条街上又开了一个小卖部。2006年7月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桃子，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简陋的帐篷里了。
在中国，从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乐意四处迁移，这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人的心态与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必须先看到利益才愿意为之努力。他们不会随着工作而迁移，许多欧洲人都是在等待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仍旧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栋房子应该是一辈子不变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的讨论让我深感不安。节目中，一些维也纳年轻人说，他们宁愿失业，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会选择离家100英里之外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维也纳年轻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奥地利人，更不能代表所有的欧洲人。欧洲人的确喜欢坚持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墨守成规，一切都会一成不变。不变的是我们都要维持生计，不管是做老板还是为别人打工，而且那些最早接受必要的改革的人会获利最多。体育仍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在“思维模式1：很多事情变了，但大多数事情没有变”中用到的篮球投篮的例子吧。篮球的规则并没有改变，但在单手投篮的优势面前，很少有人再顽固地反对汉克·路易塞提的新投篮方式了，毕竟以单手投篮的方式赢得比赛还是以双手投篮的方式输掉比赛，这两种结果哪个更诱人是不言而喻的。纳特·霍尔曼歇斯底里的声明“如果我的队员也这样打篮球，那我宁愿辞职”，最终也成为人们的笑谈。
福斯布里式跳高刚刚发明后情况也是如此，他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也试图让他回到传统的跨越式方式。迪克·福斯布里的跳高方式挑战了传统思维，但它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彻底改变了跳高技术。在体育界，成绩很快就能够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商业领域，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有时可能稍微长一些，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市场，就像体育运动一样。
当然，有些人对于变革的抵制也可能是由于固执或者无知，但希望在生活中进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因为无法承担变革的代价而抵制它。相反，当察觉到潜在的利益时，人们通常都会热烈欢迎变革的。
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你才会弯腰
在心中思考一下下面两个问题：什么会给你带来回报？什么会使你受到惩罚？比赛结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变革会带来回报，什么时候鼓吹变革只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因此，对变革的抵制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表现。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如果他们抵制变革，抵制你所认为的应该受他们欢迎的变革，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变革的利益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他们的抵制而感到悲哀，你应该首先寻找他们之所以会抵制的原因。请注意，在我前面讲述的体育运动的故事中，抵制变革的并不是运动员——运动本身的参与者，而是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