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端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那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又出事儿啦？”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儿。”
“大家伙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用嘴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帐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儿，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费劲贴匿名帖儿？”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底生疼。法官离开弹子房的时候，还没有觉出清晨的阳光太刺眼。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正在那儿退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挡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退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了旅店的厨娘。按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可是今天才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前。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间屋，在公正之神他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头长条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写字台，还有一个书架，书上面积满尘土，另外还有一架打字机。在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胖胖的秃顶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
“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写字台上的灰尘。“要不把鼻子遮上点，准会得感冒，”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上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亲自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把抽屉一个个地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张。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一红一蓝两枝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阳光下法官此时此刻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这样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起来了。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栏杆外面走去，指着打字机接着说。他一面嘴里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栏杆上，举起掸子象枪似地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象美国西部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
“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刚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脑子嘣嘣直跳。秘书解下手绢，把掸子挂在门后边，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口不说了，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身体蜷缩在写字台上。
“您身体不大得劲吧？”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弹子房去拿一片镇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瓜儿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啥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退了。”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退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好鞋再来上班。”
逼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地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对秘书谈起过去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当时，整个整个的礼拜天都是在海边度过的，那些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儿不大灵便了，可是却越来越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钟楼打过一点，秘书显得不大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又说：“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象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天气热得他精疲力竭，他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个头儿。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面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象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竭力强撑着，又提出了匿名帖儿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呐，”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儿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了，”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在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儿，那个小镇在七天当中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下刨出来，携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了。
法官听到秘书讲述这件事，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
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在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猜破这些奇案。“我一次也没有搞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古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古典作家们发现了一条生活的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店登记留宿。登完记，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已经死在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这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以前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