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雕塑”共有25种心态和两个心脏。25个国家的心态与其他无法融合的因素：传统、雄心、福利和经济领导权混杂在一起。它的两个心脏也是以不同的节奏在跳动，一个是经济霸权，另一个是社会福利。骄傲和雄心都想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无论要达到哪个目标，这两方面都必须相互妥协，但它们又都不愿意这样做。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吸引富有的美国人和亚洲人前来参观的历史主题公园，而不是它自己展望的美好前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在经济方面，欧洲正在经历着双重保证的衰落。
欧洲的雄心壮志
自从我开始在世界各地讲学以来，曾多次到过欧洲，甚至曾在巴黎买过一套公寓。在那里的经历让我对欧洲文化和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但是，当我与欧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开始在维也纳生活之后，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对欧洲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还娶了自己作品的德文出版人，无疑为作家与出版商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2000年是搬去欧洲的不错的时机，我可以在那里亲自体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将会发生的变化。那时的欧洲到处洋溢着对欧盟和即将诞生的欧元的兴奋之情。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所在地奥地利又将重新成为一个地理中心，维也纳也将重新成为沟通东西欧的桥梁。空气里弥漫的都是乐观的气氛。
1951年，当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共同组成欧洲煤钢联营时，通向欧盟之路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渐渐开始期待欧盟的形成。回顾一下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欧洲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放弃有着700年历史的武力解决问题的传统真是一个奇迹。从此，他们不会再诉诸武力，问题可以通过外交、国际法、协商谈判和多边主义来解决。欧盟的成立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理政治变革。
2000年的《里斯本协议》（The Lisbon Accord）明确写明欧盟的目标就是“把欧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它想要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奇迹到这里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也许奇迹还可以继续，但前提是它的两个心脏的跳动节奏必须一致。欧盟肯定举双手赞成歌德在《浮士德》 中的一句话：“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心脏——社会性灵魂，跳动的节奏是管理、集中化、严格的劳动制度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另一个心脏——自由主义灵魂，追求的是自由市场、分散化、对企业家的扶持。这两种理念的结合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飞跃，但是尽管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一直在谈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它们仍然在坚持旧的“欧洲社会模式”，而维持这种模式的难度变得越来越高。欧洲离走向世界经济霸主的道路越来越远，因为它高度信奉自己的子民，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句话“受苦容易，行动难”。尽管双方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但谁也不能改变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政治家们无休止的讨论并不是关于如何利用新的机会支持企业发展、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壮大欧洲的力量，而是如何才能维持现在的福利社会，一个导致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的福利社会。除非进行重大改革，否则欧洲最大的可能不是成为世界知识经济的领导者，而是人们用来瞻仰它的光辉历史的旅游景点。
如果你想对欧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你首先要了解“比赛结果”。欧洲的今天隐藏的是什么呢？
寻找“真正的欧洲社会模式”
对欧洲这个整体进行讨论十分必要，但是又相当有难度。有一个支持、一个反对福利社会的心脏已经够复杂了，但除此之外，25个成员国的25种心态又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论证自己的观点和需求，比如负担福利系统的不可行性、福利社会所导致的经济减缓与财富重新分配的道德责任、自由市场的不公平之间的争论。社会模式的支持者们并非看不到经济问题，自由市场理论家们也不是看不到福利社会的好处。它们所缺少的是两种生活态度——人道主义理想和经济现实之间的互相妥协。
欧盟委员会前委员安娜·季亚曼托普洛（Anna Diamantopoulou）对此就曾做出过以下评论：“对于欧盟中的许多人来说，‘欧洲社会模式’这个词语可以引发他们对于社会公平与团结的美好情感。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只会提高他们的血压。”
欧洲社会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一谈到这个问题，麻烦就来了。欧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模式，它的内部有许多不同的集团以及不同的关注点。《经济学人》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欧洲）社会政策的种类就和各个国家的酒类一样多。”干杯，干杯，到最后每个人都会被欧洲的这种局面搞得酩酊大醉。不过，这25种模式可以大致分为四大体系，每一体系都有些相似的特征。
大陆体系
大陆体系是由德国首任首相（1871—1890年）奥托·冯·俾斯麦所建立的。他是首位制定出全面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意外事故、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欧洲政治家。老人从70岁开始就可以得到退休金。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是40—50岁，而现在已经达到了78岁左右。俾斯麦的这一保障系统并不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强制市民为自己保险。现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仍然在采用这一体系。由于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加，它的保险效应将很难再持续下去。
如果德国的约翰内斯·施密特失去工作，那么在未来的12—36个月中，他仍然能够领到原薪水的60%，还有其他的政府帮助，包括培训和在找工作方面的扶持等。
地中海体系
该体系中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劳工权益，但是在对失业的救助方面没有太多支持。社会保障仍然被看作家庭的责任，整个体系都依赖于内部家庭支持。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个体系的保障范围之内。
如果吉阿克默·埃斯米多（Giacomo Esmido）在意大利失业，那么他只能在失业后180天内领到自己最后一份工资的40%。
斯堪的纳维亚体系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保障最为优越，它们的这一体系主要是靠税收来维持的。它们并没有什么法律来保护人们的工作权益，但是为失业人员提供非常高的福利，并且注重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社会福利被看作人们的一项权利，因此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人们的收入进行了高度的重新再分配。如果在欧洲不想工作的话，毫无疑问你应该去这些国家。
如果丹麦的延斯·索伦森（Jens S?rensen）失去了工作，那么他的日子还很不错。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中年人，那么他在失业后至少可以在4年内领到自己原工资的90%。这真是不错。但是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代价也相当高。在德国，税收收入的45%都投向了福利系统，在丹麦和在瑞典，这一数字更是分别高达49.6%和50.7%。
爱尔兰和英国体系
爱尔兰和英国在保护劳工权益和税收调节方面都没有太严厉的措施，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帮助人们再就业的制度。而且它们都有慷慨的失业救济，这是它们与美国的最大区别。它们所关注的不是缩小收入差异，而是消除贫困。
一个失业的英格兰人可以无限期地接受每月400美元的救济，而且在前182天内还有额外补助。
捷克前总理、欧盟委员会25名委员之一的弗拉迪米尔·什皮德拉（Vladimir Spidla）这样解释社会模式的价值：“尽管各个国家的制度并不完全一样，但欧洲社会模式的根本规则是把所有居民都纳入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遗弃任何一个人。它的目标是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支持，包括遭遇疾病和意外、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到正常教育和就业的经济和生活方面变化的人们。”这一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只要欧洲还没有发现一个至少像沙特阿拉伯那么大规模的油田，它们就根本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系统。
社会福利的支持者们经常会强调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区别是对欧洲的威胁，并把这作为反对美国的一个证据。在一个每年至少有4周休假的假期天堂，两周的假期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欧洲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美国人的70%。但是，减少在欧洲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舒适性不啻在印度屠杀圣物——牛。
《华尔街日报》欧洲版指出，欧洲政治家们对于这一体系的理论价值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它的实际效益。而且，从理论上说，欧洲模式非常有意义，因为是它把欧洲与自己的敌人美国区分开来。人道主义的大旗必须飘扬在欧洲上空。
因为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我非常赞同乔舒亚·利夫斯通（Joshua Livestro）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欧洲模式并不只是一种经济模式。它还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
它是一种非常安逸的生活方式。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给维也纳的出版商打电话时，许多次她的回答都是：“我们明天不工作。明天是假期。”今天的欧洲有着太多难以融合的因素：传统、雄心、福利和经济领导权等。这些都被红眼政治所掩盖。也许这种做法很流行，但报纸上、政治家的演讲中对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指责和对财富再分配的呼吁根本无助于实现自己雄伟的经济目标。
奥地利前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曾经改编过一句奥地利谚语：“我们必须从一个有福气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勤劳的国家。”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正视现实了。
从社会主义瞭望塔到资本主义工厂
当第一次去维也纳的时候，招待我的主人带我去了一个叫作莫尔比斯的湖边村庄，那里以拥有众多鹳和它们的巢而闻名。他们告诉我，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边界就在湖的中央。他们还带我去了位于陆地上的边界。当我们沿着通向边界的路向前走时，骷髅画像随处可见，警告我们再靠近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当看到每隔200米就有一个匈牙利木制瞭望塔时，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在塔顶的平台上，卫兵们在端着枪巡逻，随时准备射击任何企图穿过边境的人。那仅仅是30年前的事情。
现在，匈牙利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在去美丽的布达佩斯参观的途中，经过宽松的护照查看之后，我们就开车穿过了边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匈牙利首先在铁幕上捅开一道裂缝，使民主德国人能够穿越边境到达奥地利，而且是它第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
在欧盟最近的一次扩容中，匈牙利、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其他一些原来在苏联影响范围之内的小国家也都加入了欧盟。现在它们比法国和德国在商业方面更加友好，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些欧盟的新成员正在以低税收和高扶持政策来吸纳尽可能多的公司。在一个以经济行业划分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你的总部在哪里，或者是你的经济活动在哪里进行。就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斯洛伐克的工厂和工人已经成为汽车行业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个人所得税对所有公司都是一视同仁的，同为19%。这些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发展得都不错，这都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行业的参与。
移民：机会还是灾难
我不仅来自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来自一个移民家庭，是我们家庭的第一代美国人。我的父亲出生在苏格兰，母亲出生在丹麦。就像我的妻子多丽丝所说的那样，我回到欧洲就是回到了家乡。即使有着这种背景，而且还在欧洲住了几年，我还是不能理解欧洲人对外国人的恐惧。几年前，我曾被邀请在奥地利政府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的会议上发言。在会上，人们谈论了许多关于全球变暖、自然资源、转基因食品等的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提到欧洲人口的可持续性。既然这些国家因为人口下降而导致劳动力不足，既然它们需要人才，既然它们需要精力充沛的人群，那为什么要拒绝移民呢？在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的会议上，为什么人们都不提人口的可持续性呢？
欧洲的许多人都说移民只会寻求欧洲福利社会的福利，工会则抱怨移民只会抢走自己工人的工作。但是，在动态经济中，失去工作是不可避免的，工作变化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
欧洲的低出生率再加上普遍不愿接受移民的态度将会很快给欧洲带来问题。欧洲的出生率只有1.4%，而2.1%的出生率才能够维持社会人口基本不变。如果欧洲的出生率无法提高（而且现实情况显示这很有可能），而且还继续限制移民，那么在经历两代人之后，欧洲的人口就会下降到现在的一半。
就像《经济学人》所评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人口的优势将会增强美国的国力，继续拉大与欧洲的差距”，形成一个“年轻、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的美国与衰老、保守的欧洲之间的强烈反差”。这话可能有点重，却是事实。
尽管欧洲有着雄心壮志，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很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政府的工作并不是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福利，而且它们也无法做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会使福利体系难以维系，事实上，现在已经很难维系了。尽管如此，用移民来弥补低出生率的方法却受到广泛谴责，而且，这还是一个经常用来吓唬人们会因此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手段。
与之相比，美国在引进人才方面非常积极。每年它都会吸收100多万的合法移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吸收的移民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自1976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这100万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才能、有雄心，想要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实现自己梦想的能人。美国的人才库中每年都会增加100万人。由于智力和才能是任意分布的，你可以想想仅仅靠国内的出生率的话，它要多高才会出现这么多人才。
我的经验是，只要经济上需要，并且它本身有价值，那么变革就会发生。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在欧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似乎即使有明显的利益，欧洲人也不愿意变化。
良好的企业环境是竞争经济的基础。但是欧洲人认为，政府应该阻止企业开除员工，而且应该投资新的政府工程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日本多年来也是如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像它一样在几乎没有水流的小溪上修建如此多的桥梁。
只有企业家才能从下而上地建立新公司，从真正的意义上创造就业机会。这就需要扫除在建立公司过程中的所有的官僚主义障碍，并且提供一些鼓励措施，比如在公司成立一年内免掉其税款等。更重要的问题，我想，是欧洲人似乎不明白企业是需要赢利才能够继续下去的。许多欧洲人似乎认为公司可以在赢利和为了保证更多工人的工作而赔钱之间进行选择。
当然，欧盟现在对废气排放、可再生能源、物种多样性和社会融合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关注，在经济增长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阻碍了它的发展。经济改革也根本没有实施。社会模式仍然深得人心，以致基本没有一个政治家敢强烈反对它。的确，有人提出福利应该减少，或者使这一体系更加有效，但这种模式本身没有受到丝毫质疑。
经济改革就是要提高生产能力，这是唯一标准。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都应该由这一标准来进行评价。现在，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敌视企业、企业家，而现在也正是最需要它们的时候。
谁有权利来统治世界
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这个文化和历史新纪元中的精神核心，已经成为欧洲的一面旗帜。人道主义在哲学上的含义就是任何关注人类需求和兴趣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它在许多方面都被看作欧洲的遗产和理想。
很显然，欧洲是带着相当的优越感来看待一些人的，特别是法国人，把小布什总统领导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吐着帝国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福音主义火焰的三头怪物。自认为在精神上优越并因此宣称自己对经济和军事霸权也负有道义责任的欧洲，与思想自由和在事实上具有经济和军事霸权地位的美国之间的敌对是不可避免的。
哈耶克：一位欧洲移民的命运
1950年，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邀请，从伦敦乘船前往美国。他在欧洲得不到重视，在美国却受到欢迎。在20世纪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他正在通往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的途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称他为“改变20世纪思想进程的先驱”。
哈耶克为什么在欧洲得不到重视呢？和自己同时代的人不同，哈耶克认为，发展的最佳方式不是集中规划。他解释说，集中化体系在理论上可能比较有吸引力，却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基本问题，“知识的分工”。如果想要了解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中央计划者就必须了解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怎么才能实现这些产品的最低成本。
这些知识都是存在于个人消费者和商人的头脑里，而不是中央计划机构中的。哈耶克还说，消费者与公司协调这种知识的唯一实用方式，就是通过由市场来决定的价格体系。哈耶克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中央计划与个人自由是不可能共存的。他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自由地自然发展，这才是应对未知的最佳方式。
不管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么不同，我都要告诉你，如果欧洲想完成从衰落的福利社会到自我管理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就必须要倾听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声音：
1. 他是一位伟大的自由哲学家。对于哈耶克来说，个体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他总结说：“对待个体的自由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这一思想应该成为欧洲的指路灯。
2. 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唯一可行的组织方式，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知识”。他是以非常现代的方式来阐述这些观点的。他把资本主义比作一台自发的信息处理机，把处理过程比作一个“电信系统”，这在当时都是令人十分震惊的观点。现在这些观点已经基本被普遍接受，但在欧洲仍然缺乏市场。
3. 他坚持自己的想法。《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抨击了战争时期所建立的福利社会制度。整个欧洲只有他一个人孤独的声音，非常不受欢迎。在英国，人们甚至称他为“大恐龙”。《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主要是针对欧洲的，但欧洲对它毫不理睬。欧洲人守旧和害怕犯错误的痼疾仍然没有消除。
当哈耶克在1974年与纲纳·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一些认可。但是，当时的欧洲仍然否认他的价值，许多人都说：“缪达尔受之无愧，哈耶克糟糕至极。”缪达尔甚至在后来表示，如果自己早知道这个奖项是与哈耶克分享的话，那自己当初就不会接受它。
1989年，也就是在哈耶克去世的三年前，他在自己德国弗赖堡家中的电视上目睹了象征着民主德国失败的柏林墙的倒塌。这肯定是非常幸福的一刻！
最欢迎哈耶克的国家，就是欧洲最不服气的国家——美国。
美国：被憎恨、被羡慕、被嫉妒、被模仿
有时，最团结的事情就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美国，这个欧洲政体的肉中刺，可能是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格哈特·施罗德等美国反对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最有效的催化剂，他们都十分欢迎如电影制作人、《华氏9·11》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之类的客人。我感觉，这些国家在潜意识中认为，如果世界需要唱响民主的歌声，那么音乐必须是由欧洲来制作才行。
当然，欧洲有着非常长的殖民历史，有些甚至持续到了20世纪。“欧洲把世界看作一个自选商店。”德国不来梅电台曾经这样评价。欧洲是因为自己的历史才来挑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做法的吗？有部分原因是这样。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把美国描述为一个“松散帝国”：
美利坚帝国并不像原来的帝国那样，是建立在殖民地、征服和白人的负担之上的。21世纪的“松散帝国”应该作为一项新发明记入政治学历史，这种全球霸权的点缀是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而且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它。9月宣布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美国要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富强的唯一可行模式是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9·11”事件改变了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并不喜欢巧言辞令的总统。他救世主似的演说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次，但是对于白宫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去凡尔赛，向世界宣告他要让民主的制度永存的时候开始，这种救世主似的言辞就已经进入美国词汇中了。
在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前，美利坚帝国早已形成了。如果我告诉你美国有10位总统都是将军出身，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如果你想了解美国迈向美利坚帝国的历程，可以读一下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的著作《美利坚帝国》（America as Empire）。
多边的欧洲vs.单边的美国
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流传着一个笑话：北约秘书长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离任时问上帝：“北约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壮大？”
“也许在下一任秘书长的有生之年。”上帝回答说。
听到这话，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很高兴，于是也问上帝：“欧洲什么时候能够建立有效的外交政策？”
上帝沉默了一会，终于回答说：“在我的有生之年是不行的。”
如果我们把这看作上帝对欧洲外交政策的评价的话，那么对于一个至少想在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征服世界的欧盟来说，这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现在的世界形势。现在，批评美国是个片面限制武力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和其他国家协商，也不像欧洲一样实行多边主义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做法。
美国人不喜欢与别人共同处理事务。科索沃战争就说明了让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来一起作战是多么的困难。在经历了所有事务都要和北约所有成员国协商才能决定的情况之后，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得到了一个教训。用美国军队最高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上将（General Wesley Clark）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再也不想这样了。”
我们也能经常听到小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同样的话：“我们再也不想这样了。”而且，就像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说的那样：“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单边活动的国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控制那些有能力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它们所缺少的权力的替代品。”
和一些欧洲人的想法相反，比尔·克林顿最终也和小布什一样被冠上了单边主义的帽子。克林顿政府是弹着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调子上台的，这是它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语。
2002年10月，民主党人占大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批准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开战，而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一旁惊讶地观望。卡根指出，事实上，小布什对伊拉克宣战在参议院得到的支持比他的父亲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还要多。
你可能还记得欧洲人总是把罗纳德·里根在漫画中描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牛仔。欧洲人喜欢说美国人是“牛仔”。这的确有点道理，但是对于在西部犹他州长大，并且直到加入美国海军之前一直骑马的我来说，做一个牛仔并非是什么坏事。
和美国牛仔的形象相比，我们需要再次引用卡根的话：“欧洲喜欢搭美国的‘免费车’，过去60年来它一直处于美国安全体系的保护之下。因为美国愿意花大价钱来保护他们，欧洲人就宁愿把自己的钱用在社会福利项目上，享受悠长的假期。”
所以说，美国人是牛仔，欧洲人则是占他们便宜的人。
至少，罗纳德·里根的确是骑马的，但小布什不是。他在自己的得克萨斯农场中开的是福特小货车。
当然，很显然这些讽刺漫画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必须超越它们来寻求大家的共同之处。
欧洲2010，一个总结
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还是先观察一下欧洲的现实状况吧。
尽管欧洲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每年春天欧盟还是会重申里斯本协议。欧盟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美国要低25%，这一差距在最近15年来越拉越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说，如果当前的情况再持续20年，那么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将会成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的两倍。索尔斯坦在2006年7月接受《汉堡晚报》（Hamburger Abendblatt）采访时表示，德国人在2006年也许不得不再次接受实际薪水0.7%的下降。2005年德国人的实际薪水已经下降了1.5%，2004年下降了1.1%。（奥地利从1998年后下降了2%，瑞士自1995年后上升了4%。）
当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首脑承诺要将欧洲“在2010年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而又拿不出任何改革措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为欧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障碍
1. 高税收和大政府。欧盟政府占用了国民收入的45%，中国只有11%，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为20%，美国不到30%。
2. 创新精神的缺乏。欧盟用来研发的资金只占到国民收入的1.9%，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2.6%。美国每百万人中科学家与和工程师的比例是欧盟的两倍，而且从欧洲到美国的科技人才流失还在继续。
3. 生产率的低增长。过去5年中，欧盟商业领域的年生产率增长仅为0.6%，美国是它的4倍，而中国又是美国的4倍。
4. 严格的劳工法律。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的过程中，这一最大障碍来自欧盟本身。只有政治上的切实措施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5. 下降的出口市场份额和越来越多的保护性措施。价值观不变，竞争结果就不会变。2006年春，法国宣布11个政府对外国合并有否决权的工业领域。欧盟的出口份额已经从1980年的51%下降到了现在的42%；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欧盟所占的份额也从36%下降到了29%。
如果欧洲想把自己看作美国的竞争对手，它就必须要了解对方：
? 美国的创新基础设施，以及所包含的科学和技术资产，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花在研发上的资金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的研究人员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都要多，而且在专利方面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世界上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中，美国占了17个席位，英国有两个，日本有一个。
? 美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最多的，达到1.6万亿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英国的两倍，是中国的6倍还要多。
? 美国的工业制品仍然是世界上所占份额最大的，占到了22.4%，比2005年取代日本上升到第二位的中国要高50%。它在高科技所带来的生产附加值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占到全球的35%。（许多年来，美国制造业的GDP都保持了大约23%的持续增长，而这一领域的工人数量每年都在减少，这都是因为科技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改善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人们经常能够听到或者看到类似“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走下坡路”之类的评价，其实这是不对的。“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数量继续下降”才是正确的。）
? 也许美国对欧洲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为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方面，美国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它能够促进带动整个产业的高增长企业的出现。企业的创立和破产是就业、生产率增长和创新的重要驱动器。比如，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就业岗位的增长都是由新公司（成立5年之内）提供的。事实上，成熟公司（成立5年以上）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时期减少了，而且这一状况还在继续。
?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它接纳女性、移民和其他人种的速度是大多数其他国家所比不上的。
欧盟在成立初期强调的是“开放”，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实现无障碍的贸易和商业。我们都知道，使国家或地区获得竞争力的是自由经济、多样性和竞争。但是近年来，它们的重点从“开放”转移到了“一致性”。把公司税统一到最高的水平，把劳工法律统一到最没有竞争性的程度，把移民政策统一到最严格的程度。总之，把所有欧盟成员国统一起来团结地实现经济衰落。
决定欧洲未来的是欧洲人和他们的政策。如果有人问我欧洲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那我会回答，这完全取决于欧洲人。如果要问我的观点，那就是，只在口头上谈论经济改革的欧洲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模式，而且还会继续制定出更多的“一致性”政策。也就是说，欧洲所选择的道路是“双重保证的衰落”。
最近，阻碍欧洲经济改革的最糟糕的思想就是，即使没有经济改革，欧洲经济也会蓬勃发展。就像我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欧洲公司的出色表现会不时地把自己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一个或者两个百分点，但这都是暂时性的。而欧洲媒体总是会把这看作与美国竞争的资本。比如，2%的经济增长总是会被欧洲媒体描述成“强劲”，当然，前提是这是出现在欧洲，而美国2%的经济增长则会被说成“低迷”，从而成为改革反对者们的证据。媒体总是把竞争看作有赢必有输的游戏。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经常会被看作美国竞争力的下降。其实，在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中，所有国家都可以是赢家。
由于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所有小的进步都不可能持久。但是，那些不愿意进行改革的人们总是把这些暂时的进步当作反对改革的理由。我在欧洲居住的7年经验告诉我，这种暂时性的发展都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新年致辞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的成功而沾沾自喜，那么经济复兴，就像过去的无数次那样，只会成为昙花一现。”
所应用的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3 要认真把握媒体统计数据：双重保证的衰落，这样的评价对欧洲的经济来说太重了吗？如果你应用了思维模式3“要认真把握媒体统计数据”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就像我过去7年在欧洲居住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它们的政治许诺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欧盟和它的成员国在不作为和拖沓方面可以说是第一名。除非欧洲出现真正有力的领导者，否则它还会沿着这一趋势继续下降。
思维模式4 勇于追求，错又何妨：它的对立面就是誓死坚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政治就是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别人的错误，虽然这也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但是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越强，它就越想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思维模式9 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简单点儿说，欧洲政坛里都是问题解决者。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官僚制度，因此留给机遇寻找者的余地就非常少。更为糟糕的是，利用低税收和良好的商业环境来吸引企业的欧盟新成员，如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威胁，就要求它们降到与大家相同的水平。但是没有活跃、赢利的企业，国家经济肯定是要停滞不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