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要永远告别谷登堡的印刷时代，而进入MTV的视觉时代吗？在当今世界中，视觉文化在从艺术和建筑到时尚和商品的设计等领域都占据了史无前例的优势。这是一个MTV的世界，一个视觉表达压倒了文字表达的世界。
人类书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 000多年以前。文字为我们记录历史、说明事实、给出建议，文字不断变化、成熟完善，文字诱惑我们，感动我们。
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上面的文字来自《圣经》，是《雅歌》（所罗门之歌）（King Solomon’s Song）中的情诗。
众多君王与政治家，比如所罗门、恺撒、尼禄、毛泽东、切·格瓦拉、哈维尔和巴勃罗·聂鲁达等都热衷于诗歌。文字可以表达情感，打开通向未来之门，描绘出前所未有的景象，鼓励人们去冒险。比如儒勒·凡尔纳、乔治·奥威尔、海明威和梅尔维尔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文字还可以帮助人们探询自己的灵魂，比如普鲁斯特、穆西尔和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在所有文化中，小说家、诗人和歌唱家都是受人尊敬的。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成为一名隐喻大师。”
需求的衰退
但是现在，文学正在慢慢衰落。电影、电视、视频和DVD正在逐步取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种视觉文化正在逐步占领世界，而代价就是对书面文字的侵蚀。小说，这个想象力的摇篮，虽然并没有像许多人宣称的那样完全消失，但是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
“我对小说的生存没有信心，它几乎已经完蛋了。”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迪亚·奈保尔爵士（Sir Vidia Naipaul）如是说，他认为小说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华尔街日报》欧洲版的主编屯库·瓦拉达拉金（Tunku Varadarajan）是用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来理解奈保尔的论断的，他认为奈保尔的论调“有点狭隘”，也许他的真正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小说家的作品可以和自己相媲美。瓦拉达拉金对奈保尔的评论借用了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葛莱西安诺（Graziano）的豪言：
“我就是圣贤，
我一开口就足以让所有的狗闭嘴！”
不管是因为缺乏吸引力还是质量下降，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化水平、语言技巧和交流技巧都在下降。
在视觉文化越来越占上风的今天，唯一一类还在不断发展的是绘本图书。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现在已经在书店中设立了专柜来促进新的绘本图书的销售。2006年春，我与巴诺书店负责绘本图书采购的詹姆斯·基伦（James Killen）进行了一次会谈。他负责审阅绘本图书，并且决定购买哪些绘本图书以及购买的数量。近年来，我们一直都能看到那些根据名著改编的漫画书，许多大学生也在阅读这些漫画书，而不是名著本身。但是最畅销的还是绘本图书。基伦告诉我说，绘本图书的突破出现在2003年，由克雷格·汤普森（Craig Thompson）出版的长达600页的童年回忆《毯子》（Blankets）把绘本图书的销售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我问基伦他怎样概括绘本图书的发展状况，他的回答是：“成指数增长。”
“绘本图书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不禁问道。而基伦回答：“天空有多高呢？”2006年秋，关于“9·11”事件报告的绘本图书也将问世。
200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提名部分地说明了传统小说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获得最终提名的克里斯汀·舒特（Christine Schutt）的作品《佛罗里达》（Florida）销量还不到200本。这还不算，其他三名获得最佳小说提名的作家的作品销量也都在700—900本之间。而另一位作家凯特·沃尔伯特（Kate Walbert）的《我们这群人：一部小说故事集》（Our Kind: A Novel in Stories）的销售情况稍微好些，卖出了大约2 500本。
国家图书奖是由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出的，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主要靠出版商和书店的赞助，而国家图书奖就是它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但是，就像长期担任时代华纳图书公司总裁的拉里·基尔希鲍姆（Larry Kirschbaum）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与文化隔绝，我们正在充当自己文化的掘墓人。”
2006年6月，图书业界宣布美国图书发行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已经在2005年开始出现下滑：图书发行量已经从2004年的190 078种下降到2005年的172 000种。
相应影响
2004年7月，国家艺术基金会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主席达纳·乔伊（Dana Gioia）称它为“一项记录了全国性危机”的研究。1982—2002年的20年的时间内，美国白种人、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西班牙裔的阅读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10%。从年龄层面上来看，年纪最小的三组下降幅度最大。成年人中最年轻的一组，也就是18—24岁的年龄段的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率比总体成人人口的下降率要高出55%。
“文化水平应该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丧失了这一能力，我们的国家也会变得无知、呆滞，还会丧失思想上的独立性。一个自由、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是不能缺少这些品质的。这一问题并不是哪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因此也没有哪个单一的方法能够解决它。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它，它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乔伊总结说。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交流的历史。如果人们的交流方式由文字变成了视觉图像，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学习一种新的交流语言。视觉社会中的竞争优势将会是技术和艺术两方面的培养，也就是说知识之脑和激情之心都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我们既需要电脑，也需要诗人。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我们正在从书面文字向视觉文化转变呢？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思维模式2：未来就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章节里，我曾经强调过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变化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且也很少是直线发展的结果。如果你认为自己观察到了某种转变，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问问自己以下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能够表明这一趋势吗？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事物朝同一方向发展吗？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表明视觉文化即将取代书面文字吗？下面我将从8个方面详细论述推动我们向视觉社会转变的因素：
1. 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
2. 广告
3. 普通商品的高品质设计
4. 作为视觉艺术的建筑
5. 时尚、建筑和艺术
6. 音乐、视频和电影
7. 摄影角色的转变
8. 美国美术馆的民主化
1. 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
我是从19岁开始读《纽约时报》的，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漏掉任何一期。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会设法订阅，尽管有时要经过长时间的延迟才能读到它。就这一点来说，我十分赞同传媒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说法：“阅读自己喜欢的报纸就像洗热水澡一样惬意。”对我来说，读《纽约时报》就像是洗热水澡。但是现在喜欢这种感觉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2005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宣布自己的发行量下降了2.6%。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珍妮特·罗宾逊（Janet L. Robinson）说：“2005年的传媒市场形势严峻，我们认为明年也会如此。”和其他报纸一样，《纽约时报》也在努力与互联网竞争，努力留住自己的读者和广告。
2006年5月9日，美国报业协会宣布，在截至2006年3月的6个月时间内，美国报纸的发行量总体下跌了2.6%。在同一时间段内，星期日报纸的发行量下跌了3.1%。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报纸发行量都在下降。比如说，在欧盟国家，报纸发行量在2001—2005年的5年时间内已经下降了5.26%，日本在同一时期也下降了3%。
近年来，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4个每天读报纸，而现在，只有一半美国人每天看报纸。《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比去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发行量更是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种严峻的形势还在新闻业界引发了新的丑闻。2006年被曝光的有三家报纸：《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达拉斯新闻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和《纽约日报》（Newsday），它们被曝光说一共有接近10万的“影子读者”。报纸的传统大幅版面现在正在逐渐向小报转变，而且还经常刊登小报的拿手好戏：色情故事。与此同时，免费报纸也逐渐在报纸发行中占领了一席之地，互联网更是在不断与报纸争夺读者。
关于这一点，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坦白。当搬到维也纳之后，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伟大、成熟的城市中竟然找不到一份《纽约时报》。因此在此后5年的时间里，我不得不通过邮寄来订阅这份报纸。这样订阅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它每年几乎要花掉我5 000美元。但是后来因为能够非常方便地在网上看到这份报纸，所以我决定每个星期只订阅一份星期天的报纸。毕竟，在网上读报纸和看真正报纸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发行量的下降还不是报界唯一的问题，分类广告业务量的急速下滑更是使它们的景况雪上加霜。旗下拥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等诸多报纸的新闻界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曾经把分类广告收入比喻成“源源不断的黄金”，而现在即使他也认为分类广告的前景不乐观。
“我所认识的30岁以下的人没有一个会去看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现在，默多克这样说。他还认为报纸的编辑策略是引起美国报纸财政问题的罪魁祸首。他说：“在纽约之外的其他城市基本上都只有一种报纸。有些办得不错，但是总体的趋势就是过度夸张、无聊以及突出精英主义，不能反映公众的整体状态。”这些报纸的销量肯定还会继续下降。而且默多克还批评了最近在英国出现的随报纸附送DVD（数字多功能光盘）的促销手段，他认为这一做法必须停止。“我个人非常痛恨这种对DVD的狂热。”他说。
请记住：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不管送给顾客的是DVD、咖啡机还是收音机，它们都仅仅是附属品，最重要的还是商品本身。它们都只会渐渐提高人们对赠品的期望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读者流失的问题。现在的报纸发行商就像是在从传统相机到数码相机的转变过程中反应迟钝的照相机厂家一样，不管照相机厂家赠送的是胶卷还是相册，都已经无法再挽回自己的颓势。
我经过再三斟酌才写下本节的标题“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其中比较关键的两个词是“文化”和“逐渐”。我并没有说“报纸的消亡”，虽然很多报纸已经倒闭或者奄奄一息。我们所看到的是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是报纸在我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益下降。而且，随着报纸重要性的下降，报纸文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引人注目。
2. 广告
意大利古都庞贝就有广告板，中世纪就有人用吆喝声来招揽观众，美国的零售连锁店西尔斯也在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商品目录。关于广告，没有比“画意能达万言”这句俗语更能贴切地概括它的特点了。人们通常认为这句俗语来自中国谚语“百闻不如一见”。不管怎样，广告正迅速从文字转向“视觉讲述”。
“现在已经没有人根据文字介绍来购买汽车了，他们看重的都是视觉冲击。”伦敦的一位广告人鲁尼·卡拉瑟斯（Rooney Carruthers）如是说。
与宜家推出的亲切、友好的广告画面不同，露西阿诺·贝纳通（Luciano Benetton）这家意大利时装公司选择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它的理念是，广告“不仅是沟通的一种方式，还是对时代气息的一种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贝纳通广告中越来越强的震撼性画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功劳都要归于奥利维罗·托斯卡尼（Olivero Toscani），一个喜欢把赤裸裸的真相甩到人们面前的激进分子。
从1984年起，他就开始独自引领公司的广告业务。这位广告界先锋颠覆了关于广告任务的所有传统理念。在他早期为贝纳通设计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的年轻人形象，他设计的多样的色彩也与世界各地消费者的不同“颜色”息息相关。通过在各种活动中玩耍的这些年轻人的形象，托斯卡尼表达了种族和谐与世界和平的主题。这也是沿用至今的商标“全色彩的贝纳通”的灵感来源。
托斯卡尼的理念是，广告应该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讨论。贝纳通的“黑与白”海报展示的是一位黑人母亲正在给一个白人婴儿哺乳的画面，它的设计是为了促进种族平等。尽管它是赢得关注与荣誉最多的一幅贝纳通海报，但是它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圣殇”（La Pieta）是贝纳通作品中最有震撼力的一个。在画面中，一个因患艾滋病而奄奄一息的年轻人戴维·柯比（David Kirby）躺在父亲的怀里。托斯卡尼把它命名为“圣殇”，是借用米开朗基罗那座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的名字。画面中所反映的逼真恐怖的现实以及艾滋病的普遍性使得这一作品深入人心，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也许在人们赶时间去上班的路上、去购物的途中、欢度美好时光或者因为自己的问题而烦恼不已的时候，都会在脑海中闪现出它的影像。
托斯卡尼越来越多地借用媒体和新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但是，这些画面一旦被搬上广告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更加强烈，并且还会令人十分不安。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看到这些广告，因此不得不停下来对它们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思考。
2000年以前，一直引领贝纳通广告的托斯卡尼解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概括为推动和勇气，它们是贝纳通的灵魂。”贝纳通的这些海报超越了文化的界限，通过提出震撼人心的主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好地说明了画面可以比语言更好地完成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的作用。
“我在这儿并不是为了要卖外套，而是推广一种形象（从而使外套卖得更快——作者语）。”托斯卡尼曾经这样说。贝纳通的宣传语也曾说：“广告的目的并不是促进销售（我对此有些疑问——作者语），而是传达公司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可以引起全世界的震撼。”
多项选择
人们对于非传统印刷广告的日益接受是数十年来广告市场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也反映了广告正在从文字到视觉影像的进一步转变。
广告形式不断推陈出新。越来越多的“厕所”广告以百分之百的准确率（嗯，已经相当高了）瞄准自己的性别顾客群。在女士卫生间镜子上的一个面霜广告就直率地写着：“这并不是灯光，却能够让你靓丽。”广告简直无处不在：餐巾、饼干、银行卡、电话卡、博物馆门票、自动扶梯的扶手、苹果或者香蕉的标签、风车的巨大叶轮、飞机跑道、学校教科书上、饭店门卡的背后、幸运饼[1]（对于幸运饼产量达到1 700万的纽约云吞食品公司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2]）的预言字条背面、啤酒杯的底部，甚至孩子的名字中。因此，一个大喊“百威”的人可能并不是十分想喝啤酒，而是在叫自己孩子的名字。美国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9%的人都说如果冠名商愿意付50万美元，那么他们至少愿意考虑给孩子取名为“可口可乐”或者“卡夫”，或者其他名字，还有21%的人表示如果价钱合适，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提议。
说到做广告，你想到体育运动了吗？不要再只想着比赛服装和F1赛车的车身了，已经有人在自己的皮肤上做广告了！开这一先河的是排球运动员，现在一些女子网球选手已经在身体上用临时文身的形式为厂家做广告了。也许你还能在拳击运动员背后的肌肉上看到娱乐场的名字。最近，伯纳德·霍普金斯（Bernard Hopkins）在一项冠军赛中就用墨水在背上印上了一家在线游戏网站goldenpalace的网址，据说他因此得到了10万美元的报酬。
但是，这些与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的软广告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在欧洲，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已经开始起草相关规定，来指导媒体应该接受或者不接受哪些软广告。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PQ Media的数据，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上所做的软广告的总值已经从1974年的1.74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35亿美元。PQ Media还预测说，这一数字有望在5年内上升到70亿美元。
“虚拟软广告”指的是在电视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利用电脑制图和数字编辑把产品插入进去。对此，广告客户有多种形式的选择，比如他们可以在首映电影中放入第一种饼干的广告，在电影DVD中加入第二种饼干的广告，在便携式放映机视盘中插入第三种饼干的广告。
“只要你们能够包装的东西，我们都能插入到电影或电视里去。比如药品、洗发水、外卖食品或者背包。”虚拟软广告界的巨头之一，位于印第安纳州瓦卡鲁萨市的马拉松公司的总裁戴维·布伦纳（David Brenner）如是说。
广告仍将会是娱乐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互联网在其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广告作为20世纪的产物是这一阶段产品大规模生产的反映，但是大规模生产这一模式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3. 普通商品的高品质设计
全球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急需回答的一个就是，既然大家所拥有的技术都差不多，那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公司脱颖而出呢？新技术一旦被人们普遍掌握，能够区分产品的就是“高情感”，而且许多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伦敦设计节主席本·埃文斯（Ben Evans）曾经说：“设计和创新是发达国家的公司所能够具备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而且在将来，这可能是它们所能剩下的唯一优势。”哈佛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罗伯特·哈耶斯（Robert Hayes）也持相同观点：“15年前公司间竞争的是价格，现在是质量，将来则是设计。”
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金融时报》上总结说，现在企业的目标应该是提供“外观夺目、使用方便，并且能够引发顾客积极的情感回应”的产品和服务。
斯沃琪集团总裁尼古拉斯·哈耶克的话语更加直白一些：“如果你能够把高科技和一个6岁孩子的想象力结合起来，那么你就能够创造奇迹。”哈耶克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斯沃琪的工厂离苏黎世不远，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它的传奇历史始于竞争残酷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推出的数字Delirium手表抢夺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款手表表带极细，零件实现了最简化，瑞士的钟表行业因此受到了严重威胁。哈耶克并没有通过沿袭传统的手工制作高端手表的方式来应对面临的挑战，而是在新技术中发现了机遇，并且抓住了它。他重新设计了传统手表的结构，把里面的部件从157个减少到50个，并且最终用一款只有1.89毫米厚的手表打败了日本表。这种手表是在自动程序下生产的，只需几个人控制，因此价格较低。尽管它在技术上取得了成功，但前面的道路依然崎岖不平。
它的销售情况不怎么好。哈耶克意识到，这款表虽然是高科技的产物，却没有生命力，没有诗意。因此，他为这项高科技的产品又添加了高情感的色彩和精美的设计。然后，他又以绝妙的营销手段把它推向了市场。在以高端手表为主的瑞士市场中，斯沃琪推出的是低端的限量手表。现在它每年要推出大概200款手表，其中的一些都是由著名艺术家，比如凯斯·哈林（Keith Haring）、保罗·伯里（Paul Bury）、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等所设计的。
在斯沃琪网站的“总裁留言”板块，尼古拉斯·哈耶克也在宣扬“科技的两面性”：“斯沃琪集团有着非常独特的情感文化。我们制造漂亮、感性、富有情感的手表，同时我们也为你的手腕提供高科技的产品。诗意和高科技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顾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乐——我们希望你能够快乐。”
公司的实际业务可能并没有像他们宣扬的那样无私，但斯沃琪集团的确学会了倾听时代的节拍。在一个充斥着高科技、缺乏想象力的世界中，高情感的产品设计现在已经和产品本身一样重要。设计可以为产品增添灵魂，可以使产品脱颖而出。设计就是公司的标志。
通用的设计语言？
设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人们一直在讨论根据全球不同的市场来改变设计，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设计的“翻译”。现在人们的普遍做法就是为产品，特别是为汽车产品来设计“平台”，从而使它们适应特定的市场。但是，真正的问题可能来自最初的设计本身。比如，当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为不同的市场设计不同的汽车的时候，梅赛德斯却仍然坚持不做任何改变，他们坚持认为：“梅赛德斯就是梅赛德斯。”
有些产品的确具有通用的设计语言，它们似乎可以适用于所有文化。
设计大旗正沿着娱乐的旗杆升起
由于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和人们的需求，苹果公司的iPod（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就像音乐一样传遍了全球。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全球性产品。“苹果的iPod不需要做任何地区性调整或者考虑当地人们的喜好，”时尚杂志《GQ》的编辑迪伦·琼斯（Dylan Jones）说：“关于乔布斯先生的伟大发明，人们容易忘记的一点就是它的国际性，他制造的这台机器是真正全球性的。”
但是，伟大的设计有时也并不一定能够赢得市场，苹果公司也是如此。“的确，它看起来似乎属于现代美术馆。”几年前，苹果公司的超级电脑G4 Cube的一则广告上如是说。尽管Cube电脑外观相当漂亮，但销量并不好。后来，史蒂夫·乔布斯承认说：“这并不是设计的失误，而是概念的失误。我们以为人们会不计价格地追求电脑的小体积，但我们错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虽然我们的后续工作很出色，但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苹果公司的Cube电脑后来的确进了现代美术馆，而诺基亚却依靠平实的口号“科技以人为本”进入了市场。
诺基亚的口号再简单不过了：“科技以人为本。”它的基本理念是，像其他发明一样，我们必须明白手机并不是科技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它的任务就是联系人与人，它意味着情感的沟通。想想我们在“思维模式11：科技，始终源于人性”中提到的：一旦每个人都拥有一部手机，那么人们和手机之间的关系就值得人们深思了。
诺基亚的首席设计师弗兰克·诺沃（Frank Nuovo）现在仍然奇怪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内手机厂商都没有在设计方面进行竞争。“几乎是在10年之后，我们才发现有厂商虎视眈眈地盯着工业设计手机这一领域。后来它们的确奋起直追，并且推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设计。这样也不错，这对我们不仅是挑战，也是促进。”
诺沃25%—30%的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把诺基亚“用适用全球的手机设计超越文化界限”的能力归结于设计师的多样化组成。他说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自己的设计队伍中有来自30个国家的设计师，这样他们就能够吸收来自全世界不同种族的灵感，从而使产品能够在所有市场中获得成功。
比如，诺基亚的豪华手机Vertu（威图）的设计就是这样。Vertu就像是名表一样，是用贵重材料，如蓝宝石、真皮、不锈钢和稀有金属，打造而成，起价为3 850美元。Vertu MMⅡ Stainless并不是最高端的一款产品，它的标准配置就要7 200美元。你还想要买一个你喜欢的键盘？上面配上黄金的按键？那么你还要额外付1 200美元。其实，它并没有先进的功能。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出色的机身和贵重的材料，再无其他，但它的确满足了部分人的自尊心。
在圣达菲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作家兼哈佛大学营销学教授吉姆·泰勒（Jim Taylor）向我们演示了视觉诱惑的力量。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两支笔，一支是万宝龙的经典之作，另外一支是普通笔。然后他跳下讲台，请观众席上的一个人用这两支笔随便写了几个字。很显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他边在我们面前晃动那张纸边问，“为什么人们还愿意花1 500美元买和1美元一支的笔写出来的字没什么区别的万宝龙呢？”
我想，这是因为在经过了多年的辛苦写作之后，用一支1美元的笔签名，感觉就像是在用塑料餐盘享用饕餮盛宴一样辜负了盘中美食。
宜家、斯沃琪、万宝龙、苹果和诺基亚只是许多在世界范围内设计取得成功的公司中的几个，它们的设计都不需要根据不同文化进行调整。但是它们和其他一些设计重于功能的产品不同，这些公司都是把功能放在第一位。就像诺沃所说的那样：“我们一直是先考虑功能，再考虑形式。”
亚洲人、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同样具有思想和灵魂、理智和情感。能在功能和设计上达到平衡的产品正满足了人们这两方面的需要。
4. 作为视觉艺术的建筑
你是否注意过有多少著名建筑设计师涉足店铺设计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知名建筑师一直不肯屈尊去设计时装店或者普通购物商场。
而现在，建筑也是一门视觉艺术这一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国际著名的建筑师，比如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在公众中的知名程度已经可以与艺术大师如格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相媲美。
2004年，世界最重要的建筑展览会之一——第九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被命名为“蜕变”。博览会的主席库特·福斯特（Kurt Forster）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反映了建筑的新面貌：“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此之大，以至预示了建筑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第十届国际建筑博览会也于2006年9月10日到11月19日在威尼斯开幕，主题为“城市、建筑与社会”。
我们最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连美国联邦政府都已经开始行动了。理查德·迈耶所设计的位于长岛的美国法院和联邦大厦都是很好的例子，它们都说明美国政府在寻找并且聘请最优秀的建筑人才，而不再像以往一样聘请那些和政界关系好的建筑师。建筑和它的商业价值的理念变化过程中的里程碑无疑是弗兰克·格里所设计的位于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引领潮流
在几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早晨，我和妻子从马德里飞往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市。我们去那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参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是毕尔巴鄂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其他项目还包括机场的改造和地铁系统的动工。另外还有由诺曼·福斯特爵士指导，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建造的跨越诺温河的Uribitarte人行桥，以及由西萨·佩里（Cesar Pelli）设计的2/3的区域为公园和开放区域的文化商业滨水区。
一位司机开车把我们从繁忙的小机场送到了市区。在路上，他告诉我们，自己的生意有了多么大的好转，巴斯克地区如何重现了生机，这里的每个人的日子都好过起来，而这一切都是拜古根海姆博物馆所赐。当我们终于看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它由钛金属形成的波浪曲线正在反射着灿烂的阳光，呈现出金色和米色，周围的普通建筑映衬着它光彩夺目的外观。因为在来这里之前听到过太多关于它的溢美之词，我本以为自己看到它时会有一点点失望。但当亲眼看到它后，它所展现的力量和优雅使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从远处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丝带线圈的标志性建筑物会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胜地，把建筑的视觉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奇迹是建立在开放的心态以及相信伟大的建筑可以突破任何文化障碍的理念基础之上的。毕尔巴鄂市在面临不断缩减的人口和日益衰退的工业等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寻找机遇，而非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最后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尔巴鄂市也开创了以伟大建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先河。建造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主要材料钛，由于原子弹的停产，已经下降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可以用作建筑材料了。如果没有计算机，就没有办法完成对设计的动力学计算，也就无法完成对博物馆实际建筑的详细说明。
当我站在那里欣赏古根海姆博物馆时，脑海中并没有任何上述想法。我变成了一个愿意再次前来觐见的朝圣者，这种纯粹而华丽的视觉享受彻底改变了我对建筑的理解。
70多年前，由威廉·范·阿伦（William van Alen）在1930年所设计的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和由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在1954年所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为高层建筑定下了优雅、简约和明净的设计标准。设计出色、与众不同的建筑已经成为博物馆和公司的重要招牌。由于建筑师的出色作品，“建筑作为一门艺术”这一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被戏称为“色情小黄瓜”的瑞士再保险大厦从外观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松球一样。这座位于伦敦的建筑赢得了众多赞誉，也使瑞士再保险公司成为被伦敦人和游客所熟知的品牌。这种广告效益是仅仅靠在建筑上树起的公司招牌来博名气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设计寻找定位
当纽约现代美术馆开始准备一场关于世界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展览时，相关人员首先来到了西班牙。结果，主管建筑和设计的馆长特伦斯·赖利（Terence Riley）被西班牙的建筑和富有变化的人造景观深深吸引，因此他决定把展览的内容从全球建筑缩小为引领全球建筑设计潮流的西班牙建筑。西班牙建筑复兴是从1997年弗兰克·格里所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开业而开始的。赖利说，古根海姆博物馆给毕尔巴鄂市带来的转机使得其他城市都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呢？”
“各个城市的市长们都受到了鼓舞，冒险也成了一种风气，”赖利评论说，“在后格里时代，大家都在尽力发展西班牙的文化旅游。”毫无疑问，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建筑的复兴，为其他国家展示着一场视觉盛宴。弗兰克·格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一个未来文化隐含于现实之中的很好的例子。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民主思想的觉醒促进着西班牙的发展。就像赖利指出的那样，佛朗哥统治（1939—1975年）之前，“在18、19世纪，西班牙一直抵制革新。它成为一个反对现代化的国家，专制而且守旧”。现在西班牙各个城市的努力“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尝试，目的是要缩小它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距离”。现在，西班牙在新建筑的形式和胆量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有一点可以说明西班牙建筑活动的活跃：它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最主要部分，甚至超过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家要知道，近年来，西班牙在接待游客人数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和法国轮流坐头把交椅）。因此，西班牙建筑业的发展也就不需多言了。
尽管一些国际知名建筑师，如扎哈·哈迪德（设计了三项工程）、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设计了7项工程）、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了5项工程），还有雷姆·库哈斯和弗兰克·格里（设计了一家位于拉里奥哈市的新酒店）、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都在西班牙留下了自己的大作，但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参展的53件作品中有70%都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建筑设计师。西班牙现在对所有新建公共建筑都实行建筑竞标，其中还有一些规定设计师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现代美术馆的展览是2006年2月在纽约举行的，的确是一次视觉盛宴。
高级设计酒店
视觉社会中，设计可以成为某个地区或者产品品牌的核心价值，而向视觉社会的转变已经为大家提供了新的商业机遇，其中就包括为设计酒店带来的机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和妻子经常旅行，而且并不拒绝视觉享受。几年前，在去牛津的途中，我们决定在伦敦逗留一下。至于要住在哪家酒店是不用考虑的，我们早就听说了伊恩·施拉格旗下由菲利浦·斯塔克（Philippe Starck）设计的备受赞誉的桑德森酒店“为全球顶级旅行者打开了通向魔幻舞台”的道路。
当汽车停在大门口时，我们对它充满了期待。它的外观十分普通，隐藏在一座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用作公司办公楼的大厦中。“居住在桑德森酒店就意味着一次精神游戏，”斯塔克曾经这样说，“它是我们所设计过的最完整的空间。理解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充满幻想——视觉幻想的酒店，充满了诗意的小把戏。你根本不理解自己眼前的东西。墙在哪里？它的风格又是什么？”
应该怎么形容我们进入酒店后的感受呢？就像是在圣诞节打开一份礼物时一样，怎么说呢？
“你必须明白在桑德森酒店中，客人本身也是演员，”伊恩·施拉格酒店的设计主任安达·安德烈（Anda Andrei）在接受《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采访时这样说，“他们不仅进入大厅，他们也许也在审视自己在穿过大厅时是否够酷。”
前台前面木桩一样的椅子坐上去很不舒服，我们在那里等着拿房间钥匙的时候的坐姿很可能就不够酷，但是当热情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走到电梯时，一切又都改变了。我们想起了斯塔克的话：“走进电梯就像进入宇宙一样。你是在飞翔。这是一次文化漫游。”
我们在5楼离开了“宇宙”，踏着厚厚的地毯走向了我们的房间。我打开了房门。极简主义。白色、灯光、小房间，我们开始后悔，为什么没预订套房呢？当然，这是我们的失误。
“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空间，”安德烈曾经说过，“它有点儿女性化，非常迷人。如果我住在这里，我是一刻也不会离开卧室的。”
妻子转向我说：“你不觉得这里就像是手术前的等候区吗？”她并不是十分愉快，彻底打消了通过这种高级设计酒店来提升自己的念头。在彻底明白我们真的无法享受这种“每个符号都打开了一扇通向心灵之门的精神迷雾”（仍然来自菲利浦·斯塔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一家老式酒店。
过度设计有点儿类似于在不考虑两面性的情况下盲目欢迎新技术。什么将会得到加强？什么将会被削弱？什么又将会被取代？的确，少就是多，但是总不能少到一无所有吧！只要设计酒店依然流行，它就不愁没有客人，但是新奇会渐渐淡去，人们的基本需要却不会。不管人们对品位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仅仅以设计为目的进行设计肯定是不行的。
2005年，在其他方面颇有判断力的《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炫耀性消费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奢侈体验”实现的自我满足，它还提到阿玛尼和宝格丽等品牌都已经进军豪华酒店。“奢侈体验”受到的重视可能越来越高，但仍不会取代其他形式的炫耀性消费。
5. 时尚、建筑和艺术
在一本关于艺术与时尚的新书中，作者亚历克斯·科尔斯（Alex Coles）提到了传奇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他说过，‘艺术和有钱人之间总是存在天然的纽带’，但是这一纽带联系的双方也可能是有相当距离的。把艺术引入现实的物质世界中，这一距离就彻底消失了。”科尔斯这里指的是时尚公司在接受艺术的程度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
难怪在这个充斥着奢侈品的世界中，各大名牌还要想方设法吸引顾客。奢侈品市场是饱和的，也就是供大于求的。那么这些品牌应该是解决问题还是寻找新的机遇呢？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或者，就像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所说的那样：“怎样才能使人保持旺盛的购买欲呢？”
答案便是寻求艺术与时尚的共存。像唐·裴利农香槟和香奈儿等超级品牌正在采取制作5分钟创意短片的形式，为它们的产品营造出一种严肃的艺术氛围。时尚品牌不断借助大牌导演和明星为自己造势。澳大利亚导演巴兹·鲁赫曼（Baz Luhrmann）就曾经为香奈儿制作出堪称完美的短片，他通过一系列的奢华场景把片中的妮可·基德曼塑造成了人们的梦中情人。阿玛尼则请来了自己的“心灵伴侣”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请我们通过她的太阳镜看世界。乌玛·瑟曼（Uma Thurman）是豪雅表的全球品牌大使，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魅力则融入了奈斯派索咖啡的香味中。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的让·马克·拉尔夫（Jean Marc LeCave）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国际明星，东京、上海、纽约和巴黎的人们都熟悉的明星。”
卡尔·拉格菲尔德曾经为唐·裴利农的DP98香槟拍摄过一组图片，并把它们组合成了一幅新的画面：优雅的香槟、美女、时尚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这种遥不可及的意境的向往。卡尔·拉格菲尔德的作品为那些梦想着童话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经说过：“时尚已经不再只是你穿的衣服。它是我们前进的全部动力。”
联盟中的第三元素
艺术和金钱之间的纽带再没有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那样更加紧密的了。历史上哪一个国王和王后、主教和当权者周围没有艺术、诗歌、音乐和伟大建筑呢？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字就随着最伟大的皇家行宫——凡尔赛宫而流芳百世。当今的上流社会，商业和时尚界的有钱人现在也重新回到这一潮流，把艺术、时尚和建筑用金钱这一纽带结合在了一起。
当走在巴黎的“金三角”：蒙田大道、乔治五世大道和弗朗索瓦一世大街时，你会发现这里的时尚界顶级品牌就像电线上的麻雀一样密密麻麻：迪奥、香奈儿、罗莎、爱马仕、卡地亚、普拉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等。
在这奢华的环境中，仍然有一座7层建筑非常显眼，那就是路易·威登的艺术超级旗舰店，它的面积是世界上单个品牌所占空间最大的。在这座建筑的顶层，威登建造了一座严肃艺术馆——E空间文化路易·威登。圆形大厅高4.8米，面积400平方米，非常宽敞。站在露台上还可以俯瞰巴黎，视野相当开阔。客人们可以从商店内部进入艺术馆，也可以从巴赛努大道58号直接进入。乘坐由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设计的电梯本身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电梯是隔音设计的，里面没有一丝光亮，在上升的20秒钟时间里，“客人们被邀请体验自己内心的发现之旅”。这并没有什么，只是如果你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那么20秒钟的时间就太短了。
2006年1月，当我们参观路易·威登的时候，开启的电梯门一下把我们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直接推进到了瓦妮莎·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的裸体空间中。比克罗夫特已经完成了与威登的合作，创造了这些全新形式的艺术品。它由13张照片组成，其中威登的标志和名字都是由女性裸体拼出的。“裸体也已经成为一种服装，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那样。”比克罗夫特解释说。
比克罗夫特这位意大利出生的艺术家以在美术馆和博物馆中进行面容姣好的女性模特的裸体设计而闻名。2005年10月，香榭丽舍大街小皇宫博物馆附近的路易·威登新店盛大的开业庆典上就上演了她设计的几近裸露的模特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路易·威登美术馆每年都有5次展览，集中在4个主题上：经典、艺术、时尚和旅行，这也是贯穿于威登品牌150年发展历史中的主题。总裁圣·卡斯利（Yves Carcelle）在公司内部说过：“很久以来大家都知道豪宅可以是一个载体，使人们接触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氛围有时可能有点压抑，人们可能根本不敢多说话。但在这里你就可以，这里有着与博物馆不同的艺术气氛。”这家店本身就充满了由当代知名艺术家们所创造的前卫艺术。艺术界会有人责怪这些艺术家在出卖自己的艺术吗？也许吧。瓦妮莎·比克罗夫特这样总结了这种矛盾：
资产阶级喜欢利用知识分子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他们认为前卫的作品对自己的形象有好处。他们在利用我吗？当然，而且还相当廉价，因为他们给的价格并不高，就像博物馆一样。但是，有时我也喜欢被利用。在商店中我感受到一种威胁——太多的鞋子，太多的包、太浓的艺术气息，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战场上一样。
负责这家商店室内设计的建筑师彼得·马瑞诺（Peter Marino）则这样反问：“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们美化美第奇大教堂时，他们也在出卖自己吗？”然后他回答说：“不，他们创造的是流芳百世的作品。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就在于，现在指挥我们的不再是教皇，而是大公司了。”
这种艺术与金钱之间的纽带仍然是存在的。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马里奥·普拉达在意大利创建了普拉达这个品牌。从1978年开始，马里奥的孙女缪科雅（Miuccia）开始接管公司。在她的领导下，普拉达已经成为引领设计和服装潮流的弄潮儿。1997年，她和帕特里西奥·贝尔泰利（Patricio Bertelli）一起创建了一个重要的意大利艺术馆——普拉达基金会，并且重新改造了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Milan Arte，每年举办两次国际艺术家作品展览。
当你走进雷姆·库哈斯设计的纽约普拉达商店时，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它是斥资4 000万美元建造的，总面积为2 137平方米，却什么东西都不卖，只是为顾客提供一种视觉享受来欣赏、赞扬普拉达的时尚。“这非常符合一个奢侈品牌的策略，因为你必须要为顾客提供所有独一无二的奢华体验。”普拉达这样解释。
对于普拉达来说，这些商店是很重要的沟通手段：“因此，我们得到的回报不能仅仅靠在这些商店里卖出去的手袋的数量来衡量，它们为我们的品牌形象做出的贡献也很重要。”而且，事实上，当普拉达纽约店在2001年10月开业的时候就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一次永无休止的展览。”《纽约时报》的建筑批评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这样评价它。很多名人都参加了它的开业典礼，其中就包括当时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这似乎说明它已经部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普拉达仍然在发展，自从纽约店开业以来，又有两家旗舰店开业，一个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东京店，另一个是雷姆·库哈斯和奥雷·舍人（Ole Scheeren）设计的旧金山比佛利山店。
这样看来，弗兰克·格里的毕尔巴鄂博物馆已经实现了对时尚界的贡献。三宅一生就感染了这种“毕尔巴鄂热”，它位于纽约翠贝卡区普拉达旁边的商店就是一个证明。这家商店在购物与娱乐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不管是你去购物还是闲逛，进入这个纯粹的格里空间后你都会瞪大眼睛，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钛旋风在这个两层楼、278平方米的商店里盘旋而上。是奢侈品商店设计进入了毕尔巴鄂时期，还是毕尔巴鄂热一时的狂妄与放任呢？弗兰克·格里说道：“我想我和三宅一生在工作上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竭力表达运动的概念，并且使用从未用过的新材料。”
奢侈品商店的设计潮流已经向普通零售店渗透。面对奢侈品和网上购物的双重夹击，普通零售商品的设计已经越来越重要。
6. 音乐、视频和电影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1957年，随着扑通一声，硬币消失在投币口中，机器也开始运转了。一排印有数字的方形按钮正在急切地等待着。滴答，滴答。像士兵一样排列整齐的黑色圆盘开始缓缓前进，咔嗒一声突然停止。一条半圆手臂出现了，它紧紧拥抱了一张碟片，把它抬起来，放在一个旋转的圆盘上。另外一只末端带有指针的细长手臂慢慢落下，直到指针轻轻触到平稳转动的碟片的凹槽。咔嗒，咔嗒。直到音乐响起来，淹没了碟片转动的声音。它就是自动唱片点唱机。
现在的点唱机的体积已经大大缩小，功能却增强了。戴尔的自动点唱机，简称DJ，它只有一副纸牌大小，却可以连续播放16个小时。但是仅仅有音乐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视觉效果，所以我们有了音乐电视，也就是MTV。在向全球性视觉文化的转变过程中，MTV做出了巨大贡献。
开始的时候，MTV播放的几乎都是音乐电视，每三分钟就放一首流行歌曲，这无疑会改变我们的视觉文化，对市场产生强烈影响。
“在变幻无常的音乐市场和电视行业中，MTV却一直经久不衰，这都要归功于一种非凡的心态：24年来一直坚持频道本身就是明星。”《纽约时报》的凯特·阿瑟（Kate Arthur）这样写道。歌手们是后浪推前浪，但MTV经受住了考验。
MTV电视网络现在在全球有112个频道，其中包括美国喜剧中心和国际儿童频道Nickelodeon等知名频道。应该说，MTV推动了设计文化的前进，并且缩短了观众的注意时间。
“视频脱离了自己的母体，开始了自己的精彩生活。”在2005年7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乔恩·卡拉马尼卡（Jon Caramanica）这样评论道。视频悄悄地迅速占领了电视荧屏。它还刺激着全球视觉市场的开发，王子乐队、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等明星都通过视频树立了自己的新形象。就像卡拉马尼卡指出的那样，视频现在已经成为唯一能够真正占领所有屏幕和电子设备的媒体形式。
视频iPod的出现更是把流行音乐中的两个发明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可以在手掌之中享受整个视频世界。你还可以在电脑上安装网络摄像头，直播你自己的真人秀，成为名人。互联网已经成为真假明星的热点。尽管似乎有些凌乱，但是人们获取视频资料的速度将会更加迅速，从而推动社会视觉化的发展。你还可以把最新的音乐电视从Yahoo!、美国在线和YouTube（视频网站）等直接下载到你的iPod上。而且，这一技术仍在不断发展。
作为艺术形式的视频游戏
视频游戏已经占领了一度由电视所占用的空间和时间，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人现在在视频游戏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在电影上的费用。而且，威斯康星州大学的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教授认为，视频游戏已经成为“35岁及更年轻的人们的主要文化活动，而上一代人所关注的是电影和文学作品”。
在媒体的发展历史中，新的媒体形式最初总是要借鉴现有的媒体形式的内容。比如说，收音机开始的时候广播过戏剧，电视也播放过由电台节目改编的电影和一些老电影。视频游戏也曾试图借鉴电影的元素，却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就是根据电影《外星人》（E. T.）设计的游戏成为游戏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但是，游戏商gameLab公司的埃里克·齐默尔曼（Eric Zimmerman）认为，大公司仍然不会放弃对电影的借鉴。他说，令人们欢呼的动力是“对情绪描述的错误理解”。齐默尔曼认为：“游戏的本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情感投入。游戏是动态的，是互动的系统。这是电影所无法做到的。”齐默尔曼还补充说：“除了打斗之外，我们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游戏。”
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游戏行业也投入了很大热情，他认为“当人们承认自己在通过第17关后大声欢呼”后，游戏产业才算成熟。
在2005年12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约翰·利兰（John Leland）发表了一篇名为《作为艺术家的游戏玩家》（The Gamer as Artist）的佳作。在文章中，他提到博物馆展览、学术会议和大学课程都已经把游戏作为艺术来进行分析。2004年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次名为“故事引擎”的会议就认为，打游戏也是一种创作故事的形式：“在这个时代中，书、报纸、电影和网络等媒体中的故事都是由作者设计好了的，因此它们的读者或观众正在节节下降。”
未来的故事将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想要预测未来的话，我们首先要看“比赛结果”。美国2005年的视频游戏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两种最受欢迎的游戏机PlayStation 2和Xbox的生产商正在加快研制新的游戏机。两款卖得最好的游戏是《侠盗猎车手：圣安德烈亚斯》（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和《光环2》（Halo 2），它们的销量都超过了500万。也许这本书的读者中还没有一个人玩过这些游戏，但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们都是视觉文化的一部分。
电影
就在每个人都对视觉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而困惑的时候，好莱坞在2006年1月却有了新动作。《气泡》（Bubble）讲述的是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一起神秘谋杀案，它是电影界进行全球同步发行的第一部电影。也就是说它不仅会在电影院和付费电视频道上映，还会同时出售DVD。
《气泡》的网络合作商托德·瓦格纳（Todd Wagner）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电影业终于进入了数字时代。“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好莱坞正在改变销售自己产品的时间和地点。电影界的以往做法就好像是告诉顾客，如果你喜欢电台的那首歌的话，你得等5个月之后才能买到它。”
环球影片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运营官里克·芬克尔斯坦（Rick Finkelstein）在强调这种变化时说：“最终我们将拥有家庭电影网络系统，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利用任何仪器看到自己想看的任何电影。”
那么，“比赛结果”究竟是什么呢？从2003年开始，美国电影的票房收入每年大概都在95亿美元左右，而2005年仅DVD的销售就达到了150亿，比2004年上升了30%。DVD的发行种类也从1997年的1 500种上升到2005年的11 000种。沃尔玛超市是世界上最大的DVD销售商。
下一个大动作就是：通过卫星数字手段把电影直接输送到全世界接近110 000家电影院的大屏幕上。DVD也是娱乐分散化全球趋势，也就是说，从大众娱乐到大规模的个人娱乐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事实上，仅2003年一年，消费者所购买的家用DVD的价值就超过了144亿美元。这比他们花在电影院里的钱要多出几十亿美元。
美国消费者对DVD的大规模收藏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尽管DVD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家庭娱乐方式，但是它们缺少鲜明的内容和互动性。
最后，由于全球富裕程度的提高，中产阶级对于电子设备和娱乐的需求也迅速扩大，从而使得新技术迅速被市场所接受。中产阶级的这种需求非常强，它甚至推迟了不可避免的新的技术标准之战。在早期，标准就由政府来决定，虽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准确预测大量潜在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
现在，标准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因此，从大范围来讲，它只能由消费者来决定。这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全球性趋势。电影界谈论已久的技术与娱乐的结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步都会影响下一步的实施。
总之，这一过程必须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这样新技术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正逐步迈向高端媒体时代，市场将会最终决定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7. 摄影角色的转变
你可知道，那柠檬花开的地方？
暗绿的密叶中映着橘橙金黄，
怡荡的和风起自蔚蓝的天上，
还有那长春幽静和月柱轩昂——
你可知道吗？
那方啊！就是那方，
我心爱的人儿，我要与你同往！
歌德（Johann W. Goethe，1749—1832）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探索这个世界的视觉之美，比如通过画家的画笔或者勇敢的旅行者的生花妙笔。于是，马可·波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秘的中国，歌德把我们带进了他的故乡意大利。但是，由于受到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影响，这些画面与现实可能并不完全相符。后来，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真实地记录这个世界了。
电视的普及使得人们在卧室中就可以欣赏到遥远的国度和文化，但是摄影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它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
摄影就是发现的过程。我们不仅拍摄我们了解的事物，还拍摄我们不知道的。
莉赛特·莫德尔（Lisette Model），1901—1983年
莉赛特·莫德尔1901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威尼斯家庭中。她创造了一种直观的摄影方法，用自己的禄来福来反光照相机全身心地投入到摄影中。1958年，一组关于社会边缘人群的系列照片使她声名大噪。
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957—1960年，年轻的黛安娜·阿勃斯（Diane Arbus）正在位于纽约的新学院学习摄影。莉赛特·莫德尔正是她的老师。阿勃斯在中央公园西路富有的上流社会中长大，物质方面应有尽有。父母把她送进了纽约最好的进步学校。她对摄影的理解与老师莉赛特·莫德尔有异曲同工之妙：
拍摄糟糕的照片也很重要，因为这对你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它们可以拓宽你的视野。
黛安娜·阿勃斯（Diane Arbus），1923—1971
纽约的现代美术馆称她为“20世纪最有原创精神、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2005年3月到5月，现代美术馆举办了“黛安娜·阿勃斯：启示”展览。
在顶级摄影市场上，她的一张照片《双胞胎、玫瑰茄、新泽西》（Identical Twins, Roselle, New Jersey）在苏富比的最近一次拍卖中以478 400美元的高价售出。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86年拍摄的《马蹄莲》（Calla Lily）也在同一次拍卖中拍得了242 700美元。现在，七位数的价格对于这些作品来说已经成为惯例。1999年，曼·雷（Man Ray）的作品《玻璃眼泪》（Glass Tears）中为人们所知的6张照片中的一张更是以130万的天价售出，创下了当时单张照片售价的最高纪录。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对数码照片进行随意处理，这更使得这些老照片显得真实和宝贵。但是数码照片也相当有市场。1997年，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拍摄的巨幅照片在经过数码处理后卖出了613 000美元的高价，在同时代摄影家中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摄影是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才被纽约的现代美术馆所接受的。当1929年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创立这个美术馆的时候，他把建筑和摄影作为了视觉艺术文化的基础，使摄影成为美术馆的一分子。2004年，美术馆举办了一次时尚摄影展，以此来庆贺自己的首次大型时尚摄影展，但是它没有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次名为“时尚虚构”（Fashioning Fiction）的展览非常乏味且自命不凡。因为纽约现代美术馆和其他的博物馆在最近几十年中已经多次展出过充斥着索然乏味的作品和摄像的“当代艺术”展，这次展览的到来并不怎么合时宜。这毕竟是一个开始，虽然有人认为如果美术馆不是暂时搬到皇后馆（因为曼哈顿的主馆正在重新设计），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次展览。
2006年2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幅拍摄于1904年的照片卖出了292万美元的天价，刷新了有史以来单张照片售价的世界纪录。它就是由20世纪美国首位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创作的《池塘月光》（The Pond, Moonlight）。这样的一个价格表明人们至少下意识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视觉社会。
8. 美国美术馆的民主化
近年来，纽约市美术馆的人气比这座城市所有体育赛事的总和还要旺。美国博物馆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而且其中的许多都是大师之作。巨型艺术展览经常会刷新参观人数的最新纪录。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各个分馆正像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兴起，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弗兰克·格里所设计的位于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每年的参观的人数都会超过900 000人。其他的分馆分布在威尼斯、拉斯维加斯和柏林，而且，里约热内卢、中国香港、圣彼得堡、瓜哈拉哈拉的分馆也正在筹划当中。艺术圈里流传的一个笑话就是，最终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分馆将会比遍布大街小巷的麦当劳还要多。
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上流社会所追逐的时尚。就像埃玛·克里奇顿–米勒（Emma Crichton-Miller）在《金融时报》里所写的那样：
当代艺术既不是产品，也不是私人的文化娱乐，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用游艇、跑车或者赛马来显示自己时尚、富有和成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炫耀的是自己的艺术品收藏。让你出位的是格哈特·里希特的油画或者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的雕塑。艺术馆已经成为现在上流社会的中心。
金字塔顶
在当今的视觉世界中，美术品市场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游戏场，而且拍卖行卖出的画作与塑像的价格忠实地记录了“比赛结果”。这些作品的拍卖价格不断创造新高，而且新的世界纪录很快就会被打破。
2005年夏天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基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1906年所作的一幅妓女画像卖出了92万美元，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1886年的一幅风景画拍出了66万美元。在不久后的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又诞生了两项已故大师作品售价的世界纪录，两幅作品都来自以画威尼斯风景而闻名的意大利艺术家卡纳莱托（Canaletto）。第一幅画创作于1754年，卖出200万美元的天价，另外一幅《从巴尔比宫眺望大运河》（The Grand Canal from Palazzo Balbi）更卖出了326万美元，打破了刚刚由第一幅作品创造的世界纪录。
对于梵·高和毕加索作品的天价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比如，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Boy with a Pipe）在2004年以1 0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但是，随着供应的减少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会继续飙升。2006年6月，化妆品大亨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以1 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奥地利大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创作于1907年的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的肖像》（Adele Bloch-Bauer），又一次刷新了单幅画作售价的世界纪录。
总统奖章
我必须承认自己对于艺术有着狂热的爱好。我收集现代艺术作品的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有时我会说自己写书就是为了买艺术品，它们才是最真实的。对于艺术的热爱也让我麻烦不断。
当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喜欢在演讲中宣布大事件的约翰逊总统曾宣布过一个新计划：美国总统学者奖。由于我对艺术的兴趣，因此白宫方面请我选择一位雕塑家，在颁发给获得此项荣誉的学生的总统奖章上设计总统画像的雕刻。
于是，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给所有我认识的艺术家、艺术品商人和艺术评论家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他们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雅克·利普契兹（Jacques Lipchitz）。利普契兹当时居住在纽约，当我打电话请他为总统雕刻一幅画像时，他立刻很愉快地同意了。“非常荣幸。”他说。
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后来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当时是约翰逊总统的私人助理）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总统的素材，当然都是形象比较好的。我带着它们去了利普契兹，他打算先做一个初步的陶土雕塑。利普契兹又要求去面见总统，以便“为雕塑赋予生命”。我本以为这有点难度，但是白宫方面的消息说总统已经同意。
当时约好的见面时间是星期一，于是我在前一天到纽约把利普契兹接来，安置在白宫附近拉斐特公园对面的海亚当斯酒店。结果星期一我们在休息室等了好几个小时，却在最后被告知总统那天没有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天：去酒店接利普契兹，走到白宫，等待，再跋涉回酒店。当时已经80多岁的利普契兹一天比一天疲惫，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
终于，在星期五的晚上8点左右，我们被告知虽然总统仍然事务繁忙，但是我们可以在他批阅文件的时候进去旁观。一见到总统，利普契兹立刻变得活力四射，迅速地修改12英寸大的初步雕塑。约翰逊总统几乎根本没有留意我们。
在回酒店的路上，利普契兹因为见到总统而兴奋异常。“他真是一个强硬的人物。”他说。
一周之后，我去纽约带回了最终的雕塑。利普契兹刀下的总统果然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物。我们在白宫西翼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当时的白宫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中打开了它，当时还有办公室的几个其他人员在场。打开后，我们都被惊得瞠目结舌，最后詹金斯的一位助手打破了沉默：“总统看到这个雕塑的话，利普契兹就真的要有麻烦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总统十分不满，非常不满，但第一夫人为我们挽回了局面。她对总统说，如果拒绝利普契兹的雕塑，就会在艺术界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他们是总统的重要选民。虽然总统不懂艺术，但他懂政治，于是第一夫人的话奏效了。
在日益增长的视觉需求中拓展机会
全球化和不断发展的视觉艺术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自由国际艺术策划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策划越来越多的艺术展览。以往，艺术馆的馆长都是固定为某一个博物馆服务的，但是现在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摆脱了这种束缚，成为自由策划者，为全球每年的200多个艺术双年展服务，其中包括在约翰内斯堡、伊斯坦布尔、开罗、韩国光州、中国台北、横滨和上海（还有广州和深圳）等地的双年展。
颇受人们尊敬的艺术杂志《艺术与拍卖》（Art+Auction）十分推崇一位瑞士策划人——哈拉尔特·塞曼（Harald Szeemann），他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一位自由策划人，开创了进行大型艺术展览的商业模式。是他使在卡塞尔的文献展获得了新生，并且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开放”专题。成立于18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最早的双年展，宗旨是办成世界艺术品博览会，它于1896年举办了第一次展览。据《艺术与拍卖》报道，“开放”是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展览，“符合双年展的核心宗旨：突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展览形式（19世纪世界博览会的模式），重点培养年轻的不知名艺术家。”现在大部分参加巡回艺术展出的行家们都参加过几次双年展的前身——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出（20世纪80年代后的展出我只有两次没有参加），而它的化身们已经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
但是，不管双年展有多么频繁，它都不可能把所有的艺术品收纳进来。这样就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人去选择、安排展品。艺术策划人应运而生，而且我认为这一行业还有很大发展前途。就像互联网一样，由于当中的大量信息，文字编辑永远不会闲下来。
由企业赞助的展览越来越普遍，比如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由阿玛尼赞助的“摩托车艺术”展览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由香奈儿赞助的展览等。但是当2005年2月，瑞士联合银行的64件艺术作品在纽约现代美术馆新馆的顶层展览时，《纽约时报》的批评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a Smith）却抱怨说这是“对赞助企业的展品令人厌恶的迎合”。现在，这种抱怨已经很少能听到了，而且，事实上，瑞士联合银行的64件展品中的40件都是极品之作。企业也正在从购买艺术品向支持艺术品发展而转变。“大概10多年来，”佳士得公司美洲区主席马克·波特（Marc Porter）说：“美国公司在艺术品买卖市场上都不太活跃。它们的资金都投向了文化项目，而不是自己购买艺术品。”
波特的矛头指向了现在拥有20 000件艺术藏品的大通银行，它如此众多的收藏部分得益于2001年与收藏颇丰的J. P. 摩根的合并。现在它经常会赞助艺术展览，或者展出自己的藏品。
瑞士联合银行是世界上收藏最丰富的企业之一，它现在也开始专注于对艺术展览的赞助。现在，它在视觉艺术世界中收获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利益。
但是现在，许多公司仍然在购买艺术品，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它现在已经拥有50 000件藏品，是企业收藏者中的老大。负责收藏的弗里德黑尔姆·于特（Friedhelm Hutte）说，德意志银行购买艺术品的目的并不是投资，也不是扩大影响。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红利”，而且认为公司对年轻艺术家的支持是一种“社会责任”。
在美国，企业为社区艺术计划提供了大量支持，但欧洲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还很少，这也使得德意志银行显得更加突出。迈克尔·克莱因（Michael Klein）在成为微软的艺术策划人5年之后说：“我们用了5年时间、78 000封电子邮件、36 000封信件，收集到了1 455项艺术作品。”即使是在微软，生活也不仅仅是“010101”那么枯燥。
当初，克莱因通过了微软的一个艺术委员会的面试，而且“在面试中表现非常棒”，在委员会与克莱因发生分歧后，一位委员会成员郁闷地说。
“我给他们看了一幅我认为应该收藏的作品：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拍摄的一张照片，”克莱因回忆说，“一幅伟大的作品，而且价格不错。但有个人举起手来对我说，‘你不能把自己的审美观点强加到我们身上。’就这样，会议结束了。我告诉微软，要么委员会离开，要么我离开。结果微软希望我留下继续工作。我必须让它明白我是没有办法和一个委员会一起共同工作的。”
于是他留了下来，委员会被解散了。52岁的时候，克莱因成了闻名全国的企业艺术品收藏的负责人。他的能力的确非常出色，但这并不是他成功的唯一原因。当许多公司的艺术品收藏都在减少甚至消失的时候，微软却还在发展。“它当然会发展，”克莱因说，“自从我来了之后，这里新建了12座建筑。我的工作就是通过艺术使它们更加富有魅力。”
给世界上色
政治上的“颜色革命”
2005年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各地政局动荡的报道，大标题就是：“革命将会出现色彩化。”
我所提出的视觉社会的主题之一就是整个世界的色彩化。顺便提一件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几年前，《纽约时报》自己也迈向了色彩化——首次在新闻版面上使用彩色图片和照片，而且现在它的彩色版面做得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大大推进了颜色与激进的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成千上万身穿橙色服装的乌克兰人根本不需开口，就已经让人们了解到他们的立场。”彩通色彩研究所的总裁莱丽斯·伊斯曼（Leatrice Eiseman）评论说。
自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来，一直不断有新的颜色与某项事业联系起来。现在，许多政治运动仍然把自己的活动与不同的颜色联系起来。我记得的在现代社会中第一个用于活动的颜色是黄色，出现在支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的集会上。在伊拉克是紫色，因为投票人在投票的时候需要把他们的手指沾上紫色的墨水，因此它被用来表示自己已经在选举中投票。在伊朗，粉红代表反对，在白俄罗斯是蓝色，吉尔吉斯斯坦则用黄色和粉红两种颜色来表示反对。我们还知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在美国，现在也有了红色州和蓝色州的划分。
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卡伦·贝克威思（Karen Beckwith）巧妙地总结了颜色的力量：
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它是很难被打败的。政府总不能派人四处劝说或强制人们脱下自己的衣服。而且，政府也无法分辨究竟谁是组织者。颜色体现了不可思议的团结。人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甚至都不用任何标志。穿着某种颜色服装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彩色腕带
2004年5月，耐克生产了500万个“Livestrong”（顽强生存）腕带，以此来向成功战胜癌症并且连续第六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表达敬意。这些腕带以一美元的价格在全国销售，所得款项将会捐给阿姆斯特朗设立的一个抗癌基金会。耐克表示，迄今为止，售出的腕带已经超过了5 000万个。
阿姆斯特朗赢得了第六次环法自行车赛和2005年的第七次环法自行车赛。他的黄色腕带在这个视觉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中掀起了一次颜色狂潮。戴上这种黄色腕带，你就在告诉周围所有的人，你支持阿姆斯特朗和他抗击癌症的运动。
黄色腕带标志着你是阿姆斯特朗的支持者，而五彩腕带则告诉人们你支持海啸救援活动。希望“让贫困成为历史”的非政府组织则选择了白色作为腕带的颜色，这真的很有趣，因为他们的项目主要是针对以黑人为主的非洲的。体育领域也传染上了这种狂热。戴上一条印有“信任”的蓝色腕带就表明你是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小熊队去年一年卖出的彩色腕带就超过了900万个。
2005年夏，传达着各种各样信息的腕带遍布了美国的大街小巷。这种通过各种颜色的腕带来标志自己的信念的做法当然很好。从书面文字向视觉世界转化的过程中，所有的事物都会被分配上颜色的意义。
颜色管理
信息视觉化是信息管理中最热门的问题之一。为大量信息所累的公司正在利用视觉化系统来把数据图示化，在这一过程中，颜色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2005年7月7日，伦敦一家电信运营商T-Mobile的电话线路业务量激增，接线员屏幕上的警报已经升到了红色等级。不久，英国移动电话服务管理中心就了解到，伦敦以外城市的移动电话业务也出现了大幅增加。T-Mobile英国线路当天处理的电话业务量高达8 600万，预计每15分钟的短信数量更是达到50万条。由于T-Mobile采用了视觉显示系统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监视，因此它在电话业务服务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在处理越来越庞大的信息量时，T-Mobile和其他许多公司都在采用信息视觉化软件把电子表格和图表数据转换为更加直观的图示或者图解方式。这无疑是视觉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它所视觉化的是最重要的信息。T-Mobile的服务运营主管马丁·皮戈特（Martin Pigott）说：“人们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来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视觉化的。拥有过于庞大的信息量比过少的信息量还要糟糕。”
我在本章中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8种力量是如何推动我们走向视觉社会的。视觉优势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显性的，比如说艺术进入消费者世界的加速过程，也可能是人们意料之外的，比如人们阅读量的下降。不管怎样，“思维模式11：科技，始终源于人性”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你不仔细倾听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创新根本无从谈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上时代的节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足够的力量来改变它的节奏。
所应用的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1 很多事情变了，但大多数事情没有变：这并不是一个有你没我的世界，文字和图像是可以共存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书面文字将会被视觉表达代替，文字叙述也会被图解所代替。也就是说，视觉表达将会在与文字的竞争中占优势。我们所要应对的挑战就是确定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文字与视觉表达的最佳比例。
思维模式2 未来存在现实之中：当你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变化时，不要忘记寻找支持这一变化的其他证据。本章中讨论的8种力量就是一个例子，向大家演示了现实生活中的零碎片段如何形成一幅关于未来的新画面。推动趋势实现的因素的数量和支持它们的证据的数量可能不尽相同，但是请记住，绝对不要根据一个信号来下结论。
思维模式11 科技，始终源于人性：以科技为驱动的视觉冲击所带来的变化将会对你所处的事业环境和市场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由于这些变化，这些环境中什么将会得到加强？什么将会被削弱？什么将会被取代？
[1] 海外中餐馆在客人用完餐离开前向客人赠送一个叫幸运饼的东西，也就是fortune cookie，其实就是一种酥脆的鸡蛋饼干，里面是空的，夹着写着预言吉凶祸福或格言等的小纸条。——译者注
[2] 英语中“幸运”与“财富”为同一个单词：fortun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