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可通向完美的路径并不是人类在尊重需求阶段所面临的唯一选择。由于旧时的惯性，人类在这一必经的阶段上还可因其他标准的诱惑而走向另一个目标。比如前面已提到过的“以财富论英雄”的社会标准。这是一条以人类长期的贫困经历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化标准。它在贫困已成过去之后仍会继续发生作用，人们也会有意无意地来迎合这一标准。虽然这一标准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但在今天它的进步性正在日益剥落、有害性则在日渐显现。如果人们继续以此来获得尊重的话，那么与贫困时代为伍的那种劣根性就会得以强化，而与富裕为伍的先进文明则难以立足。
久而久之，一旦财富已达到无须他人羡慕和尊重、而当事人则意识到应放手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社会的灾难就可能降临了。
因为此时所释放出来的欲望或所要追求的自我实现很可能正是深埋于心底而未经驯化的劣根性，足够的钱财则成了让这种劣根性得以为所欲为的重要帮凶。
由上可见，尊重需求阶段是一个歧途并存的关键性阶段，社会推崇的内容不但引导着人们现在的努力方向，而且也决定着未来自我实现的内容。因此，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来看，确定什么样的尊重内容就很重要了。从此出发，任何有利于人类完美的行为都是值得提倡的，任何导向邪恶的行为都是应予反对的，至于那些并无明显违反、只是由于过去的惯性而保留下来的行为则可持宽容而任之的态度。只要提倡得力、反对鲜明，这种无碍大局的惯性行为就会逐渐弱化。
今天，社会中的不少人已进入了追求尊重的层次，因此通过提倡美德而完善社会行为的选择机制已是非常现实的任务了。
3.精神内涵的提升
如前所述，随着财富的日益充裕和更多人的远离贫困，能否及时地提升自己的知识和修养就成了影响个人及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这种提升需要优秀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在个人的消费构成中，文化消费的逐渐增加就成了一个合理的因素和标准。从美、日、韩等国的数据来看，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相当重要，并成为出口的主力军。当然比数量更为重要的就是文化消费的质量问题。
以什么样的文化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内涵，以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这同样是一个决定着能否将人们导向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这里则假定这一问已经解决，因此衡量合理与否的标准就是：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文化消费的比重是否在逐渐增加？
4.弱势群体的保护
合理的消费，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还应体现在对于弱势团体的保护上。因为弱势团体的消费也是社会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状况如何既影响着社会消费整体的质量，同时也反映着主流消费以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人们自身的完美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弱势团体的状况可从几个方面来影响或反映社会消费状况的合理性。一是弱势团体的无人救助反映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冷漠和自私。前面已经提及，富裕而冷漠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畸形消费性质的产物。二是对于贫困的放任自流势必导致整个消费环境的恶化。“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普遍提升，如果不能消除贫困、愚昧和邪恶，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也往往难成“正果”。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前面亦有过“防盗经济”的讨论，这些都说明了落后的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三是有人为生存所迫就可能“成就”另一部分人对于骄奢淫逸的需要。嫖娼为什么存在？原因之一就是有人为生活所迫或从小缺乏良好的教育而出卖了自己。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消费竟要以弱势团体的边缘化为代价或结果，那么这种消费，乃至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相反，如果弱势团体在经济上得以自立、在社会上得以自尊，那不但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良知的质量，同时也可以改进整个社会消费的文明背景，并且有利于杜绝那些邪恶的消费。
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吗？应该说并不很难。在我国人均收入已过一千美元的今天，只要制度更趋民主，政府定位准确，各界施以援手，这个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由全社会来共同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弱势团体也就是在提升每个人的消费质量，更是在保护整个社会的良心。
下面将重点讨论解决各种畸形消费、力求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
二、以全面的健康观来抵制不良习惯
现实中种种畸形消费的倾向，往往与当事人的不明事理有关。
无知而无畏。若能知道畸形消费的害处，尤其是对于当事人本身的危害，很多人也许就会有所收敛。健康的新概念指的是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以及社会适应上的良好状态。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健康的全面性，只有三方面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单有生理上的健康是不够的；二是三者间的因果联系，这是三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方面，任一方面的不足都可能引发其他方面的病态。从此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各种畸形消费的害处了。
1.慎待工作倦怠
像吸毒、嫖娼以及暴饮暴食之类行为的危害，今天的人们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对于工作性疲倦，人们的态度就会暧昧得多。一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勤奋工作、鞠躬尽瘁的行为视为美德。前些年，一些地方领导更是标新立异地向公务员提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口号。这类荒诞不经、又公然践踏人权的口号，自提出以来居然也无人提出非议，直到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思路之后才自动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就与一向视工作不休息为美德的传统有关。另一个原因恐怕与人们并不太清楚工作疲劳与寿命的关系有关。虽然人们也听说过积劳成疾、过劳致死的事例，但轮到自己身上时往往又会“犯糊涂”。尤其是中年人，年轻时有关疲劳的经验似乎还历历在目，并在此时起到了令人麻痹的作用：
“这种状况过去也碰到过，等忙完后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殊不知，年轻时与中年时已大不相同了。中年人的负担最重，上要养老，下要养小，本身又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段。但中年人的体质却已大不如前了，犹如农民带伤的扁担，虽然外面已有几层的缠裹作保护，使用时只要悠着点，再用几年也没有问题。但一旦用劲过大，便会“啪”地折断，此时就会回天乏力，再也没救了。近几年来，有关各条战线上的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时有所闻，人们在叹惜之余也需要反省那种“赚起钱来不要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即使是年轻人也不容大意。据北京心脑血管疾病研究所一项历时15年的追踪监测研究，脑梗塞、脑出血在35岁年龄组的发病率分别增加了136%和220%，原因除了遗传因素以外，年轻人的吸烟、饮酒、运动不足、精神紧张等不良生活方式也是重要的成因。而且心脑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的危害要比老年人大得多，25—34岁患者的病死率高达74.9%。这主要是因为老年患者已建立起了心脏的侧支循环，使心脏具有了一定的代偿能力，保证了部分供血。而年轻患者则没有建立侧支循环，一旦发生血管痉挛，极易导致缺血性梗死。此外，年轻人竞争激烈、精神经常高度紧张，更为冠状动脉痉挛的发生增添了危险。由此可见，普及有关工作疲倦以及如何应对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它会让人们重新评价那些“工作狂”、“挣钱狂”之类的行为，更加注意劳逸结合和善待生命。
2.费神亦伤体
忽视精神上的疾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将精神上的压抑、焦虑、狂暴等等状况简单地视为无碍健康的“思想情绪”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日见增多的焦虑和抑郁本身已是一种病态，它是工作压力及人际关系紧张下的产物，不但导致了精神状态的不佳，而且也可能引发生理上和人际关系上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自杀。
去年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谈话节目中，有一位大学生就谈到了“夜里忍不住地想跳楼”的切身经历。好在已从课堂上得知这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因而强制自己不睡、保持头脑的清醒，一直等到天亮便去医务室就诊，打了一针，症状便消失了。从中亦可看到精神疾病的严重性和普及常识的重要性。